自孟子道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千古名言，其刚正、博大的气魄深受历代文人仰慕。他们甚至化用这句话为名取字，时时激励自己，其中最知名者有唐代的孟浩然，还有元代的一位名臣兼文学大家——张养浩。

为吏清正简朴

张养浩，字希孟，他和他的家人把对孟子的崇敬之情都赋予这个名字中了。他并非生于什么豪门望族或者书香世家，不过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平民人家。祖上事迹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的祖父参过军，父亲经商有道，积累丰厚资产。张养浩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品德，《元史》就说他“幼有行义”。

年幼时，张养浩在路边捡到遗落的钱财，失主都已经走远了，他还是立刻追上去还给人家。十岁时，张养浩就已经废寝忘食地读书了，父母担心他太过用功会伤身体，便出言劝阻。他就假装听从，白天默默背诵读过的书，等到深夜家人都休息了，他再点灯偷偷苦读。

天分加上勤奋，张养浩早早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十六岁时，他写了一首《过舜词》，表达了对大舜孝行和上古淳风的向往。两年后，他登上珍珠泉畔的名胜白云楼，眺望苍茫浩渺的水波，突然心潮澎湃，文思亦随之喷涌而出。他挥笔创作了《白云楼赋》，吊古思今，写下“括万象于宏敞，飞四阿于鸿冥”等大气磅礴的句子。

很多人都认为元朝的读书人地位低下，张养浩却是因才学步入仕途生涯的奇人。他凭借《白云楼赋》，文名显耀缙绅间。山东按察使焦遂读过他的文章，立刻拍案叫绝，破格召见这位少年才子，并推举他做了东平学正[1]。几年后，张养浩入京城求仕，向平章政事不忽木献书，其文才又一次打动了伯乐，被推荐做了礼部令史，后进入御史台。

这时的张养浩并不算是做官。因元代官制的特点是由吏入官，即政府官员不由科举取士，而是从辅佐官员的基层胥吏中选拔，叫作“出职”。胥吏通常要等待很多年才能“熬”到出职。张养浩就在吏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做了十几年。有一天他生了病，不忽木亲自探望，望见其家徒四壁，不由感佩道：“这才是御史台真正的助手啊！”

终于在三十六岁那年，张养浩担任堂邑县令，完成了由吏入官的跨越，成为一名真正的朝廷官员。但他的官并不好当，堂邑县穷山恶水，官舍是个凶宅，乡里还有盗匪成群，恶霸横行，几任县令都无力改善。张养浩却抱着邪不胜正的正念，一到任就大大方方住进了凶宅。

为官刚正敢言

张养浩不仅住在凶宅中安稳无事，在县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三十多所供奉邪灵的祠堂。县衙原有旧盗初一、十五必须向官府报到的惯例，张养浩毅然废除这项管制，对手下说：“他们本是良民，因饥寒所迫才做了强盗。官府已经对他们施加了惩罚，如果还把他们看作强盗，就断绝了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旧盗纷纷喜极而泣，互相告诫：“毋负张公！”

虽为小小县尹，张养浩在任三年，除豪民、缓刑罚，让正气重回堂邑，深受百姓爱戴。哪怕他离任十年，堂邑县人仍为他立碑颂德。此外，张养浩有机会广泛接触底层官吏与百姓，对国家政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完成了《三事忠告》中的《牧民忠告》。他官声甚佳，很快就被召回京城，做监察御史，监督官员行为，评议朝政阙失。

朝堂风云变幻，张养浩再一次认真履行职责，写下《风宪忠告》，而且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他反对朝廷设立尚书省，直陈其弊，“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御史台的大臣将其奏疏抑而不报，他亦大声疾呼，“御史既言，却不呈报皇帝，要御史台有何用”！

当时的元武宗准备在南郊祭祀天地，临时称病派大臣代为主持。结果典礼上突然刮起大风，冻死了许多人。张养浩认为，这是因为皇帝找了不当的人代理祭祀，上天才降下灾害警示。

议政之余，张养浩仍在思考国家政务，洋洋洒洒写下一份万言书。他针砭时弊，痛陈当朝“十害”，分别是“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2]。出言恳切刚直，却因此得罪许多权贵，张养浩被革除官职，贬为平民。他担心祸及自身，便改名换姓逃遁出京。

第二年，倾慕汉文化的元仁宗即位，他爱惜张养浩之才德，重新召回重用，张养浩迎来政治生涯的黄金期。仁宗重开科考，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主持科举，他向皇帝建议，首开科举不宜过严，即使对落榜考生也要给予一定照顾。由此，张养浩为朝廷招致大批名士。这些名士登门拜谢，张养浩却避而不见，传话说：“诸位但思报效国家，何必感谢我？”

一心为民 逝于任上

第二次入朝为官，张养浩又先后担任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重要官职。位高权重的他，依然不改犯颜直谏的个性。元英宗时，皇帝想在宫里张灯结彩，欢度佳节。他就立刻上书：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民间尚且禁灯，朝廷更应谨慎遵守禁令。如果在宫中挂满花灯，玩乐事小，引发的忧患却很大，皇帝应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

英宗看过奏疏，先是大发雷霆，继而又高兴地说：“如果不是张希孟，绝不敢这么说。”不但取消放花灯的计划，更赏赐张养浩财帛，以表彰其正直不阿。然而就在那一年，张养浩突然辞官归隐，后来元朝皇帝六次征召，他都拒绝出仕。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彩灯事件而避祸保命，也有人说，那一年张父亲去世，张养浩是为了向父亲尽孝。

更深的原因，或许是他在官场浮沉数十年，看倦了政权更迭、党派斗争，如果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不如选择独善其身的归宿。但是在朝廷第七次征召时，张养浩终于同意，接受了陕西行台中丞的官职。这并不是他改变了初心，而是因为那一年陕西大旱，爆发了大饥荒，他是为了黎民百姓临危受命。

赴任前，张养浩变卖所有家产。他不顾年迈体弱，星夜兼程，于途中展开赈灾工作，遇饥者救济，遇死者下葬。经过华山时，张养浩在祠庙中泣拜祈雨，感动上天连着两日降下甘霖。到达任所后，他又在社坛祈祷，随即大雨如注，有三尺之深，令谷物自生，缓解了旱情。

通过了解民情，张养浩发现，当地百姓用纸钞换取米粮时，米商常因纸钞模糊而拒收，奸吏又借机舞弊，兑换的新钞币值不足，还常常拖欠，令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张养浩亲自清点钱库，为百姓发送代用券，用于买米，再令米商持代用券兑换新钞。他还上请朝廷实行纳粟补官，下率富民捐粮，费尽心力解救百姓困境。

从到陕西以来，张养浩一连四个月都住在官署，白天在外救济灾民，晚上就虔诚祈祷，一心为民毫不懈怠。每每念及受灾的百姓，他就忍不住抚胸痛哭，最终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逝于任上，享年六十岁。关中百姓听闻他的死讯，纷纷哀悼如同父母去世一样悲痛。文宗皇帝根据他一生的政绩与德行，为他追赠官爵，赐谥号“文忠”。

道德博闻曰文，虑国忘家为忠，“文忠”是古代仅次于“文正”的崇高谥号，也是古代文臣所向往的哀荣。历代名臣如颜真卿、苏轼、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等人，皆得赐此佳名，流芳后世。

张养浩从一名出身普通的儒生，终成为一代名臣，他的仕途也算是非常顺遂了。然而真实情况是，他一生跨越八朝皇帝，正处于元朝政局动荡之时；尽忠职守直言进谏，多次让自己处于风口浪尖的危险境地；不顾老迈之身七聘出仕，为赈灾济民而病逝。

他做官不为富贵荣华，只是出于忠君报国的理想以及爱民如子的仁心。张养浩学习孟子，涵养一身正气，而文如其人，他笔下的诗文同样气势澎湃，充溢于天地之间。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儒家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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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学正是古代文官官职名，是基层官员编制之一，元朝的国子监、礼部、行省与各级路、州、县的学官都可称学正。
[2]十害的大意是：对宠臣赏赐太重、责罚太少、滥封官爵、监督不力，朝廷的土木工程太多，役使民力太频繁，官员投机取巧的太多，社会风气太奢靡，异教人士太骄横，挑选宰相的标准太宽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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