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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8日讯】
2.3 五个月请愿
“99年7月20日,当我一听到中国政府要镇压法轮功,我就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中国的公安部99年7月29日甚至发出‘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我整个人就像要爆炸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送到悉尼中国总领事馆,想向中国政府讲讲我亲身受益的经历,谈谈法轮功的真相。可是他们连封信也不收转。没有办法,我和杨若蔚(wei)等功友只能天天打着横幅去领事馆门前静坐请愿。因为领事馆位于悉尼的交通要道,这样就能使更多的澳洲人民知道中国镇压法轮功是千古奇冤!一个月、二个月……五个月,我们几位功友克服了重重困难,每个工作日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大使馆上班我们就‘上班’,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大家知道,澳洲的阳光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因此也是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我们脸上、手臂上的皮肤一层一层地晒焦,翘皮之后慢慢往下掉。‘修炼就是要一层一层地去掉人的壳嘛!’功友们乐呵呵地说。”
“领事馆的官员不仅连一封信也不收转,还用各种方式驱赶我们。有一次还以洗车为由往我们身上冲水,恰巧一辆警车路过此处,就进去找领事馆的人。当时还有一个路过那儿的西人女士主动留下电话号码愿意作证。‘今天我亲眼目睹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这样对待和平请愿的人。这还是在澳洲的国土上,我已领略到在中国那边政府对待法轮功学员会是多么的不公正。’有的警官还留下24小时的联系电话,以便急需时可以给予帮助。”
“我的伏特牌小汽车玻璃窗多次被砸碎,轮胎被扎破,钻上锅钉。还要恐吓、谩骂、甚至以暗杀相威胁。有时汽车轮胎的螺钉被拧松,这样开车会非常危险。加上当时有些大法学员包括学会成员也不理解我们,不断地劝说我们从领事馆门口撤走,更有甚者还指责我们破坏大法。有一次一位学会成员训斥我和杨若蔚:‘全世界就你们两人坐在使馆前,就你们两个人圆满!’面对这一切阻力,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在不在法上?我想:我们去领事馆只是向中国政府讲真相,只求早日撤销对我们师父的通缉令,还法轮大法的清白,我们并没有任何自己个人的追求和欲望。我们撤走了谁高兴?不是魔高兴吗!对于某些学员的反对,我很痛心。我还是打开《转法轮》想问问师父,映入眼帘的是‘一正压百邪’。(《转法轮》第107或第166页)恩师的点化,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谁也代表不了师父,我要‘以法为师’,听师父的话,做师父的好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走好每一步。”
“就如在第一章开头写的,就在那段时间,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经过一个码头走向一艘巨大的轮船,轮船上有一个很大的会场。师父坐在主席台上,前边桌子上放着一本金光闪闪的《转法轮》,比我们的书大一倍。(——普通杂志那么大)会场很空,最边上坐着一些老太太。师父微笑着对我说:‘坐前面,坐中间。’我对师父说:‘我去找人,把位置坐满,好听师父讲。’当有学员再劝我们停止到领事馆门口请愿时,我就告诉他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爬都要爬到中国领事馆去,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师父的通缉令,还大法清白。’后来,据说我成了悉尼总领事馆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去国内被抓后,国内报刊称我是‘澳洲法轮功骨干分子’。”
“中国有句古语:‘受人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何况我受的是救命之恩。三年前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几乎瘫在床上,那时的我生不如死。当各种方法医治无效,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时,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使我又恢复了健康,使我的艺术创作又可以继续进行。我在大法中得到了这么多!恩师为我们承受了这么多!当大法被诬蔑,当师父被‘通缉’,当国内学员被无辜镇压,难道我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难道我不应该为大法做点什么?”
“我虽然在人间付出了一些,可是我得到的却是用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150天来,师父天天为我灌顶。‘如果师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师父功高可以给你消去很多,师父功低只能消去一点。’(《转法轮》第115页)我看到自己有三座黑乎乎的业力的大山,当我走出来护法时,一下子就消去了半座。在领事馆门口艰难的岁月,天天都有很大的考验。这时我已经读过两百多遍《转法轮》了,这些考验都动不了我的心。所以没隔几天又消去了一座大山。就这样,一座座业力的大山都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弟子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师父您却给予我这么多,为我承受了这么多,我只有抓紧时间学法,同时证实大法,以不辜负恩师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发誓在修炼的路上,什么关都要闯,什么难都要过,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我去中国之后,另外几位学员还一直坚守在悉尼领事馆门前,杨若蔚至今已经坐了两年半了。她可能是‘世界第一’——在使领馆前坐得最早又坚持得最久的大法学员。如果我不是后来去中国大陆,现在又有其他工作,我也会和她们在一起,一直坐到中国彻底解决法轮功问题为止。”
2.4 “一进宫”
“中国大陆公检法部门有些专门术语,坐过一次牢叫‘一进宫’,坐过几次牢叫‘几进宫’,我就以此作为小标题。”
“圣诞节快到了,领事馆要放十几天假。一想到大法遭到魔难,师父受到诽谤,成千上万的大陆功友因走出来证实大法而受尽酷刑和折磨,我怎能呆在家里过年过节?我去悉尼领事馆办签证,因为我炼法轮功,领事馆不给我颁发回国签证,就这样,我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力。我曾给中国政府发了无数封信,请求还师父还大法以清白,可是都杳(yao)无音信。除了回国向政府讲清真相外,我别无选择。于是我买了机票,只身一人取道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尽管我离乡背井十年,在上海我没有来得及回家看望父母兄弟,也没有来得及看望师长亲友,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就又投入到护法的洪流中去。”
“在上海从飞机场去火车站时,出租车司机帮我买议价的火车票,在议价之外他又多收了我的钱,我的手电他了,他吓坏了,其实我并不是有意要电他。不知为什么,我身上经常带电,我电过我的女儿,我女儿也这样,电过其他孩子[——这可能是一种功能]。由于中国到处抓法轮功学员,所以在国内住宿和旅行都很困难。我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一宿。这小旅店很脏,枕边、床上都是老鼠屎,老鼠到处跑来跑去。我从小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老鼠,这下好了,什么关都来了。为了大法,只好豁(huo)出去了,就在这老鼠窝里将就着睡吧。半夜里小旅店的老板不怀好意地冲进我的房间,我也不怕他,我想要他走,我还没说话,这家伙真的就乖乖地退出去了。”
“早上九点去火车站,在那里看了一天《转法轮》。下午五点终于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次日上午八点到了北京。在火车站的门口有人问要不要住旅馆,单人间,每天20元,我就去了。其实是个二、三平方米的地下室,没有窗户,到处是厚厚的灰尘,被子又黑又硬,除了一张脏兮兮的小床以外,站人都困难。结果每天要收30元,店主收了钱还要我在发票上签字,证明这房间是当仓库用的。这就是所谓‘单人间’!没有洗澡间,公用厕所脏得无处下脚,臭不可闻。几天几夜的奔波,脚上都走出血泡来了。钱也给人骗了,身上还剩2元钱,这2元钱还要留着去天安门作车费,饭也吃不成了,只好饿着肚子。看着这个鬼‘单人间’,越看越不是滋味,看着看着,越看越发呆,看着看着,泪珠在眼框里打转,委曲之情油然而生。这时我突然看到门背后有一个‘忍’字,毛笔写的,很大,再看下去,‘忍’字变成了漂亮的金色的,我越看越喜欢看。奇怪的是,这“忍”字的点都不是实心的,而是一个个小圆圈。[——这是“天目”看到的]我悟到师父是在点化我,大法学员心要‘空点’,心胸要博大点,要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点化了我,顿时我记起了自己的誓言,‘我要吃尽世上所有的苦修回去,跟师父回家。’既然‘要吃尽世上所有的苦’,住个不堪入目的房间算什么!我就坐电车去天安门,我不知道天安门在哪里,我先还以为正阳门就是天安门哩!然后我是从正阳门走到天安门去的,我想在那里也许能碰到大法弟子。便衣警察问我:‘你炼不炼法轮功?’他问了三遍,我不答理他,他就走了。我手上没有钱,吃不上饭,饿了一天肚子。那几天我每天去天安门。”
“有一天终于看到澳大利亚的学员了,他们住在北京最好的饭店!交流情况后,我和一位香港功友12月29日住进了‘哈德门饭店’。早上起床后,楼下坐满了便衣警察,我们知道被盯上了。我有一条用布做的大横幅,十米长,一米宽,红底金字。我把横幅围在身上,外边罩上大衣,显得很臃肿,别人都以为我怀孕了。吃了早餐后,我们结完账就离开了饭店。三、四个便衣警察盯着我们,我们决定分开走。一个便衣警察紧紧地跟着我,一直跟到地铁。我拎着一个旅行箱,想把它寄存到北京火车站。这时一位斜挂横幅的礼仪小姐,把我的旅行箱给骗走了。警察只会抓好人,坏人、骗子这样猖獗他们完全不管。后来北京的一个公安人员在审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只抓法轮功,杀人放火都不管。’这倒是个大实话。大法的书、大横幅、护照和钱都还在我身上,旅行箱被骗走也好,帮我卸下了一个大包袱,让我轻装上阵,谢谢!‘放下执著轻舟快,人心凡重难过洋。’(《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但这是我以后才悟到的。”
“便衣盯梢怎么办呢?我想我是澳大利亚公民,对,我有护照,我就去澳大利亚大使馆!那天正好碰上放假,我还是勉强走进了大使馆,里边有文官、武官接待。他们了解了情况后,就把我从后门送出去了,这样才终于甩掉了那个便衣特务。我一想到他还在那儿呆呆地等着我,就有点想笑,‘傻瓜,等着吧,永远等着吧!’旅馆也退了,旅行箱也丢了,我也没地方去了。从早上七点出门,到晚上十点,坐了一整天的公共汽车,脚上都走起血泡来了,没法停下来。没有一个熟人,也不知道一个电话号码。这时,突然来了一个骑平板三轮车的‘板儿爷’(——北京‘爷’多,会吹牛的叫‘侃爷’,有钱的叫‘款爷’,踩平板三轮车的叫‘板儿爷’等),问我要不要住旅馆?我说没有身份证,他说没关系,‘板儿爷’就带我住进了一个旅馆。”
“12月31日清早,我随着旅馆的旅游团去看升国旗,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大约七点半,我看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白人学员西蒙一家,我非常高兴,激动地和他们打招呼,和他们只讲了两句话。他们刚走,三个便衣警察就无缘无故地把我拖到警车上去,劈头盖脑地打得我血流满面。他们问我从那里来的,我不说。然后把我抓入公安局受审,一个警察说:‘你是师父的好孩子,是好样的,有的人一看就象个吸毒的。’然后他就打我。打哪,打哪,后来他打得没有力气了。他说,你以为我想打你呀?自从打了法轮功学员,我浑身是病,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一大清早公安局已抓了五、六十个各地来的大法学员,其中有农村妇女和老人,警察罚他们站着,朝他们头上猛打。当他们知道我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打我的几个警察就跑掉了。”
“‘脚穿旅游鞋,手提尼龙袋,手拿大哥大,两眼直瞪瞪。’——这是警察给大法学员总结的顺口溜,一抓一个准。所以去天安门要化装,但我的旅行箱也丢了,实际上是不要我化装。我们被送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处(公安五处),看到我们穿着打扮这样朴素,把钱都花在买飞机票上了,连审我们的警察也掉泪。有一个警察很凶,要抢我的书(——指《转法轮》),我说:‘你打死我可以,你休想动我的书。’他被镇住了,就没敢抢我的书。他们搜身,东搜西搜,竟然没搜到十米长、一米宽的大横幅!他们把我关了一天,然后强行遣送到香港。到了香港,我就把大横幅挂在‘中联办’(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对面,和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学员一起炼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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