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10月09日讯】虽然中共历来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党，但“中央”如何“领导”却是靠潜规则、说不出口的，党章中的规定都是大而化之、华而不实的，靠历代党魁个人心里琢磨、自己领会了。这次五中全会，竟要审议、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表明习当局要把历来的潜规则文字化、制度化、公开化了，这固可称为共产专政的精致化（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一词尚不足以概描述，故笔者径直采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专政”一词），但更可视作共产专政脆弱垂死的表征，和习近平生死一线的无力感。

我们可以先来看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赫鲁晓夫。1956年早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抨击了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是一个历史性大转折，引发了第一次退党大潮，标志着席卷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坡了。

这对毛泽东和中共刺激极大，抓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文革中的一句经典口号。之后，“赫鲁晓夫”也同样成为邓小平、江泽民等等的心病，因为身负大冤案（前者是六四大屠杀，后者是迫害法轮功），都深怕翻案。习近平作为接盘者，心里也是忌讳颇深，如果自己不去平反历史冤案，难道政治对手也绝不去做吗？如果政治对手可能会做，那自己身边不也睡着个“赫鲁晓夫”吗？

习近平的13-23岁，都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情结”和“文革烙印”都很深，“赫鲁晓夫”对习来说是个反面角色，自己是万难肯当的。（当然，今非昔比，历史对当今习近平的要求可不是当“赫鲁晓夫”，而是当“戈尔巴乔夫”。但是，如果习连“赫鲁晓夫”都不肯当，又怎么愿意去当“戈尔巴乔夫”呢？）

此外，赫鲁晓夫的下台方式也让习引为警戒。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下台危机，是在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大致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无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级）里的元老派发起了一场反对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要求撤销赫氏的一切领导职务。在三天的激烈争论中，主席团不少成员站到元老派一边，形成了多数。但赫氏和支持赫氏的主席团成员坚决反抗，力主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元老派极力抵制召开全会。在这期间，在朱可夫元帅的鼎力支持下（4个月后，朱可夫也被赫鲁晓夫搞下台），让军方背景的中央委员们闯入会议室以武力胁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并派遣军机一夜之间将散布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他的对手们哀叹：“今天来的是将军，明天来的就是坦克了。”元老派被迫同意召开了中央全会（6月22日至29日历时8天，共举行12次全体会议），赫氏转败为胜，打败了元老派，宣布他们是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下台危机化险为夷，但幸运只眷顾他一次。1964年10月11日至14日，精心准备已久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让赫鲁晓夫下台（在这期间，赫鲁晓夫被隔离），几乎所有成员都站在了勃列日涅夫的一边，对赫鲁晓夫几乎人人都毫不留情地对他口诛笔伐，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上一句话。赫鲁晓夫想要召开中央全会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被迫妥协。尤其令人深思的是，相比于1957年的那场政变，1964年这一次，赫鲁晓夫面对的对手其实要弱得多，而他一手扶持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尼等人都成了这次“倒戈”的主要策划者。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习只有11岁，当时应无多大印象。但是，1989年苏联“8-19事件”这场未遂政变，又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重大事变，36岁的习近平应该思索颇深。对共产党政治的险恶，应是心有余悸的。

习上台后，一再提“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其实也包含着他对权力的掌控这个维度。政治搏杀的残酷，习是亲历的、备尝的。

习不是毛泽东、邓小平之类的强人，也没有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可以让他混日子的环境，因此，习对权力掌控的敏感和欲望自然是极端强烈的。

习对于中共核心领导层（政治局常委、委员），已有三个控制动作，包括2015年创设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和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五大机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汇报及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19大后第一时间创设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可参见笔者“人民领袖”捧杀习近平？）

另就“习家军”势力而言，在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一级，习只有栗战书一个跟班，李克强、汪洋属于泛团派，江派实有王沪宁、赵乐际、韩正3人（色彩强弱不一），虽是少数，但习有“核心”之威，与其他常委不是平行关系，而有上下之别，因此，习尚不怕有人公开挑战。

在政治局委员一级（25人），“习家军”占多数。中央书记处7人，其中政治局常委1人，政治局委员5人，仅 1人为中央委员（尤权）。中央军委两名副主席都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是权力中枢，就各派系人数对比而言，习尚无虞。

但是，对于中央委员会，习还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4名、候补委员172名，人数庞大，其中“习家军”属少数。

19大新一届班子出来后，港媒称习家军是“新四军”，包括“之江新军”（以重庆书记陈敏尔、上海书记李强等等为代表的浙江出身干部）、“闽江新军”（以中组部长陈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等为代表的福建官员）、“新西北军”（以栗战书、广东书记李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等为代表的与习近平有同乡之谊和家族渊源的陕甘干部）、和“浦江新军”（意指被收编的“上海帮”）。

此外，习还提拔“大军工系”官员。今年9月1日，浙江省长袁家军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天津市长张国清接任辽宁省委书记，这两人都是“军工系”出身。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刚卸任的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广东省长马兴瑞、湖南省长许达哲等等，也是。

习也在收编“政法系”人马。笔者“习近平开始重用政法系？”一文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虽然如此，“习家军”还是人丁不旺，用人捉肘见襟。今年突然启用已经退居二线的骆惠宁和夏宝龙就是明证（详见笔者“习近平何人可用？”一文）。

因此，从确保权力掌控角度看，为中央委员会立规矩，就是习的当务之急了，要坚决杜绝这样一种可能性：有人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来反习。赫鲁晓夫下台方式对习具有正反双重含义。

习当局称：“《条例》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冠冕堂皇的语句背后，一片忧心、苦心。

《条例》虽然制订出来了，通过应不是问题；但是，在空前的亡党危机中，习的接班人问题和对习追责问题这两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这又岂能是一纸文件所能消弭得呢？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