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10月16日讯】

前言

“浮生六记”只能算是清朝的一部“自传体小品文”，在中华文化中确实没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但是作者沈复（三白）在书中，细腻地写“活”了一个“芸娘”，让这薄薄的一本自传，广受后世芸芸大众之喜爱。沈复平铺直叙的笔调，也成为众多“非典型”业余作家奉之为圭臬的写作方式。

清末民初时，这没有版权的“浮生六记”被大量“盗”印，原来只剩“四记”的残本，还遭后人冒名拼凑成“六记”，风行一时。诚如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林语堂所言，在沈复的笔下，芸娘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可爱的女人”，随着“浮生六记”之广泛流传，“芸娘”也逐渐成为亿万中国男人“梦寐以求”之典型枕边人。

我这“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得由我在台北读建国中学高三的日子讲起，因为那一年我与父亲共处一室，而且第一次读“浮生六记”也是那年瞒着父亲偷偷读的，以我有限的文言文程度，当时是用“生吞活剥”之方式读完这本“禁书”的，所以我对芸娘之最初印象，只觉得她是“傻姑娘”一个。

当然，“浮生六记”怎会算是“禁书”，后来发现街上大、小书店都公开贩售，只是那时父亲不让我读而已，是被他老人家列为我的“禁书”的。

住在“三军联大”的那一年

这辈子与父亲虽然结的是父子缘，但是聚少离多，那是因为他是职业军人，驻地经常会变动，家眷们不可能随时跟着部队走。不过在我六岁到十二岁之间，父亲曾任职于台湾南部（高雄县凤山镇）的各军事单位（非野战部队），我们全家总算是安定地团聚了六年，住在与黄埔军校隔邻的眷村（黄埔新村）中。但是在我小学尚未毕业时，父亲被调到台北市上班，所以他只好住在各工作单位的宿舍里（包括设在总统府内的宿舍），每个月才回南部的家两天而已。

读高三那年（1963年到64年），我由高雄中学转到台北市的建国中学，家中经济不宽裕，在外吃、住都是问题，好在那时父亲已离开总统府内的单位，住在台北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区内的一栋独立军官宿舍中，那儿的“门禁”没有总统府那么森严，我得以在他那间约六坪大小的房间里搭起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住下。母亲远在凤山，所以我的“民生问题”就由三军联大的厨房帮忙解决，但是我通常是赶不及他们六点钟晚饭时间的，厨房工作人员会预备一个便当，让我父亲带回宿舍给我吃。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八岁那年，居然还有机会与父亲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达九个月之久，也算是难得吧！之后，我于1964年去台南读大学，68年毕业后去马祖前线服兵役，69年来美国读研究所，毕业后滞美未归。这么一算，我们这辈子的“父子缘”，只有不到八年的时间是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的，委实嫌短了一些。

既然名为“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内教职员与学员就分属陆、海、空三军，我父亲的职务是教育长，下面有三位副教育长（少将官阶）辅佐他，分别代表他们各自的军种。之所以会提到他们，是因为在那栋独立的军官宿舍中，除了一间共用的浴厕与小会客厅之外，还有四间卧室，分别给他们四位将军使用，三位副教育长与我父亲一样，眷舍都不在台北。

以现在的生活标准而言，这“高级军官”的宿舍是十分简陋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小小会客厅中的那台十四吋大同牌黑白电视机，那也是我此生第一次有机会看电视。那是1963年，可能是因为台湾南部当时还没有电视台，或是我父母无钱购置，总而言之，我们在凤山的眷舍中是没有电视机的。

这军官宿舍离“三军联大”之校门不远，几乎与校区之“福利社”为紧邻，我被父亲郑重告诫，除“福利社”外，不得在校内其他地区“乱逛”，因为这是军事管制区，列为高度机密的“衡山指挥所”，其入口就在离我们宿舍不足一公里之处。

不是要讲与“浮生六记”相关的故事吗？为何扯出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来呢？请稍安勿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简介同宿舍的将军们

代表陆军的副教育长应该是由师长、副军长或战斗单位副司令任内调来的，他的姓名我忘了，主要原因是他鲜少住在军官宿舍，与我互动不多。他的家眷虽然不在台北，但是可能有近亲住台北，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亲戚家中通勤。

代表海军的副教育长是白树绵将军，由舰队指挥官任上调来。1944年盟军在诺曼地登陆时，他正好与其他二十位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在英国接受密训，6月6日当天，他们分别在数艘英国军舰上实习，所以在各军舰以猛烈炮火掩护登陆之盟军陆军与陆战队时，他们都在舰上亲身观战。这段史实在中华民国海军军史上有详文记载的，在诺曼地登陆战中，总共有二十一位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在现场，不过都是在危险性较小的英国军舰上。

抗战胜利后，白将军奉派去日本接收日本海军的八艘一千五百吨级轻驱逐舰（返国后编为阳字号军舰），是八位第一批日制阳字号军舰的舰长之一。阳字号军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军得以掌握台海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白将军在卸任三军联大副教育长之后，担任海军军史上的第十任海军官校校长，同时晋升中将。白将军的眷舍在高雄左营，每逢周末都会回南部。当时的海军总部就在大直，白将军在附近显然有不少朋友，几乎每晚都有应酬，不常在宿舍。

代表空军的副教育长是蔡名永将军（中央航校五期），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战功彪炳，也是少数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空军英雄之一。他是在空军作战副司令之任上调来的。我父亲退休时，他曾代理教育长一职，日后他还担任过国防部次长，最后是在空军中将副总司令任内退休的。

三位副教育长都比我父亲年轻大约十岁，各有不少战场经验，他们也显然工作得十分积极，加上我父亲是出名的工作狂，所以当每晚我关起房门念书时，常听见他们在客厅里用一些我不懂的术语大声谈论“公事”。三军联大是训练在三军联合作战时，各指挥官如何配合着其他军种作战。你用膝盖也想得到，只有“登陆战”时才会需要三军联合作战，当年我们国军不是要“反攻大陆”吗？这第一仗必然是登陆战，是需要三军“联合作战”的，部分国军指挥官当时欠缺联合作战之“素养”，这“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就是培训他们战术、战技之教育单位，受训期一年。

三军联大学员们结训前的“毕业旅行”，必定是全员出国，到美军在东南亚的众多基地之一，去观摩美军的年度登陆演习。我父亲在联大任教育长约五年，大概是因为英语流利，那些年都由他担任观摩总领队的。

三位副教育长中，我与蔡名永将军之互动最为密切，“交情”也最好，那是因为我自幼就是“空军迷”，长期订阅“中国之空军”月刊，懂得不少空军术语，与他闲聊空军典故时，完全没有“障碍”。

823炮战其间，国共双方的海、空军也曾激烈交锋过。有那么一次的台湾海峡空战中，国军的军刀机首度使用响尾蛇飞弹，在空战中一举击落14架老共的米格十七战斗机。蔡将军在闲聊时告诉我，那是全世界有空战史以来，第一次在缠斗战术中使用飞弹，也是那场空战国军大获全胜之主要因素，吓得共军米格机有好几个星期不敢飞进台湾海峡。台海风云紧急时期，蔡将军正担任某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长（与陆军的师长衔相当），是空军的第一线指挥官之一，此言显然属实。

所以，美军是藉台海空战之“便”，加上当时国军之大幅空中优势，印证了响尾蛇飞弹之威力，也规范了全世界日后之空战“格式”。当然，“追热”式之响尾蛇飞弹还算是近距离空战武器，今日之空战格式早已进化到在几十浬的视距之外，用中程空对空雷达导引之飞弹来决胜负啦。

白将军、蔡将军等，与我父亲一样，都是亲眼见到日本在中国毫无忌惮地挑衅肆虐（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比国民政府对日全面宣战的1937年要早六年），激于义愤，投笔从戎，终生无怨无悔。

关于我父亲如何徒步走去黄埔岛从军的事，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提过。蔡将军与我闲聊时，也曾告诉过我他投身军旅的经过与一些趣事。那年他才高中毕业，瞒着家人去考航校，所有学科、术科与航空体检都已通过，唯独体重差了那么一丁点儿，医官悄悄地告诉他，出去喝两大杯水再回来量，果然“灌水”之后，往磅秤上一站，体重计之量臂得以勉强显示水平，皆大欢喜。若是没有那航医网开一面，国军将当场损失一员日后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空军战将。我的前辈如同蔡将军一般，秉持民族大义而投身空军捍卫领空的青年，比比皆是，可惜绝大部分的早期战斗机飞行员，都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捐躯了。

今日在台湾，“保家卫国”已经成为空洞的口号，青年们视“服兵役”为畏途，某政治人物甚至于将“逃兵役”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宣扬。随着征兵制被“改革”为募兵制，常备兵员显然将会不足，战事若起，国军该如何面对有十倍兵员数量，与武器优势（包括核子武器）的共军呢？想起来实在让我忧心。

当年劳苦功高的众多三军将士们，皆已作古。前人植树，后人始得以乘凉，我成长于眷村，自然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国之所以屹立，无疑是这些先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许多眷村子弟特有之冒险犯难精神，也是承继于其先人，所以我一辈子都以身为“军眷”为荣。

一甲子前的那出电视平剧“盗御马”

与蔡将军有“忘年之交”，还有另一个因素，因为我是我那辈份中少有的“戏迷”── 平剧（京戏）是也。

前面提过，宿舍里的那台十四吋大同黑白电视机，让我此生第一次有机会看电视。刚住进父亲的宿舍时，建中尚未开学，所以我每晚“盯”在这“新奇的”玩意儿前至少四小时，当时唯一的频道是台视，每天只播六小时节目，由晚上六时开播，直到午夜。或许是当年“时尚”之一，台视每隔一周会放映一出完整的平剧，为公平起见，由几个平剧团轮流担纲，还大致记得代表陆海空三军的，分别是“陆光”“海光”与“大鹏”，当然还有其他的平剧团，事隔久远，我已忘记名字啦。

有一晚，海、空军的两位副教育长与我父亲都在宿舍里，我们“三大一小”也已盥洗完毕，都穿着简便的衣服（天气溽热，没有空调），围坐电视机前，准备看完平剧后“就寝”。那晚演出的剧码是“连环套”，也有人之名为“盗御马”，就是演那侠客窦尔敦盗御马的故事。

不是“盖”你，这“盗御马”是我自幼（还不到十二岁）就已耳熟能详的戏码之一，那是因为我父亲与几位与他同样爱好平剧的朋友（包括二军团的司令刘安祺、副司令袁朴与参谋长卢福宁等，有时高雄海关的副总税务司刘冥章也闻风而至），再加上母亲的一位表弟（我的表舅范如仲，也是戏迷，那时还住在我们家里），周末时，他们就在客厅里“排演”起来。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的这种周末的“以戏会友”，其实与咱们现在的卡拉OK性质相当，都是以“唱”来松弛紧张的日常生活。孩子们听“大人们”扯着喉咙唱同一个戏码，听多了也就会跟着哼，不是吗？小时候心无杂念，记性就会好一些，这些平剧唱腔就在我脑袋里留了一辈子，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随着剧情之进展，电视机里的“窦尔敦”开始吼出“盗御马”的主调之一；

“窦尔敦，在绿（音“鹿”）林，谁不‧‧景‧‧仰”。

我忍不住接下去低声地跟着哼下一段；

“河间府，为寨主‧‧‧‧”。

蔡将军大概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转头盯着我看，用手指着我问我父亲；“他‧‧是谁教的？”

父亲还没来得及回应，我已开始得意地、大声跟着哼下一段；

“黄三泰，老匹夫‧‧‧‧”。这会儿，连白将军都傻眼啦。

“没人教他，看多了，听多了，是自己模仿的”。父亲笑逐颜开地回答，也显得有点儿得意。这之前，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虽然不多，但是这出“盗御马”确实是他最爱听、爱哼的几出戏之一，我小时候可是听得多啦，偶尔跟着他哼个几句，是理所当然的。

蔡将军大概是想知道我到底对平剧了解多少，当着我父亲的面“考”我；

“你以前现场看过这出戏，是吧？那我问你，窦尔敦的脸谱是以什么为主色？”那台黑白电视机是看不出脸谱颜色的。

“蓝色。”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传统平剧中，通常是以红色脸谱代表忠勇（例如关公），蓝色脸谱代表侠义（例如窦尔敦），黑色脸谱代表正直（例如包公），白色脸谱代表奸诈（例如曹操），这是一般平剧观众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哦，其实曹操没有那么糟，至少不像毛泽东那般坏到骨子里，呃，纸短“话”长，这儿就不再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

听到我的回答，父亲可得意啰，还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因为我的这丁点儿的平剧知识，确实是他老人家传授的。

蔡将军与白将军互望一眼，微笑着轻轻地摆头，颇表惊喜之态。因为那时与我同“辈份”的青少年族，喜爱平剧的还真不多。

事隔不到两周，建中开学了，父亲觉得我每晚在电视机前“浪费”了太多时间，对即将来临的“大专联招”肯定有负面影响，所以常把我“赶”回房去念书，经我“强力”抗议，加上与我“相处甚笃”的蔡将军说项，我被允许在新闻报导之外，还可以看“平剧”与歌唱节目的“群星会”，因为它们不像电视剧一样，有可能会让我看得“伤脑筋”。

父亲与蔡将军不同军种，交往之朋友也不一样，两人同时在晚间外出之机遇为零，经我父亲之恳托，晚上他若是有应酬时，就由蔡将军执行“监督”我的任务，而蔡将军也会不茍言笑地严格执行，每当我需要穿越客厅去洗手间时，若是在客厅里“好奇地”停下脚步稍久，他会干咳两声以“示警”。

你可想而知，被关在房里强迫念书，是多无聊透顶的事，所以当父亲出门后，我自然而然地会想换换“口味”。但是高三那年升学压力非常大，我热爱的武侠小说都得“暂停”，只好在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些“杂书”来看，消磨无聊的时间。

父亲书架上的那本“浮生六记”

父亲的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与一桌一椅之外，就是几个大书架，挤得满满的是各类中外兵书、史书，除了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经典史书与兵学书籍之外，就是一堆国防部发行的战史（由北伐、抗战、剿匪到台海各战役）纪录，这大概是他的“职业所需”吧！

当然，他也有一排“杂书”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等中国传统经典小说放在书架上。至于我在“鞋子所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提到，那本老总统（蒋中正）亲手交给他的基督教灵修书“荒漠甘泉”，则是被放在案头，因为那是他每日必读的“日课”。至于父亲根本不是基督徒，为何要“虔诚”地去读基督教的灵修书，我已在那篇文章中约略提及，以后会专门写一段“补充说明”吧！那段故事也彰显出老总统在那看似严谨的表面下，所自然流出的，对下属之慈祥与关怀的另一面。

我住进来后，房内仅有的一桌一椅就被我给“霸占”啦。其实那也是因为我父亲的坚持，认为下面这九个月的时间对我而言是“前途攸关”的，得要埋头“好好用功念书”才行，当年，若是在大专联招考试中没有考得到高分，不能分发到理想的学校与科系，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呃，“喀差”啦。

父亲晚上出门，多半是去打桥牌，他的搭挡正是他在黄埔军校六期的同学龚愚（字乐愚）将军，他俩不但是黄埔同学，还是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前后期同学（我父亲比龚将军早一年去英国），尤有甚者，他俩曾两度在同一军事单位任正副主管，所以一向情同手足，我母亲常笑他俩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尤其是桥牌搭挡必须灵感一致，默契十足才行。有时候，待我如子的龚伯母周青兰女士会在周末做一桌子“家常菜”，招待我们父子俩大快朵颐。哦，龚伯母是名厨，她老人家做的所谓“家常菜”，可也是精致非凡的。龚伯伯与我父亲饭后一定会摊出扑克牌来复习“叫牌”，耳濡目染之下，我日后也迷上了桥牌。他俩的桥艺在军界颇有名声，常邀他俩打桥牌的居然有俞大维、胡宗南等政、军界闻人。

每逢周末，学校伙房休息，若是父亲也出去应酬，我的“民生”问题还是得要解决的，不过那时他会“宽松地”给我十块零用钱，让我自行作主。

其实解决我的“民生”问题很简单，步出大直三军联大的校门后，在到实践家专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眷村（东园、西园）夹在中间，有眷村就有“眷村小吃”店，只要花五块钱就可以吃一大碗麻辣牛肉面，其滋味绝不下于咱们黄埔新村“桥头堡牛肉面馆”的招牌五香牛肉面。

大直的小吃馆旁边就是间租书店，里面充斥着大批武侠小说，我不敢租这些父亲口中的“杂书”，万一被父亲逮到，就得，呃，“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剩下来的钱就常被我买些五香花生米与蜜饯等小零食带回宿舍，还是很“爽”的啦！

回到父亲在三军联大的宿舍后，当然不必“假认真”地读大专联招的参考书，环顾斗室四周，感觉是住在书城中，乃开始浏览架上的书，中国传统经典小说大都已看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兵书，会让我看得一头雾水，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剿匪”战史上。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对国共内战的“常识”，会略高于一般人，绝不是偶然的，它确是日积月累而来的，别的不提，我现在的藏书中，就有不少这类刊物。

若是有人要问我，那些国共内战中最知名的“孟良崮”、“徐蚌”、“四平街”、“宜川”等关键“剿匪”战役，为何总是以国军惨败为收场，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当年自国防部以降的各军事单位中，充斥着无数共谍，所以连国防部主管军队调度的“作战次长”都是共谍时，国共内战胜负早已定案。

国军在这几场关键战役打了大败仗，对军心、民心之影响都十分钜大，“兵败”后气势一定如“山倒”，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不就是充斥了一堆这些令后世读者扼腕叹息的“故事”吗？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题，就此打住吧！

话说被父亲“放单”几次后，被我“发现”了书架上有一本薄薄的平装书，被不起眼地夹在那些精装版的中国传统经典小说之中，拿出来随便一翻，不得了，里面被父亲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地圈点过，还加上他的亲笔眉批，显然与那本放在案头的基督教灵修书“荒漠甘泉”一样，都被他仔细研读过。

喔，你可能要问我那“红蓝铅笔”是啥玩意儿，那是已绝迹的文具之一，一头蓝一头红的铅笔，其功能有如现在我们标“重点”用的Highlighter（多半是淡黄色），在文具店早已“绝迹”啰！

这本被父亲用红蓝铅笔仔细圈点过的书，正是那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记”。

蔡将军打的“小报告”

我发现这本“浮生六记”的那天晚上，正好电视上要演一出平剧，才翻了没几页，就听到蔡将军在敲我房门，好意地提醒我平剧即将登场，“浮生六记”就被我不经意地带了出来，书也没合拢，就近放在茶几上。

电视广告期间，蔡将军那飞行员特有的好视力，一眼就瞄见那本被红蓝铅笔圈点过的“书”，以为是我的什么参考书，顺手拿起来翻了几页，忍不住问我∶

“咦，大专联招什么时候开始要考起浮生六记来啦？”八成是看到那书上有被“研读”过的圈点。

“不是的，这是我父亲的书，被我闲极无聊地摸出来看。”我据实以告。

“你看得懂吗？”蔡将军显然也看过。

我当时的确在想，不过是表姐（芸娘）藏了几碟小菜给表弟（沈复）当宵夜吃，有必要诉诸于文字，如此这般地昭告于世吗？

“文字看得懂，但这书讲的都是太琐碎的事情，没啥意思。”我心想，那时在中央副刊连载，卧龙生写的武侠小说“玉钗盟”，要比这精彩太多啦！

哦，看倌您不记得啦？“玉钗盟”的主角徐元平潜入少林寺，想要盗取“达摩易筋经”练功时，被正在闭关打坐的慧空大师逮个正着，结果慧空被他“为父复仇”的故事所感动，乃将自己一身功力以“佛门开顶”方式，转移到徐元平身上，让徐元平从此凭空成为“大侠”，日后得报杀父之仇。以我当时之年龄，“玉钗盟”的故事当然要比“浮生六记”精彩得多啦！

“这书很‘费神’的，以你的年纪不适宜看这种书。”蔡将军有点儿不以为然。

父亲回来后，蔡将军显然打了我的“小报告”，所以，这本“浮生六记”数日内就从书架上“失踪”，八成被父亲“藏”在他校本部的办公室里，那儿戒备森严，可不是我能自由进出的。蔡将军把我当子侄看待，所作所为也都是关心我，我现在当然不是在“清算”他，事实上，一甲子后我还怀念与他相处的日子，也感谢他亦师亦友的教诲，他更是我毕生衷心崇拜的真英雄。

父亲若是没有慎重其事地将“浮生六记”藏起来，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反叛”，执意要去找这本“禁书”来看，全是好奇心所致也。

重庆南路的书店里读“浮生六记”

在讲我第一次因好奇心驱使下，如何四处寻找“浮生六记”之前，我得要先讲一小段我当年在建中的日子。

老实说，由高雄转到台北来念书，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周遭一切都新奇，尤其是那条以重庆南路为名的“书店街”。

在建中那一年，我每天一大早就得从大直搭第17路公车到台北火车站，然后转0南、3路或是5路公车去位于南海学园的建中校区，放学回家时自然是反其向而行，只是放学的时段公车要排长龙，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道也拥塞不堪，那去台北火车站直线距离只有约三、四公里的路，得耗时至少半小时。

我在校门口排队等公车的耐心有限，所以常徒步北上，直接穿越当年所谓的“南海学园”与总统府前广场，沿重庆南路到火车站搭17路公车。

那年头重庆南路的书店栉比鳞次，由总统府前直到火车站，少说也有二、三十家，我自小就爱逛书店，经常进了店就会一头栽进书堆里，无法自拔。这“恶习”都是拜我父亲所赐。他老人家常带我们兄弟俩逛书店，而且在书店一站就是两小时，空手而返的机会几乎是零，家中的杂志与各类丛书，都是他用“私房钱”买的。

哦，父亲每个月的薪水袋都原封不动地交给我母亲作家用，哪儿来的“私房钱”？那是他老人家投稿所赚的稿费，加上偶尔会有“英翻中”的酬劳收入（与外国电影有关）。看过我众多文稿的读者或许会问∶“咦，你父亲不是‘将军’吗？哪儿会‘沦落’到有时间去搞这些‘外务’呢？”抱歉，纸短“故事”长，一不小心又会被我扯出上万个字来，还是以后再写罢。

言归正传，我第一次读完“浮生六记”，是放学返家途中，在重庆南路的书店里看的。“浮生六记”原版是文言文，拜各级学校国文老师与课本之赐，我看懂至少九成以上。不过老实说，我当时也确实是“囫囵吞枣”，年纪太轻自然不可能理解何谓“闺房”之乐（这应该就是当年父亲不让我看的主因），衣食无忧无虑时又何能体会“坎坷”之愁？沈三白与芸娘之间的细腻互动，岂是十八岁的我所能轻易体会的。下意识中没有觉得沈三白是在“唠叨”，或是“无病呻吟”就已不错啦。

“浮生六记”随着我到新大陆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在台南苦读了四年，终于拿了个电机工程学位，在那四年繁忙的课业中，“浮生六记”早就被我抛诸脑后。直到1968年毕业后，在花莲机场的空军防空炮兵205营服兵役时，有一天在花莲市区闲逛，在一间书店里看到一桌子堆积如山的廉价促销书，被我发现有一本封面已有些破损的“浮生六记”，好像只要不到一碗牛肉面的价钱（五块台币），脑袋里忽然想起，它原是父亲不让我看的“禁书”，乃掏腰包买下，回营后才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情窦初开之年，终于发现它文字中的“微妙”处，真有些爱不释手，心想，难怪它被父亲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过，果然是好书一本。

这本“浮生六记”在1969年元月，随我到了马祖前线，是年八月底去美国时，它也是放在我皮箱中的少数中文书籍之一。

1970年暑期去纽约打工，林语堂大师的两集“无所不谈”，加上语堂大师也热爱的“浮生六记”，都被我随身带着，在长途巴士上消磨时间用。我记得清楚，当我在路上读“坎坷记愁”时，还为沈复之悲惨际遇，难过得湿了眼眶呢！

打完工后，由纽约坐巴士回密西西比州途中，路经亚特兰大转车时，“浮生六记”不幸被我糊里糊涂地遗忘在座前的袋子里，心中懊恼不已。所幸而那两集“无所不谈”至今仍在书架上，陪了我半个多世纪的异域岁月。

事隔约三十年（2002年），因事回到台北市，逛了几间规模不算太小的书店，居然都找不到“浮生六记”啦。有位较热心的经理，建议我去旧书摊找找看，但是台北市的街景早已变了样，西门町的“中华商场”也无影无踪，那儿原本倒是有几间旧书摊的，这会儿人生地不熟，我去那儿找旧书摊？哦，以前专门放映三、四轮电影的西门町“红楼剧场”居然还在，那儿可是我这穷学生当年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日后在旧金山的老华埠书店闲逛，倒是见到过一本简体字版的“浮生六记”，当时颇有“书”失求诸“野”之感。“浮生六记”在老毛统治的那三十年，肯定是“黑书”一本，被烧毁了不少。好在现在的大陆学生们已不必再“活学活用”那让人笑掉大牙的“毛语录”，这些当年被红卫兵奉命销毁的“黑书”，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蹦了出来，更凸显出那“小红书”内容之荒诞、恶毒与反人性。

那本简体版的“浮生六记”我没有买，主要是不习惯那“向左翻页”，横向“由左至右”的排版方式。我这食古不化的“老古董”，还是期望哪天能在书店惊喜地找到一本以中华传统方式，直向排版，“往右翻页”的“浮生六记”，了我心愿。

浅谈“浮生六记”

以我的工程师背景，加上国文水准只有高中毕业之程度，那儿有写书评的本事？只能浅谈一些我对“浮生六记”故事的感受。其实几十年后才意识到，它也直接地影响到我现在的写作方式，与在“讲故事”时之布局。

其实说穿了，沈复只是个市井上的小人物，既非“才高八斗”之辈，也无“开天辟地”的创业精神，所以他大半生寄人篱下，这书呆子还又不善理财，导致经常手头拮据，手上偶尔有几两银子时，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迅速地把它花得个精光，如此这般地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与出生时的小康家世对比，他的晚景确实十分凄凉（见“坎坷记愁”），妻死子亡，家无隔宿之粮，最后“怨天尤人”地郁郁以终。

沈复是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典型儒生，虽无功名，但是读书人具有之基本文采，让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起伏，写成了一本细腻而感人至深的“自传”。虽然与“红楼梦”相比，这只是“小品”文，但是经过我一向景仰的林语堂大师之英文传译，它早已成为颇受西方文学界重视，在探讨中华文化时，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我相信沈复（三白）在十八世纪写“浮生六记”之时，应该没想到他这“自传体”的文章居然会流传后世，得到许多文学家的赏识。沈三白在他三白（白发、白眉、白髯）之际，于落魄潦倒的生活中，凭着深植于脑中的记忆，写出他一生与芸娘之间的细腻互动，这款“煮酒赏花”的平凡日子，在他笔下，居然被描述得如此有滋有味。

当然，你也别傻啦，“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细腻“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首先，像沈三白这样懂得生活情趣，还兼具文采的男人，百中难得其一。至于那温柔婉约，善体君意，与夫君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还又忍辱负重地伺候公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怨无悔的芸娘，即使是在“民智未开”的满清时代，也是百中难得其一的。基本来说，他们两人在心灵上可说是完全契合的。

回归我这退休工程师的本行，让我们来算算沈复“配”芸娘之或然率吧！以“百中得一”与“百中难一”之标准，这“绝配”的机遇岂不就是“一百乘一百”吗？那可是万分之一的机遇率耶。

再者，芸娘居然还是沈复的亲表姐（沈复亲舅舅的女儿，比他年长十个月），两人是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古人无知，以为只要姓氏不同，即使是近亲也可以结为连理，对现代之优生遗传学完全没有概念。证之于“浮生六记”中，他俩所出之一对子女好像都有些“弱智”，身体也不好，独子尚未成年即夭折，可能与近亲联姻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最近花了一点时间研读“资治通鉴”，赫然发现各朝代自开国之君以降，基于“肥水不落外人田”，近亲通婚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难怪这近亲通婚经过几代以后，产生出皇帝“一代比一代笨”的现象，也就是说愈来愈易出现“覆巢”之昏（或是笨）君，其朝代焉有不亡之理。

回想起来，当年父亲把“浮生六记”藏起来不让我读，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方面，我十八岁那年也确实不可能领会到此书之意境。

再说，我那时若是真的体会到世上有“芸娘”这么可爱的娘子，定会浪费时间，放眼四周去“寻她千百度”，在杂念丛生之下，“大专联考”想不全军覆没也难。

不过“浮生六记”的背景是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原则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在那个年头，全世界的女人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只是在中国更糟，随便举个例，前清有“缠足”之恶习，没有自幼就缠足的汉族女人（满族女人倒是不兴缠足），会被贴上“出身贫贱”之标签，其社会地位更是低下。

看来，在这男女平权的二十一世纪，男人若是执意要在芸芸众生中找个“芸娘”做终身伴侣，那么他这辈子“打单”的概率，应该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还有一个想法，沈复写“浮生六记”，有可能是先订出目录才开始写的，他晚年贫病交迫，写完第四记就升天成仙啦。有后人见目录上有“六记”，乃画蛇添足地补上两记。其实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之思触或笔调，这后两记与前四记是如此之不同调，伪造之可能性非常大。

有一位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舒伯特，写了一首后世定名为“未完成”的交响乐，这是他写作的最后一首交响乐（第八首），不知何故，原来应该有四个乐章的交响乐只写了两个乐章后就打住，也从未发表（那时离他的去世尚有六年）。直到他死后三十多年，友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原稿，立即兴奋地公诸于世，广受爱乐人士之喜爱。舒伯特在世时颇不得志，与沈复一样，在贫困中潦倒而逝，更糟的是，他才活了不到四十岁而已。

如同沈复的“浮生六记”，十九世纪末，也曾有某好事音乐家，画蛇添足地补上两乐章，结果招致各界恶评，只得匆匆下架，维持原样。这东、西的两个“未完成”的作品，都各有其“缺陷美”，一点儿都不影响它们受后世推崇之程度。

“浮生六记”这么薄薄的一本“自传”，其文学历史地位虽然不及“红楼梦”等巨著，但因其简单易懂的文体，仅“三言两语”，就将一个可爱的“芸娘”活脱脱地呈现在普罗大众（以别于文学鉴赏家）之眼前，其对传统中国“草地”文学影响之大，绝不下于那些长达百万字的中国经典名著。

后记

时光飞逝，自从我在重庆南路的书店中第一次读“浮生六记”，匆匆已近一甲子，当年与父亲共处一室的日子已是如此地遥远。世事沧海桑田，这些年少时不经意的一堆小事，涓滴入河，汇流成海，不停地在我脑“海”中起伏，担心它们总有一天会消逝在我的人生夕照中，只得仿效沈复之模式（我那儿敢自比沈复，只是借用其模式而已）来个“浮生留纪”，用粗浅的文字来保存我这一生自觉珍贵之回忆。

十年前返台一行，怀旧之情挥之不去，特别到重庆南路逛了一圈，半世纪前的众多书店，只剩下少数几家而已，且全都门可罗雀。看来，在这网路世代，平面出版业的确是比较艰辛的行业。

我是爱书的人，有时候在睡觉之前打开床头灯，躺在床上翻几页想读的文章（直到看得睡意渐浓），还是比正襟危坐地打开电脑，上网找网站、找文章要方便些，也有“自然入睡”的催眠效果，不是吗？

这世上像我一样爱书的人多得很，所以平面出版应该不至于被全盘淘汰，尤其是在教育系统中，与实质性的文化传承上，自有其存在之价值。

有时候我伴同达儿（我的小儿子）在湖畔钓鱼，坐在树荫下，一卷在手，心旷神怡地细赏前人之精华作品（例如林语堂大师的散文集“无所不谈”），也算是人间难得的精神享受之一呢！

【谢行昌2020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