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2日讯】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本文初稿于2001年11月，为11月9日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而作，完稿于2002年1月15日。）

【注释】
[1] 例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1版。
[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6] “一块石头”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有利于）”是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四只鸡（基）”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10] 由于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媒体，但有些事情国内尽人皆知。例如，“六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康华公司；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妻子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海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系马海林之妻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11] 台湾综合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曾根据《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中国大陆《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1998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大陆各地重要示威抗议活动情况”，其二为“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情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分反映了大陆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为//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12]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这组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委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市长薄熙来劣迹而被捕等案件；中国新闻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氏县县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该县委通知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此外，海南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原因被暂时关闭。
[13] 据王军的研究，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见王军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载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又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约为480亿美元左右，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见美国“多维新闻社”2001年5月30日的报导。
[14] 参见拙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页至第16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第68页至第93页。
[15] 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16] 分别见《财经》杂志1999年4月号报导，2001年4月号题为“兴业聚酯疑窦”的报导，以及2001年8月号的“银广夏陷阱”一文。
[17] 《财经》，2000年10月号。
[18] 参见拙作，出处同注[14]。
[19] 《世界日报》（美国），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20] 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21]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22]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
2002年1月14日。
[23] “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24]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25] 数据参见拙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出处同注[14]。
[26]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27] 见《亚洲周刊》（香港）2001年10月初的报导。
[28] 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29]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0] 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
17日；《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31] 《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32]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3] 引自胡鞍刚接受中新社访问的谈话，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当前论坛”。
[34] 出处同注[14]。
[35]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
12月28日。
[36] 鄢烈山（《南方周末》编辑），“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干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37]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38] “昆虫正成为城市化新的威胁”，《深圳特区报》，2001年10月31日；“重典治乱，安宁重上行人脸”，《羊城晚报金羊网》，2001年10月29日。
[39]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40] “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41]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42]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44] 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45] 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6]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