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1日讯】我自认为自己很热爱美国，也被不少人指责为极端亲美，但最近读到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长文“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对美国的情怀和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法拉奇，这位身患癌症、今年72岁的老太太，对美国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炽烈、那份真诚，让人强烈地感到她的爱之真，情之切。读她这封长长的关于美国的“情书”，相信任何对美国没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深受感染。

法拉奇这篇书信体文章在911事件后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了4个整版。在西方的严肃大报上，言论占一个整版都相当罕见，而占整整四个版面的事情，则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意大利媒体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该文在我的电脑上是26页。美国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译成了英文，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www.dennisprager.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读到英译本全文。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只读到过三个人对美国热爱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这位法国学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国实地考察，然后写出了至今仍为很多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必读书之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和法国艺术家当年赠送纽约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顿南端爱丽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样，成为法国知识份子热爱美国的象征，同时更是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

在书中，这位当年26岁的法国青年热烈地赞美说﹕“在美国，个人财产受到的保护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于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

“美国的宪法，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

“美国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于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浙江出版社已出中译本）的作者、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这块土地产生了出色的人民，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

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总结说﹕“美国这条国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第三个就是这位曾采访过多名世界风云人物、著名采访录《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这篇“愤怒和自豪”中，她说，“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会永远忠诚。”

三个都不是美国人，但他们都通过对美国历史、美国制度、美国人民的深刻了解，凝成了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定。

在法拉奇的这篇文章中，这位全球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在热烈赞颂美国的同时，以自己在穆斯林独裁国家采访的亲身经历，毫不客气地、充满个人感情色彩地强烈谴责了那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落后的文化。她还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爱的祖国意大利。

多年来法拉奇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但对母国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国绿卡，而没有放弃意大利国籍。但是，在这篇长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击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会、意大利人。她处处把意大利和美国相比，那种处处不如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痛之切给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对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强烈感觉到的，所唯一感觉到的，是她对意大利那血肉相连、永远无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从新闻界退休之后，过去10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次是由于一位朋友的劝说，出来写这篇关于911和美国价值的长文。法拉奇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他们说﹕‘太好了，该收拾一下美国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愤怒吧，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法拉奇接着描述了911当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顿寓所目睹世贸大厦倒塌时的震惊，尤其是看到有人从八、九十层楼上往下跳时的目瞪口呆。然后法拉奇谴责巴勒斯坦人对美国遭攻击的庆祝，痛斥她通过几次亲自采访而深刻了解、并极为厌恶的阿拉法特。她说，“我不原谅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后她对比独裁国家和民主社会﹕

“一个越民主、越开放的社会，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袭击。一个越自由的国家，一个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国家，越有被劫持飞机而遭杀害的危险，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国家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从来都感觉安全，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我只担心被抓起来，因为我写过骂恐怖主义的文章。但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却感到紧张，在纽约就加倍紧张……

美国的脆弱恰恰是由于美国的强大、富有和现代化。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慷慨大方，心胸宽广，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个‘穆罕默德’什么的从阿富汗来探望他的叔叔，没有人会说他不可以到飞行学校学开757客机；没有人不允许他到大学里学化学和生物﹕这两项可以导致生化战争的科学；没有人；即使政府担心这个阿拉的儿子可能劫持757客机，或往水库扔一个装满细菌的小瓶，引发一场灾难。”

对于那些独裁国家的举国旗者，和911之后美国城乡的星条旗海洋，这位老记者对比分析说﹕

“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共产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正如我的父亲常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政权，是一种旧的君主制，因为他们把男人都阉了。被阉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这场伊斯兰的所谓‘圣战’，可能要的不是我们的土地，而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要使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消失；要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活、怎么死、祈祷不祈祷、信教不信教；要摧毁我们吃、穿、住、行和娱乐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不抵抗他们，如果我们不捍卫自己，如果我们不起来战斗，他们就会赢这场‘圣战’。结果就将是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它是否完美，但我们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愉悦……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继续写到，早在20年前，她通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就已发现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她说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看到当地的那些阿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在一个体育场公开处决12个被指控性行为不够检点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观众“阿拉，阿拉！”的欢声雷动中，用刺刀戳进这些年轻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愤地说，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这位前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子强调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级很多倍，因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数学。法拉奇直率地为西方文明辩护，她说﹕

“数字和数学是包括希腊、印度、中国、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国家同时发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兰文化对比，西方文化更丰富，对人类更有贡献。西方有古希腊民主，有文艺复兴，有霍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达．芬奇、米盖朗其罗的绘画，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离开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存，但在他们的文化，或所谓的文化中，这些音乐却被禁止。最后，我们有科学，感谢上帝！正是科学使我们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着，感谢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们’。正是科学，使我们发明了那些惊奇的机器﹕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飞上了月球。正是科学带来了电，收音机，电话，电视，这一切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表面。现在是那个致命的提问﹕在另外那种文化的后面有什么？

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骆驼还不值钱的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的经历，我为采访霍梅尼而去办理去德黑兰的签证，因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红色，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妓女那样恨不得把我立即烧了，对他们来说，一个红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标志。他们竟命令我立即把红指甲弄掉。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着讲到她到德黑兰的遭遇，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须穿伊斯兰服装。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她准备在送她来采访的汽车里换去她的牛仔裤，但她在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坚决反对，说她是疯了，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这样做就是死罪，要被当场射杀。

后来翻译带她到附近一个不用的宫殿，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地让他们进去。但正在换衣服时，不巧管理这个宫殿的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大声尖叫“可耻，可耻，罪过，罪过！”按照伊斯兰教义，男女不可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独处；如果这样，他们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处以死刑。那个毛拉随后拿来结婚证书，他有给予四个月临时证书的权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是西班牙人。虽然《可兰经》允许穆斯林男子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妻子绝不接受。而法拉奇当时更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这样做，她就要被处决，而采访霍梅尼的事则更是完全泡汤。法拉奇说，她当时处于绝对的两难境地。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从法拉奇的话来看，以及最后她成功地采访了霍梅尼来推测，她当时可能屈服了，因为她不想失去那个采访霍梅尼的机会，更不想就那么被处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她的羞辱，对她的刺激，对她认识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长远的作用。

在比较了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之后，法拉奇激昂地写道﹕

“当整个西方的命运、当我们的文明处于危机之中时，不管我们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时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腊人，是葡萄牙人，我们都是纽约，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美国倒下了，欧洲就会倒下，整个西方就会倒下，我们都会倒下。

美国是块特别的土地，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国家。不是因为她富有，而是因为她的独特﹕她是为那些需要的灵魂、那些需要家园的人、那些具有高贵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说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人而诞生的。”

正是产生这样高贵思想的土地，这样提供灵魂家园的国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人，包括无数的流亡者，视为精神的“情人”，视为心灵的“丈夫”，视为人类的希望……

（原载《争鸣》2002年7月号）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