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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1日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前公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满腔愤懑地对蒋中正的人格和一生事功，施以严厉而无情地攻击。对照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提到与蒋关系的谈话，有极大的不同，他的说法固令人感到意外，但也是他被软禁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获得自由之身，无所顾忌下的情绪上的合理宣泄。

中国时报6月11日报道﹐在张学良未失去自由之前，当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陪蒋离开西安抵达洛阳时，机场上出现许多攻击张氏发动事变的标语，蒋看到后，立即下令全部收起，并交待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张副司令”，令张深为感动，翌日，返抵南京，张被安排住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虽然进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和限制，但他还肯定地表示，因当时国民政府军政界里面，很多人对他不谅解，所以这些措施是蒋爱护他，是为了保护他。纵使在军事法庭上，他还坚称“我始终信佩（蒋）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现在，他在对蒋的评价上，有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自是失去自由以后心情的反射，尤其这半个多世纪遭到幽禁，是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

当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张学良陪蒋中正离开西安时，曾经信心满满地对赵四小姐和他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说，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到了南京之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东北故人阎宝航至宋公馆探视，张也表示过几天就要回西安，当閰表示疑虑，张即以手指西北方轻声说：“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可见他对于从此遭到扣留，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

张学良最先警觉到他可能回不去，是在他遭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后，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获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但却又加上“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但书，有此“管束”之令，九天之后的一月十三日，他被送到奉化雪口血窦山幽居，至此他才知道失去自由了。

不过，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华北地区战云密布，他期望着中日一旦开战，将可一展身手，所以，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十一天，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上书蒋中正：“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但是，对他的请缨之举，蒋“不予同意”，嘱他“好好读书”。

一九四五年抗战获得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包括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东北旧属周鲸文等，都发出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吁，但也没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军统人员由重庆送上飞机，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要飞往南京，从此可以自由了，但后来他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他满怀悲怆，也满腔怒火地被送到台湾，随即被安排住到新竹县竹东井上温泉招待所，继续过其幽居的日子，第二年十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前来探视，张赠予一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由此可见其心境之凄苦，一九五九年，虽然名义上张的管束获得解除，但他在言行方面，依然严格地自我约束，并未百分之百自由自在过日子，一直到一 九九○年六月一日，他的八十位友人替他在圆山饭店过九十岁生日，他才充分地获得自由，总计自一九三七年受管束开始，他被幽禁了五十四年，可以想像他心中蓄积着满腔对蒋的怨气，从而他所施与对蒋的无情抨击，自可了解。

除了遭管束前后对蒋评价的不一致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其所臧否人物，另仍有值得斟酌者，例如：

－－他说何应钦是“一个奴才，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有很大的野心”，这是左派人士一贯的说法，因为在抗战之前，何应钦曾主持“军分会北平分会”，与日方进行许多的交涉折冲，故被目为是亲日派，今则张学良指其在西安事变中不顾蒋的安危，主张军事讨伐，企图任令蒋与叛军玉石俱焚，以谋有取而代之的机会。

然而此项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因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力主武力戡平叛军的是戴季陶，不是何应钦，何从未有要对西安用兵的主张，他是在中央决策通过后，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而从受命开始至事变落幕，他所指挥的讨逆军也一直是盘马弯弓的，并未长驱大进，直至蒋最后脱险为止,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和平折冲从都没有停止。

退一步说，即使南京与西安全面开战，蒋氏身亡，则在国民政府里资望高于何的军政领袖，尚有李宗仁、阎钖山、冯玉祥等，岂能由何接班，何更不会如此无自知之明。

－－谈到杨虎城，他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是张的部下,尽管杨最先表露发动事变劫蒋之意，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事实上，拿主意、做决定的，全在张学良身上，所以，包括一九五六年他撰写“西安事变反省录”、以及重获自由后接受访问时，他都说杨系受其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现在则在口述历史中，对杨表露太多的抱怨，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又批评“西北军简直没用”，令他“伤心极了”，这是与过去说法大相径庭的。

虽然有上述前后不甚一致的说词，但据报导，张氏口述历史是有许多珍贵史料的，最显然的一个例子，有关释蒋有无条件，数十年来，尽管大陆方面的著作，提出许多资料，但在国民党方面，一直口径一致地，都说张、杨受了蒋伟大的人格感召而释蒋，绝无任何交换条件。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研究这方面的史家都晓得，在蒋获释之前两天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西安的周恩来就有一电致中共中央，报告西安方面关于谈判解决事变的经过，蒋离陕当天下午，周又有一电报告有关全国党政军各方面重要措施的谈判结果及协议这个问题，自然是已经有答案，但现在由张学良口中说出，是蒋“亲自答应不剿共”，他才放蒋的，则事情就更清楚了。

除了海内外众所关注的西安事变之外，张学良从弱冠开始，即参与东北军政大计，所经历之重要事件极多，他的有关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公布，必然将引起世人广泛的注意与学者阅读的兴趣。(//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