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8日讯】很多人一直以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四年一次的政府换届相比，伊拉克、前苏联、古巴、北朝鲜和中国，其政府最高首脑都是在比赛谁能在高位上坚持的时间最长。而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也带有浓厚的强人政治色彩，所以相对于政府频繁换届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不能说是不稳定。

中国又是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最令人瞩目的国家之一，所取得的成就远非另外几个“稳定”的小国家所能比拟。本来以为这种繁荣加稳定可以一直延续到共产主义了。可读了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学者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二○○二年第三期上的《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以下简称《不稳定》)后，才知道原来在宣传部和统计局所制造出来的“繁荣”和稳定的背后，还有这么多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的事情。

一、再看不稳定因素

但读了这篇文章后，最让人佩服的是三位作者的胆量而不是其立论和分析。因为根据中宣部的精神，目前中国理论界要做的事就是“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为十六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人民日报》2002年9月3日)。所以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四个不稳定因素是：下岗失业、农民收入、腐败严重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文章最后分析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

1、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实际上，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在古今中外如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当前的中国社会所独有，恐怕只有梦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除外。单从中国历史上看，就出现过“贞观”、“文景”、“康熙”等几个太平盛世，不能说当时的社会不稳定。但出现这些太平盛世的时候，从社会分配上看却并不公平。因为当时还是帝王统治，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奴隶制度，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但无论现在的学者们把它划分为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少有的几个好年景。

在西方各民主国家中，英国、日本等国仍然有王室存在，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其社会的分配原则并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多劳多得”来的公平。美国社会的分配差异之悬殊也是尽人皆知。根据中国国务院发表的《2001年美国人权纪录》白皮书上的说法，“1％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财产的40％，而80％的美国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16％。在华盛顿特区，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裕的家庭平均拥有的财富较之占人口五分之一最贫穷家庭，已经从18倍上升到了24倍。”

如果用比尔盖茨和美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相比，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就工薪阶层来说，律师、医生、华尔街的分析师的平均年收入可能是办公室文秘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就是如此的分配不公，当前的美国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社会动荡，而一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国之一。

为什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一出现分配不公，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在美国就不会，在古代的中国也不会呢？这要从中美两国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谈起。美国的政府权力来自于选民，即：政府的总体架构由非常稳定的宪法所定规，同时也受到宪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其国家政府是一直存在而不会改变的，一直在更换的是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人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总统、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等行政职务。即便是觉得选择失误，四年之后也有改正其错误的机会。

至于社会的分配比例问题，根本就不是政府的职权范围，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自行调节。所以即便是比尔盖茨的收入是一般工薪阶层的千百倍，人们也不会因此而“采用非正常的手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至于对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然而，中国的现政权是通过战争从“枪干子里面”打出来的，基本上跟古代的农民起义得胜后，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逻辑没有差别。由此就决定了其政府的权力缺乏现代公民社会的选民基础，也就是缺乏合法性。另外，政府的施政决策都一直沿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现阶段在经济上逐步向市场化转型，但政府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参与到各种事务的决策之中，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地要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

比如，中国的三峡建坝中所出现的移民、环境和生态等问题，老百姓就会很自然地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因为三峡建坝是基于政府的决策。万一大坝倒了，政府将承担无穷无尽的责任。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胡佛大坝倒了，老百姓就不会归咎于政府，而只会认为是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

2、下岗失业问题

《不稳定》一文中所列举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失业。作者认为大批的下岗失业者由于对社会分配的现状不满意，就可能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对政府的权力造成威胁。该文章的作者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夸张，过去一年多来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大庆等地就发生了数次下岗工人向政府要工作的工潮，也就是说，工人们把造成他们失业下岗的原因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失误。

其实对中国来说，下岗失业是近十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而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随着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的出现，失业就随之而产生了。除了失业，西方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富任职期间所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并没有对美国的民主政体产生威胁，也并不影响罗斯富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任职三届的总统。如果《不稳定》的作者们有机会到华盛顿的罗斯富纪念馆参观的话，就不但可以看到这位美国任期最长的总统的“丰功伟绩”，还可以看到在他任职期间，排队领救济的面色忧愁的人群雕塑。

同样根据中国国务院的《2001年美国人权纪录》白皮书，“美国有10％的家庭，即有1900万成年人和1200万儿童没有食物保障”，“美国靠救济生活的总人数达到402万人，创19年来新高”，“有75万美国人处于经常性的无家可归状态，多达200万的美国人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这些无家可归者夜宿在街头、车厢、避难所和公园露营地等不安全的地方。”

一般来说，人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都是挑选其不如自己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下岗失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方面都比中国要差，所以按照《不稳定》作者们的逻辑，美国社会应该比中国更加不稳定，其政府的权力及合法性也应该受到更严重的挑战和质疑。但是从美国总统到国会的各级政要似乎都没有看出来这么严重的威胁，而只是忙于下一任期的竞选拉票，从来就没考虑过他们所服务的政府之合法性的问题。

3、体制性的腐败

《不稳定》一文中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腐败问题。在美国和西方各国都存在类似问题，比如政府官员接受贿赂、大公司的做假账、华尔街的内部交易等等。但这些问题只作为个案出现，也作为个案处理，并没有对其社会结构和政权的合法性造成威胁。但中国的腐败问题就不能用个案来形容而是由其权力体制所造成。中国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系导致了目前这种大面积的、防不胜防的官员腐败现象。所以《不稳定》一文认为，这种腐败现象和失业、分配不公等问题加在一起，就可能导致“无法控制和系统崩溃”，即现政府(如苏联、东欧各国)的突然垮台。

二、不稳定的必然性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就是经济或技术层面的问题个案，而在中国就变成了“不稳定因素”而可能威胁到现政权呢？这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政体本来就是一个稳定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式的三角形，其重心在下面。所谓重心在下是指其国民通过投票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府官员，而不是政府结构。而政府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不参加决策，充其量只是对税收和利率进行调整。政府既不制定每一个五年计划，也不决定修不修水坝；既不宣布哪一年实现现代化，也不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翻几翻；既不规定每年的GDP增长指标(如要达到8%等)，也不指示国企的下岗人数。所以当人们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而失业时，就不会去指责和归咎于政府，甚至向政府要工作。

当今的中国社会从其建立政权的理念(共产主义理论)，取得(战争和暴力革命)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方式，都决定了其政权的先天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象一个重心在上的倒金字塔式的三角形。而这种倒置的三角形其本身是不能稳定的，要维持其不倾倒就需要许多外力的支撑，而一旦失去了这些外在的支撑，或者这些支撑变的不稳定，其整个政府权力体系就会变的不稳定以至于倾倒。

1、建政理念的不可操作性

先看看中国现政权的建政理念，即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本来只是诸多政经学科中的一个派别，有其理论研究的价值，如果要拿到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去，冲其量也只有试验价值。搞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当某个研究专案还没有试验成功之前，是不能拿到工厂去生产，也就更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这种把试验室里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的情况，而一旦被消费者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产品，就应该立即收回并销毁其成品，让其返回实验室继续理论层面的研究。

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在没有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暴力推向人类社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当初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分崩离隙或改弦易辄，重新回来老老实实地实践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理论从世界范围上来看是失败的，并且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数恶果。既然本来就是一个不成功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又被证明了失败，那麽现在仍然信仰这种理论的国家，就应该尽快放弃，去寻找有成功先例的、成熟的社会形态。这才是尊重科学和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负责任的态度。

2、政权的合法性

再来看看中国现政权建政和维持的方式。众所周知，中国的现政权是在五十多年前通过暴力而不是选举的方式取得的。为了争取中国老百姓的最广泛的支援以协助其武力夺取政权，这些夺取者们把当时仍然是新潮的共产主义理论描绘得象天堂一般(按需分配等等)，并且借助战乱(抗日战争)和民众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取而代之。为了在舆论、道德和合法性方面做准备，这些夺取者们利用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选、宪政、新闻和言论自由等民主理念，在舆论上对当时的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且每次都切中要害地对其合法性进行挑战，同时也为当时刚刚脱离了帝王统治的中国老百姓们做出了数不清的承诺(参见《历史的先声》，笑蜀编) 。

在取得政权以后，由于根本无法兑现对民众所做出的承诺，或者是本来就没有想过去兑现，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选等等从此不再提起，代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期间，每每有来自民众的反抗、质疑或不同的声音，当政者们都要大肆强调安定团结、反对动乱，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安定祥和奔小康等等。

从1949年起到现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和官方宣传，都无一例外地要强调形势大好。如人民公社好、超英赶美、大跃进万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处莺歌燕舞，以及现在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竭尽全力举办奥运会、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十六大(《人民日报》专用语)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三角形结构的外在支撑，而一旦失去了这些支撑，这个倒置的三角形就会因其本身的先天不稳定而倾倒。

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没有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后所自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宪政基础，取得行政权力靠的是选票(ballot)而不是子弹(bullet)，所以其行政权力的维持也不需要依靠太多的外在因素和经济形势。所以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出现经济萧条，其执政的合法地位均不会因此而得以加强或受到挑战。当然，任何一届政府都想把经济搞好，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其执政的第一任期内，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得连任，而在第二届就是为了“留芳百世”和让其本党的下届候选人可以借助其影响而顺利当选。

三、社会晚期的不稳定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种类似生命的经历，有其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当一种社会形态被自然淘汰之后，必然有新的社会取而代之。共产主义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体制，是类似生命过程中所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也就是说，从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其病态的社会结构和无法长期延续的命运。所以，当世界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晚年期而渐渐显露老人斑(即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最理智和对老百姓有利的态度就是让其自然消亡(或寿终正寝)，这无疑也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对共产主义这个濒临死亡的老人想方设法地进行社会层面的抢救和理论层面的挽救，都是劳民伤财和得不偿失的事情。

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愿意看到一个繁荣、稳定、民主、自由的社会形态，最终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老百姓也已经感觉到了三位学者所提出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如果这种社会的不稳定，最终会导致中国的社会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或者是导致公民采取“非正常手段”，迫使现行政府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民普选，从而能够而转向世界主流社会形态的话，那麽，这种社会的不稳定对中国的大众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不稳定》一文的三位学者，竭力想要用道德、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来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这对中国的前途来说就不仅仅是“小骂大帮忙”，而是在帮倒忙。 (9/27/2002 9:55)

——原载《观察》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