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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4日讯】一个政治体和一个动物体一样，都有自己的遗传基因。一个保守党要变成激进党，一个农民党要变成市民党，就象一头狒狒要变成猩猩一样，有点困难。但基因是可以改造的，一个政党的奠基者和伟大的改革家，一般就是这个政党的基因给予者和改造者。

“中华联邦共和国”构想

陈独秀是中共的奠基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共的基因改造者。陈独秀基本上是把列宁主义的基因转给了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众多基因里，有一个叫做联邦主义的基因。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代表大会草拟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他在文中提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两年后，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二大，他把列宁主义的这个联邦基因注入了二大宣言：”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不应当认为中共的这个联邦基因完全泊自苏联。二十年代初，中国正在兴起联省自治运动，陈独秀先生领导的中共没有过多介入争论，但中共担心当时条件下的”联省自治”，很容易变成”联督自保”，却是对的。不过，中共幷没有反对实质上”不违反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这场联邦主义的大讨论必定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要为联邦主义寻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结果他找到了。他找到的就是列宁的立场。

列宁的基因与毛泽东的改造

列宁主义的联邦基因有两个缺陷：第一，联邦主义包含的地方自治权内容被阉割掉了，只保留了民族自治权内容。从此以后，联邦制就被中共作为一种单纯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手段来加以考虑，地方自治权问题再也没有进入前邓小平时代的中共视野。第二，联邦制度不是被当作一种长久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被当作一种”过渡形式”，通过这个形式，把不同民族变成一个紧密的共产主义政治体。这也就是说，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早晚要被取代的东西。这就为那些想通过激进的共产主义措施争夺国内、国际领袖地位的革命家留下了改造他的基因的可能性。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家。他在军事和权力运作上是一个少有的现实主义者和策略家，他在制度安排上是一个罕见的左倾冒进主义者。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讲过渡，讲政策，讲策略，那就是在他还没有牢牢控制住核心权力的时候。在他看来，权力是手段也是目的，干一切事是为了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以干一切事。因此，在他控制了中共中央之后，就开始了对中共基因的改造过程，这个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延安时代开始。中共的联邦基因当然也在被改造之列。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之后，中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基本纲领就从联邦制转向单一国家体制下的”民族自治”。

有人认为造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抗日战争以前，中共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将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抗战将中国各民族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丽萍，1998）。似乎这样一来，民族问题就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搞联邦制了。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新颖的见解，但却是一个危险的见解。按照这个看法，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如果不是已经同化，那就在同化之中。

否定对联邦主义的否定

其实，不是中华民族得到了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得到了改造。毛泽东把一个城市知识份子色彩非常浓厚的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农民党，把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改造成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党，把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党内民主的政党改造成一个崇拜毛泽东个人的极权主义政党。搞民族联邦制，第一不符合阶级斗争原则，因为一切民族问题说到底都是阶级问题，重视民族问题，就等于轻视阶级问题；第二，搞联邦制也不符合极权主义原则，联邦制是纵向分权。任何分权都是对极权主义者的挑战。另外，毛泽东跳过联邦制，直接进入”全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单一统一国家制度，也表明他的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政治统一体，从而胜过苏联。虽然，毛本人也知道，苏联的联邦制其实是假的。这不要紧，要紧的是面子上好看。

因此，毛泽东跳过联邦制阶段，就如同他跳过新民主主义阶段一样，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一跳，是他的极左思想在国家体制和民族关系上的反映。他试图用阶级斗争掩盖民族矛盾，当阶级斗争的洪水落下去时，民族矛盾的怪石自然显现出来，露出狰狞面目。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象某些疆独分子，开始信奉恐怖主义；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象达赖喇嘛，渐渐看好联邦主义。值得庆幸的是，在毛泽东改造过的中共基因中，改造得最不彻底的基因之一就是”联邦基因”。他把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得一干二净，但联邦主义的尾巴却留下一大截。这截尾巴虽然在文革中也没有保住，但它为邓小平后来的改革保留了历史灵感。

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含着否定他对联邦主义的否定。

2002年7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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