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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3日讯】间数年前熟悉农业的国家领导人万里曾经到农村体察民情，当他问到农民缺什么的时候，一名农民说：“就缺陈胜、吴广！”。数年过去了，虽然各地农民大小规模的骚乱持续不断，但陈胜、吴广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胡文海。
胡文海自行执法枪杀十四名贪官
胡文海，山西晋中榆次区乌金缜大峪口村的农民，掌握了以村支书为首的多人贪污五百万公款的证据后，征得村中一百二十一名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签名，然后理直气壮地向上级部门层层举报，但却如石沉大海，在胡文海长达八个月向上举报的过程中，没有人理睬他的一再询问。胡文海在对政府执法绝望后，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晚，自备了一杆枪，连续三个小时，对他所举报的干部执行了自己的枪决，从一家杀到另一家，总共有十四人倒在血泊中。他在法庭宣判他死刑前的最后陈诉中慷慨陈词：“四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分检举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脸和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谁又能为我们作主﹖我没有办法，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他的这番话竟博得在场的百姓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执行枪决之前，胡文海还同在场的每一个警察握手，并豪迈地说：“谢谢，兄弟先行一步了。”握得这些警察毛骨悚然。
胡文海以暴易暴、草菅人命的作法固然断不可取，但从他的冲动做法中可以看出，在他所在地区，基层的政府官员同农民之间所产生的积怨是如此之深，而在强制计划生育以及催收苛捐杂税过程中显得十分有效的地方政府在处理腐败问题时又是如此软弱无力、官官相护。如果我们将胡文海案当成是极为特殊的个案，并相信胡文海他们那些农民的情绪代表不了大多数农民的情绪，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胡文海案只是冰山一角，在广大农村，一种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前的反抗官府情绪正在滋生并且广泛蔓延。这种情绪通过集体抗税、拒绝交付提留款、甚至殴打村乡收税干部、乃至围攻县乡政府等形式不停地表达出来。
农民出外打工景况亦悲惨
“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农民真危险”，此话绝非危言口耸听。笔者曾经了解过安徽的一个自然村，全村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出外捡破烂，以换取微薄的收入，上缴他们打粮食收入不够缴纳的各种税费，包括农业税、三提五统等。
而在革命老区陕北，打粮食的收入每亩地仅有区区数百元人民币，扣除化肥等收入，辛苦一年所剩无几，孩子上学，修缮房屋，偶尔看看病，各项支出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遇到灾年，或者突然需要动个大手术，农民往往就会破产。
也许读者会说，干吗要把自己绑在土地上，为何不出外打工？不错，许多农民都出来打工，可事实证明，打工也是异常艰辛和心酸的路，很多打工仔的辛苦劳作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作为农民﹐社会底层贱民的不幸命运。
他们将老弱的父母，流泪的妻子孩子留在家中，踏上拥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的列车，在找工作过程中受尽白眼和轻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月薪也就数百元，他们为此要超时工作，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他们那点收入，在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根本无法让他们抬起头来，除了向家中邮寄些钱回去，等待有一天在家乡盖一幢大的房屋聊以自慰外，他们很难在城市中扎根，更不用说歧视性的户口政策也不允许他们长期扎根。
而外出的年轻打工妹，其命运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坏，他们或者在生产线上当一名血汗工厂的工人，或者沦落风尘，成为二奶或者低档夜总会的小姐。当然，也有的农民奔向深山，在小煤窑中讨生活，这条路更是充满危险。近年来为什么各地煤矿瓦斯爆炸事件那么多？舆论都将注意力放在煤矿管理不善，不注意工业安全等问题上，实际上，这些在生活逼迫下、给钱就干的农民矿工是矿山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他们缺乏必要职业培训，为了增加收入超时工作，而小煤窑的矿主因为有大量劳力，不顾安全和国家法规，在采矿带随便钻个窟窿就是煤窑，根本不投钱在巷道以及其他安全设施上，瓦斯一爆炸，给死人家属陪个一万到四万元人民币了事，家属得了这点用命换来的钱也就哑忍了﹐否则打起官司，旷日持久不说，打官司到最后可能连这点钱也拿不到。
农民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部分走投无路的农民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挺而走险，加入黑社会，杀人越货，或者从事犯罪活动。一名学者曾经到监狱中同一个农民出身的死囚交谈，学者问他小小年纪就要没了性命是否后悔，这个囚犯只有二十多岁，他笑笑说，我父母是农民，烂命一条，反正这辈子也过不上好日子，抢钱成功了，够过一阵好日子 ，不成功，那
就早死了早好。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吃饱了饭、又有了相对人身自由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加入世贸之后，以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低，很难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很
多中国农村全村农民耕种的土地，在美国一户农民就可以搞定，农产品价格自然很难竞争。再加上多年来村乡县级庞大官僚体制所需要的庞大开支，使得各种税费有增无减，而财政困难的乡政府县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收费时候往往采取非常的手段，导致矛盾的激化。朱熔基的费改税政策初衷虽好，但最后无疾而终。最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农村干部官僚体制会因为失去各种收费而财政难以为续。。
谋生的艰难、上级的苛捐杂税、社会生活的不公正，加上社会地位的失落，农民的积怨在日益上升，他们往往将农村干部当成直接的发泄对象。农村的基层选举有可能缓解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笔者认为，正如胡适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和教育的落后，这一根本问题并不是体制改变就能解决得了的。中国政府应该仿效当年罗斯福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对社会的富有阶层采取高税收的政策，从而增加社会的福利和社会对农民的教育以及职业培训，此外，要加强农村反腐败和精简机构的力度。否则，在入世之后，三农问题所蓄积的能量就会有爆发的危险，当然，冷兵器时代已经过去，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不会出现，出现了也无法成功，但零星的骚乱、社会的动荡、治安的恶化都会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后果。如果大家不信，请阅读以下新闻标题，以及一条最新的动态新闻：
高中生为反对腐败党官杀人绑架
2002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安徽省太和县公安局长王子颁接到电话报案：一位镇书记
的儿子李某被绑架！索要赎金一百万元，不准报案，否则撕票。六月十四日凌晨五时，太和警方侦破此案，主要犯罪嫌疑人郭强(化名)、李振强被抓获。
经查，此二人为太和某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学生，郭强今年十七岁，是李某的同班同学。郭强在与李某交往中发现李经常驾车上学，花钱大手大脚，交友广泛，后又得知李的父亲是某镇党委书记，便认为李家的钱来路不正，遂萌生勒索之心。六月十二日下午，郭强、李振强将李某杀害毁尸灭迹，然后多次持被害人手机与其家人联系，索要赎金一百万元。
安徽省副省长田维谦要求办案人员注意查明该案是否有复杂的背景。据郭强交代，在作此案前，他已预谋购枪绑架县领导人。郭强说：“腐败现象全国都存在，我是一个农民的小孩，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我就是用这种手段报复他父母，他这样死得不亏。我不敢保证将来我做了官是不是也腐败，因为全国都这样，所以我趁现在心里还是站在老百姓这边，比较正，还没被腐蚀时做这件事。”郭强的作案动机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开放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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