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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6日讯】1949年初，韦君宜以中共老干部的身份同她的丈夫杨述在北平街头散步，见到商店橱窗里光怪陆离的陈列品。她对丈夫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此时她脸上浮出笑靥。

这笑靥出现在一位作为32岁的中共负责女干部脸上。这笑靥出现在被党内、外誉为“共产党才女”的脸上。这笑靥中含有改天换地的赫丘利斯之力，同时也含有经天纬地的萧曹瑜亮之智。对此，你不要怀疑是故作惊人之语。当时的情势和氛围，非亲临其境者，是难以道出的。笔者当时也在北平，不过只是个17岁的高中学生，谈不上什么知识和阅历，却有良好的记忆和体察，故而敢为她的笑靥做出诠释。

日本投降和国共谈判的欣喜为内战炮声所打断。在占地面积、兵员数量、装备质量等方面均占绝对优势的对手面前，韦君宜所在的一方指挥若定，定出了个5年取得全国胜利的计划。当时，你可以说这计划是画饼充饥，是水中捞月。但事实是﹕他们只用了3年半时间，便达成目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韦君宜笑靥中的自豪和自信呢？

韦君宜长街信步中露出的笑靥，是她对资本主义的鄙视，是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决心，是对未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磐石般信心。几天前，说准确些是1949年1月31日下午1时，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市民高唱“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时候，她是作为被赞颂者一方的老干部身份聆听的。她要对得起百姓的赞颂啊！

这是她同中共干部以至大众情绪的同一性。但韦君宜还有她自己的特殊性。

同那些生平头一次进京的“土包子”干部不一样，韦君宜和他们相比，思想境界要高出许多层次。她的出生地就是北平。她出身世家，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她的父亲断定她具备国家栋梁的资质，决心送她到美国深造。然而她抛弃这一切，毅然投奔中共。

在入城前，韦君宜经历过“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是一次荒唐的运动﹕人人过关，个个被怀疑是“特务”。有人编一套驴唇不对马嘴的特务史方才过关，有人不肯说说谎，就被逼得自杀。她和丈夫杨述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一轮地狱折磨。这次运动本来是后来中共历次运动的缩影，若解剖了这只“麻雀”，也便可以看透中共的恶毒手腕。但世界上没有事实上的“先知先觉者”。韦君宜虽然说﹕“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但她同那一代善良的知识份子一样，总不殚于从坏处估量别人的用心，即使受了天大的暗算或不公，还要为“理想”献身。他们未能直面此“麻雀”，以后接受无数次乌鸦喷粪、秃鹰啄食，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革中韦君宜顺理成章地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当杨述被打得遍体鳞伤并向她说“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时，她想到自己挨斗中“暴雨一般的造谣、污蔑倾到我头上”，便向丈夫提议﹕“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在此关键时刻，亏得杨述决定再忍耐、再等待的一念之差，才使他们得以存活下来。事实上，文革中的北京，有数以万计的人自杀了，或被打死了。老舍自沈于太平湖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上海，也有傅雷夫妇双双自杀的例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本来说的是林冲那样的好汉。而面对马队、水龙参与学生运动的她，冲破铁丝网、碉堡群跨越封锁线的她，坐下来文笔超群、走出去群众信服的她，一直领导着一个部门的她，又岂能是林冲所能望其项背的。她韦君宜打落门牙和血吞，支撑中共的统治大厦。她只有暗中饮泣，不肯痛哭。

但她在《思痛录》中，也有一次为她的下属的不幸遭遇失声痛哭的记载。中间多次自责，愈见难能可贵，并令人在同悲中获得宝贵的启悟。她为之痛哭的这个人叫李兴华。书中以《一个普通人的启示》为题，做了专章论述。

50年代，26岁的李兴华从天安门警卫部队转业来到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社。“她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敦敦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依中共的用人标准来看，此人根红苗正、年轻有为，依中共总结的“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的经验看，此人举枪能打仗、动笔任编辑，哪里有这样理想的干部啊！但糟糕就糟糕在李兴华太赤胆忠心啦！太天真无邪啦！反右运动中，因他对王蒙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表示过支持，又因他是“丁（玲）陈反党集团”中陈企霞的学生，再加上没有圆滑的检讨技术，在所有右派已经定案、编辑部解散、韦君宜暗自庆幸他过关的当口，忽然来了通知，谓﹕经过各单位统一平衡，像他这样的也应划为右派。韦君宜作为单位领导人告知李兴华“平衡”成为右派时，她思绪里出现了痛苦的波澜﹕“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着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抬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

韦君宜此刻在圣旨和属下遭遇间产生“好像是他在宣判我”的负罪感，同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共内部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能事的各级党棍的肮脏灵魂，有天壤之别。打那以后，“我心里始终觉得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么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直到有一天，他们同时下放到一个县里劳动，她去找这个昔日下属﹕“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他对我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说了两句‘勗勉’的话。他告辞后，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敦敦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从“抑制”二字可以看出，她平时的不哭，比此时的痛哭，更为揪心。痛哭的泪痕、饮泣的泪痕、心上的泪痕，铸就她于90年代回顾一生历程时，敢于在后生小子江泽民、李鹏诸党魁眼皮底下在书名上突出一个“痛”字！我们这些多少有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若对这个“痛”字的分量掂量不出来，就枉谈对中共本性的透视了。

她退休后，得知一位在美已居很高科学地位的清华老同学谈及她时有过一番感慨﹕“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当时那些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们这类人高多少倍！”

这番议论令人想起一句谚语﹕“人活到七十岁若能重新活一次，个个都是圣人。”我们则要说﹕多亏韦君宜不是圣人，才留下她的《思痛录》，从而使我们在今天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专制而贪婪的集团面前，少上一些圈套，多得一些清醒的启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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