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01月18日讯】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旧唐书．魏徵传》
“人”是万物之灵，而“人生为何？”“何为人生？”在我小的时候，有“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个说法。那个时候，被强逼背诵这两句话，到数十年后自己成为经济研究人员，并且为人师教授经济学之后，当“永续发展”成为大家琅琅上口的流行语之际，突然顿悟这两句话正是“永续发展”的绝佳诠释，可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发展却愈来愈远离这个境界，竟然逐渐走往“毁灭之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可能是主因之一。
主流经济学的演化
众所周知，经济学之成为一门学问，始自一七七六年，由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撰写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经典大作的出版而奠定。这本书探索的是“财富”（wealth）的本质，以及财富的成因，而食衣住行育乐这些有形和无形产品是最主要的财富，如何促进这些产品的增加也就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史密斯告诉我们“分工”、“自利动机”，以及“无形之手”（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自由运作是关键之钥，政府只在“国防”、“治安”和“法治”上戮力，以“建立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生活环境”，自由放任人民去追求财富的成长，扬弃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
在亚当．史密斯及其《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经济学派于焉诞生，历经李嘉图（D. Ricardo, 1772～1823）、马尔萨斯（T. Malthus, 1766～1834），以及密尔（J. S. Mill, 1806～1873）这几位名家的发扬光大，到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演化为新古典学派，在其一八九○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经典名著，提供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开始引入数学工具。到一九三六年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解方来消弥不景气和失业，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而政府担负救经济、拼经济重责大任也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总体经济学”的大门也开启，国民所得帐总体经济指标也纷纷出现，成为政府能以政策促进国民所得成长的依据和标的，也助长凯因斯理论的普及。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经济学》（Economics）一书，是精通数理的一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写成的，出版后洛阳纸贵畅销全球，该书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撰文，成为往后经济学教科书范本，而经济学数理化从此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而“数量化”的结果是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计量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经济学成为科学，也被称为“实证经济学”。
总体经济学，凯因斯理论和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使政府跃上干预经济舞台，并成为主角。另一方面，由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经济成长、国民所得提升的结果，贫富悬殊扩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出头，要求政府管制、干预市场，并课以重税、社会福利措施来促进公平分配。此外，一九二○年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的《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mon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普受认定，必须由政府出面校正也理所当然。
被极端忽视的奥国学派
总括来说，主流经济学的凯因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现代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前者以“政府创造有效需求”，后者以“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大纛，让政府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以各种管制干预政策（美其名为公共政策，现今以印钞救市、量化宽松（QE）大行其道）和重分配政策（社会福利为代表），利用“法律”强行大力干预戕害“个人自由”和产权，更让金融风暴、经济萧条、“大债危机”、“债留子孙”紧紧笼罩着，人类深陷于水深火热、万劫不复之境。
其实，在凯因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主张大政府、集权政府的派别之外，尚有继承亚当．史密斯小而有能政府、自由经济、个人主义主张的奥地利学派或奥国学派（Austrian School），由孟格（C. Merger, 1840～1921）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开创的，一九○三年圣诞节前后，读了这本书之后逐渐成为此派学者的米塞斯（L. v. Mises, 1881～1973），被认为是第三代掌门人。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凸显奥国经济学派，并建立其不朽名声的特点，在于该学说是一种人的经济行为研究，而非纯粹的经济均衡理论，奥国学派同样应用静态与均衡式思维概念，但他们都清楚知道静态与均衡思维的工具性角色。他们进行价格探讨，必采用能实际在市场上支付的金额作为研究数字，而非那种明知成立条件不符现实的价格，他们拒绝使用数学方法，并非基于对数学的无知或排斥数学的精确性，而是因为他们不重视那种基于假设性统计资料所形成的均衡状态，他们从不给自己致命的错觉，去认为一切数值都是可以衡量的。他们也从不让自己认知错误，所以知道所有统计数字都只属于经济学历史范畴，与经济学理论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很明显常把一些简单的事实故意弄得很复杂，让一切看起来很重要，而且还能吓退一般民众，让他们觉得经济太复杂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其实经济很简单，今天的运作模式，与千百年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自愿交易和相互协助。大家各有专精，彼此分工合作皆大欢喜，亚当．史密斯不就这么说的吗？
孟格在《经济学原理》书中这样写着：“货币并非国家的创新，也非某项法案的产物；至于还需国家当局的批准，更是与货币的定义相去甚远，即使某种货品被作为货币使用，也是在经济行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完全不需国家在此发挥任何影响力。”
米塞斯认同孟格说法，主张国家应从整个金融体系中退离，而中央银行与国家独占货币的概念，也应消除。他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这本划时代的巨作中指出，“货币供给扩张，绝对无益于整个社会”，他并指明，这种政策只会造成社会财富重分配，并使货币的购买力比货币供给额增加之前低。如果这个货币供给额的提升，经由银行体系信用扩张顺利进行了，还会造成繁荣的假象及错误投资。
这个当初的创造理论，在一九二七年时准确预测到一九二九年美国华尔街大崩盘，继而一九三○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出现。不过，迄今这个理论还是受到抗拒，他在《回忆录》中就写说：“不出所料，我写的书，被德国御用经济学者创办的各方杂志，用最粗暴的方式悍然排拒。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知道，我的看法很快就会散播各地。而且，我还心存恐惧，看到我所预见的灾难即将来到眼前。”他又写道：“战后，我身为金融与银行专家的声望如日中天，所以有些大银行便希望能聘请我去担任董事。但早在一九二一年前，我就对这类邀约一概拒绝，因为他们无法采用我的建议。何况稍后，所有银行在我眼中都形同破产般无可救药，而且种种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道一以贯之的米塞斯
米塞斯主张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自由市场，毫不妥协。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极力证明是行不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行。这本书让米塞斯一炮而红，而且让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讨厌他。米塞斯在书中写道：“我相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学说，是无可辩驳的。而且就因为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敌意从社会主义阵营蜂拥而来。对我不满的，也包括一九三○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顺便一提：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在精神上是兄弟，只是后来成为竞争对手。两者的共通点是它们都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以及反对自由经济制度。”
当时米塞斯心中明白，纳粹主义在德国即将取得胜利，并且随即会威胁奥地利。在《社会主义》出版后，以他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立场和犹太人身份，一旦奥地利被纳粹占领，盖世太保一定会来找他。于是在一九三四年，米塞斯迁居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期间，他写出了毕生最重要的千页著作《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于一九四九年出版，将他的学说衍伸至人的行为，称为“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他以完美无暇的思考脉络为文，写出和数学公式同样无懈可击的理论。该书第二三五页里，有这么几句话：“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他指的是不是就是总体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呢？它们将人“机械化”、“集体化”。
米塞斯一生致力于揭露真相，一辈子捍卫保护私人财产、公理正义之前人人平等，主张市场自由，却被像个国家政敌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对米塞斯的学术遗产心存疑惧。为什么？菲利浦．巴古斯（Phillipp Bagus）和安德列亚斯．马夸特（Andreas Marquart）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国家偷走我的钱》一书中告诉我们说：“显然他们害怕，万一人民知道真相，发现原来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干预，经由事实证明是错的，根本弊大于利，那么他们恐怕就会沉沦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为什么奥国学派的理论从来没被一般民众听说过呢？这两位学者认为：“其一，对国家与政坛人士来说，奥国学派理论让他们感到超级不舒服。而且因为还没有人成功反驳过此学派的学说，所以让这些东西销声匿迹是最简单干脆的方法，不准教导，也不许在课堂上讲授。无论是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们自己（必须）传播的知识是不良理论也都噤声不语，因为太啰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他们设身处地为这些教授想：“如果他们对国家统治提出质疑，他们还能继续坐在位子上吗？因为这些议题是禁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不仅寻觅教职难，个人收入与学院名声都会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样──终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不曾在那些学校成为正规教授。
最让国家和政坛觉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奥国学派对于市场经济货币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该主张能落实，必须禁止无中生钱，还要关闭中央银行，因而央行和银行业者会全力反对。如果真的实现，谁来付钱给那么多的财经专家？他们可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为国家的货币政策护航，有的还被包装成重量级顾问。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国家货币捍卫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学者生涯就是建立在这些理念上，而且他们也要养家活口。
绝大多数的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对此早已了然于心，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官僚体制》（Bureaucracy）书中就这样写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花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注的焦点只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
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俗话说：“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观念”是也。凯因斯也在《一般理论》的结语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
如今凯因斯干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盛行，主导政府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已故美国总统里根也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为了截窒世下流，让奥国学派理论重视人间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中说的：“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并非想把每个人都变成经济学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发挥其身为国民的功能。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关文明发展的未来出路，而这无法由内战或革命来决定。这是一场理念之战，而民意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与负。”
米塞斯著作中译在台湾
米塞斯七十五年前说的话在今天更显现其先知与真切。说也真巧，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自二○一七年底推出“经典名著文库”书系，也将奥国学派学者的著作纳入，就是从米塞斯的作品开始。
首先《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这本米塞斯最重要的经济学传世理论千页巨著，于二○一七年六月出版中文译本，接着于二○一八年一月再出版《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二○一八年九月再推出《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经济学方法论》。这三本书都由谢宗林先生翻译，谢先生浸淫奥国学派学者著作数十年之久，深得其精髓，尤其对米塞斯更是青睐有加，对其思想有深刻体会，能将艰深难懂的奥国学派作品平易的转达给中文读者。
《人的行为》是米塞斯最核心最重要最完整的理论性著作，米塞斯将人的行为科学分为行为学和历史两部分。经济学镶嵌在行为学中，研究主题是市场现象，最终基础是人的行为这个概念。它不只是学者设想出来解释市场或其他社会的概念，更是每个人以每一个具体行为所彰显的真实情况。
《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是一本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历史著作，主要利用历史学家特有的了解方法和相应的理念类型设计，论述十九世纪中期迄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文明地区（特别是美国）的“反资本主义者”，其心境之所以形成的心理原因与后果，其实是给一般读者简要介绍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本质。
《经济学的终极基础》这一本书的主题，在揭露实证论这个基本主张的谬误，并且叙明该主张所导致的种种灾难性后果。经济学这种人的行为学，应以先验论解析，绝不能用实证论。米塞斯强调：“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经济学理论的要旨，就应该首先使自己熟悉经济学究竟传授些什么定理，对这些定理反复深思熟虑后，再进而研究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经济学是行为学中发展得最为详尽、成熟的部门，但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大异其趣。
米塞斯的著作甚丰，自一九四○年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之后，以英文写作的最重要作品有四本，依出版日期先后为：《人的行为》（1949）、《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1956）、《理论与历史：对社会和经济演变的一个解读》（1957），以及《经济学的终极基础》（1962）。第一本是核心，虽然篇幅超过千页，却未能将各部分说清楚，另外三本书就是补足某些重要部分。除了第三本之外，其他三本已译成中文列入五南的“经典名著文库”，将近一年之后，《理论与历史》也由宗林兄翻译完成，列入“经典名著文库”出版。
这本书论述人的行为学的历史学部分，弥补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中第二章〈人的行为科学在认识论层次的一些问题〉里，未能充分阐释的历史研究之不足处。如宗林兄在〈译者序〉中所言：“《人的行为》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历史本身不会提供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与技巧’，同时又点到‘研究历史让人变得比较明智与持重’，但对于为什么‘研究历史，以及研究历史如何让人变得比较明智与持重’，当时并未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第十三章对这些问题，就有发人深省的观察，米塞斯道：“如果个人所面对的情况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历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又说“对于现况的分析，没有非历史分析这种事。对现状的审视与描述，必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记述。”毕竟“历史并非总是很远，也并非总是过去，活着的人时时刻刻都是历史。未来，在人的预期中，也是一种历史。要处理历史，要了解历史，绝不会用到数理经济学效用函数那一套东西。因为它是固定不变的，只表述死的东西，而历史的本质是变动。”
的确，历史是人的行为的纪录，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会思考的，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实证方法。米塞斯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书中已告诉我们：“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一种幼稚的数字游戏，对于阐明真实的经济问题并没有丝毫贡献。”在本书中，他再说的更清楚，计量方程式中有“常数”，这在自然物理是可接受的，但人的行为没有“反应常数”；“在经济学里，各种数量之间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关系。因此，一切可以确定的数据都是变数，或者换句话说，都是历史资料。数理经济学家一再述说，数理经济学的困境，在于变数太多。然而，他们真正的困境，其实是：只有变数，没有常数。在没有常数的场合，谈变数一点意义也无。”
米塞斯一生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产制度、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集体主义严厉批判。就永续发展、增进生活福祉这个可被公认的目标来说，自亚当．史密斯领衔的古典经济学派就以“分工”、“市场机能”、“不可见的无形手”的自由放任，在比较利益原理发挥下，私利和公益相调和，主张自由贸易，理性的“人”在和谐分工下，发挥所长搭配资料、科技、知识、自然资源，让生产力达极致，在市场调配下提升生活水准。而社会的分工合作，不是靠强制，而是自发性的。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干预主义，采信人与人间利益冲突，不是和谐的，不同族群间相互争斗，他们鼓吹战争、使用暴力，不容异己。马克思主义要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是预先注定的，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鼓动人们要有革命精神。
受忽视的理论与历史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主张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者基于“性善”──人有道德，有利他之心，能和谐分工合作，在市场机能引导下，可达至善境界。共产和社会、集体主义者则以“性恶”出发，自私自利的个人，会“剥夺”别人，必须政府来主持正义，才有公平的社会。米塞斯在这本书中，以各种角度一再剖析，指出后者的矛盾、错误，而前者较能让人类生活更好，在历史长河中，也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苏联、古巴、北韩和中国实施共产主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都可用水深火热来形容，而实施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论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发展得很好。米塞斯在书中，以三大篇、十六章，四百多页的篇幅，反复论证这样的景象，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集体主义不仅没被世人唾弃，甚至还渗透到全球，连号称资本主义国度的美国也不例外。其实，米塞斯自己在本书最后一章〈目前的一些趋势与未来〉中第五节〈“经济”自由遭到抑制〉所陈述的，就是这种心理现象的呈现，“人的妒嫉心、不满状态、幻想美好未来”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抓个正着而充分利用。毕竟平凡的世人根本不重视历史的教训，或者压根儿就轻视历史，或都很容易遗忘历史。由米塞斯这本《理论与历史》问世以来，一直乏人问津，即使是对奥国学派经济思想感兴趣的年轻学者也不例外，已可见其一斑了。
其实，当今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种种学说，都充斥共产主义基因，不只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其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还要让人的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使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让人类毁灭，从它出现迄今一百年已造成上亿人的死亡，如今更隐匿在社会主义下，由中共经济的发展来毒害全人类，此刻正处于毁灭的悬崖边，除非世人能赶紧觉醒，将邪灵铲除、消灭，否则人类就要灭亡。米塞斯这本书将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的本质讲清楚、说明白，世人都应该读它一读来破除心魔，也应将它广传。说真的，这本书并不那么好读，但将方法论和各种学术学说忽略，只就米塞斯的白话解析好好看一看，也就可以清楚明白了。
以史为镜走回传统路
当看到本书“历史”的书名时，我心中就浮出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为镜”名言。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流传千古，在其治下开启大唐盛世，而其之得以让国家繁荣强盛，人民富足、天下太平、文化辉煌，由其“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说词可知一斑，时时警惕自己，倾听名臣魏徵的诤言免于犯错或知错即改，更由历史获取正面教训，向明君学习，以昏君、暴君为警惕，因而得以行“德政”，仁民爱物成就盛世。我们也都知道，历史记载古代明君，当出现天灾时都是“下诏罪己”，向神明忏悔认错，重新再起。可叹的是，当代人不重视历史，不从历史获取教训，还一直犯同样的错，竟然有“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来没从历史得到教训”的口头禅，难怪会向下沉沦、道消魔长，向邪灵倾斜，走向毁灭之路。
最后，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许人类“乌托邦”完美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均衡”，甚至“一般均衡”或“完全竞争”、“柏拉图至善的供需均衡点”完美境界而言，前者只是空话，骗人的语言，毕竟人类都是凡人，政府、君王、帝王都不是神，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创造乌托邦，它只存在梦里。至于经济学的“均衡”和“供需图”，只是一种概念，是静止的状态，也是一个“天堂”，但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将之视为现实世界，而是一种分析工具，在“供需图”中可说明让价格随着人的供需行为自由弹性变动，会引领我们向均衡点（天堂）趋近，但人的行为是时刻都在移动，因而“永远”不可能在均衡点上静止不动，毕竟“人间没有天堂”，但具道德善念的千千万万无数“个人”，在自由市场里，在“不可见之手”的价格自由变动指引下，最能向天堂趋近。所以，让我们回到亚当．史密斯和奥国学派的世界去吧！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