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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外界似乎一向低估了江泽民：既看轻了他的能力，也低估了他的企图心。

甚至不仅外界，还有那些北京自己人。前两年，我在本报分析北京对台‘白皮书’时，因为联系到江泽民的政治前景，就有所谓‘政委’出来冷嘲一番。前提是，唯有‘钻进江泽民的肚子’才能了解江；而他是了解的，即江不愿继续掌权。现在，十六大在即，又不能不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既然不可能像这位‘政委’那样有机会‘钻进’某人的肚子，是不是就该相信他那应该有‘北京内线’做根据的判断呢？

说实话，这让在下颇费推敲。一则，‘政委’以往的判断，失误颇大。比如说，二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不几天，他还藉批评本人之机，预言由于‘白皮书’的发表而形势‘肯定对陈水扁不利’，结果必定是‘连宋其中一人当选’，两岸关系因此要‘糊大满贯’。这种一厢情愿，很有点儿像金庸小说里写的什么人物，但凡教主说话或出招，他一定善颂善祷，说‘英明伟大，所向无敌’。 这也就引起第二个问题，比较切近本文主题了：既然江主席‘英明伟大’，‘政委’为什么就不信（或者是不愿）他老人家会继续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呢？早早退休，世事不问，清风明月，乐得逍遥，这听起来更像是蜀国阿斗来到司马氏的许都之后的生活，哪里是一代雄主的‘老骥伏枥’心态呢？拍马屁的人，从金庸小说里看，难处好象就在这里：教主并不句句都是自我赞美；一旦他说了‘我要退休’，你那里也加油喝彩，常常就办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说，某位‘政委’中的‘政委’，近来就有这种难堪：去年年底，他铁嘴钢牙地转述，江泽民自己在北戴河讲话说要全退；今年年初，忽然又转了调子。这背后，玄机何在？恐非外人所可与知。至少，这给‘政委’们上了一课：‘政治正确’这件事情，不是单靠重复教主所言就可以做到的；这方面，林彪比诸位更有水平，英明伟大的毛主席还是不免要他的小命。

‘中国问题专家’固然不济，好处却是说话不用揣测上意，不用顾忌‘政治正确’与否——当然，不瞒看官，目下香港学术界，这种要你‘政治正确’的压力也在增长；尽管，说来不知是可怜还是可笑，那些压人者甚至并不懂得按北京标准什么是‘政治正确’。不管这些，我还是回到自己的判断吧。这个判断很简单：江泽民不希望十六大之后自己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理由何在？读者诸君有常识，有头脑，自可帮我列出。

于是才有我们今后数周分析的前提，即：为了能够继续影响今后中国政局，江泽民在所谓‘交班’之际，必须有一系列安排。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因人而异看法不同，我不讨论；这些安排，却是当前政局走向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十六大前后整体政局的关键因素，因此值得细究。大体说来，可以把这些安排分为三类：一是人事上，二是制度上，三是思想上。 人事方面，目标明确，就是要把忠于江泽民的人，尽量多地放到尽量高的领导位置上。与其它领导人如李鹏或朱容基相比，江泽民人脉丰厚得多，周旋起来，似乎颇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裕余；在政治局常委所谓‘集体领导’下，较诸其它常委，又以江泽民在人事问题上最具主导权。这都是对江有利的因素。但是，人事问题历来是政坛兵家所争；而有资格一争者，那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正如我的好友郑永年博士在隔壁专栏一针见血所指出：这里有个‘派系平衡’问题。又要自己主导，又要平衡各家，还是会让江泽民伤些脑筋的。这方面，我们今后不免要花一点笔墨。

制度方面如何安排，花样可以很多，不同的举措所产生的后续效应也会比较复杂。其关键，似乎在于满足两项指针：第一当然是保证江的影响力，第二则还要使这种影响力尽可能名正言顺。通观整个改革年代，中国政治的制度化程度有所提高；这对江当然是一个制约。但是，不要说这种制度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十分制度化的政治下，领导人一样有可能反过来调理制度使之为己服务。至于思想，看似虚渺，却可以很要害，甚至有提纲挈领之用。学者们说中国政治正在‘非意识形态化’，固然是对的；但这里讲究很多，非那五个字可一言以蔽之，所以我们决不可因而对此有所轻忽。

今天‘吹水’，废话不少；下周讨论江主席，自当严肃认真。

－－原载《信报》 (吴国光 5/1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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