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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7日讯】索忍尼辛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发表了他花了将近十年工夫写下来，又束诸高阁数年的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动。该书揭发极权暴政的非人性固然令人憟然，书中细腻呈现人在精神和肉体受到极限挑战时，所展现的或是怯懦卑下，或是玉石俱焚的人性高度，才真正让读者作了一场精神洗礼。这本书其实是本极为沉重，又难以下咽的大块文章。书当然是好书，但是可读性并不高。七十年代全球都还笼罩在冷战的后续阴影中，民主和共产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还方兴未艾，真正的解冻只不过才初露曙光。«古拉格群岛»适时出现，正好证明了共产专制的妖魔形象，画龙点睛，在此一书。之后东欧国家中，也有一些以监狱为背景的文学著述，但一方面没有索忍尼辛纪实文学的禀然气势，另一方面也没有国际大气候作为场景来帮衬，在影响上都没有出其右者。

中共政权从老大哥那儿抄袭了苏维埃的监狱系统，并青出于蓝地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制度。这套驯养教化人的工具肆虐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一直沿用到今天，千万人被囚禁改造，数百万人丧命其中，他们的家属终其一身被打上烙印，精神致残。然而中国的劳改制度始终未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大陆人长期受到极权统治，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压迫残害，屈辱不公已经习以为常，维护自身的权利都自顾不暇，对于劳改犯人的悲惨命运就更是无暇他顾了。改革初期，也曾有过所谓的«大墙文学»，描写过一些劳改营的情形，但仅仅昙花一现，作家们自己都忙着下海赚钱去了，他们笔下那些卑微的劳改犯依然是一个聼其自生自灭的族群。索忍尼辛在他的前言中说，将书“献给一切生命过短，无法讲述狱中事的人”，并“请原谅我，没有看到所有的事，无法看清一切，并刻入脑海里。”这种充满人性光辉，却又谦卑的情怀，在大陆的作家中是极为缺乏的。

渡过十九年劳改营生涯的吴弘达有一个愿望，要把“劳改”两个字如同“古拉格”一样推广到世界语言中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政权用它来奴役臧害自己的人民。他将揭露专制政权草菅人命荼毒生灵的罪行作为一项矢志的事业，要为那些无声无息消失在人间的和还在

受到迫害的劳改犯以及因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而被迫杀害自己骨肉的中国妇女发出声音。从1992年在华盛顿创办“劳改基金会”以来，他就致力于将中国的劳改制度揭示给国际社会。西方社会因吴弘达的敢言敢行，推崇他为英雄和人权斗士。索忍尼辛在流亡期间也被俄国同胞视为勇者，他们认为他抨击苏联政府，揭露古拉格的地狱景象，为被压迫的国人吐露心声是高贵勇敢的行为。吴弘达现在被中共政府剥夺返国的权利，不同于索忍尼辛的是，吴弘达不仅面对了来自中共政权宣传机构的诋毁，他也往往被自己同胞视为揭露母国阴暗面的“卖国贼”。这是东西方文化和思维的差距，也是中共政权洗脑的技术高人一筹，更是中国人惰于理性思维，囿于儒教君国正统观念和中国近代史上启蒙运动付诸厥如的结果。

为了将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最底层的“贱民”的悲惨命运记录下来，劳改基金会于2001年推出了一个出版系列–«黑色文库»，专门收集，编辑并出版劳改犯的自传和传记。黑色文库所推出的第一本传记是西方外国元首到大陆访问，提交的狱中异议份子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徐文立。今年59岁的徐文立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时期涌现的第一批民运人士。他和友人们创办了跟官方八股对抗的民刊«四五论坛»，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和魏京生等人平分秋色。«四五论坛»1981年被迫停刊，徐旋即被捕。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十五年徒刑。徐文立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期间，始终是单独监禁在单人牢房里。一九八五年徐文立于牢房秘密写出《狱中手记–我的申辩》并于海外《中国之春》发表。在监狱中因此从单独监禁改为单身禁闭五年，并在此间停止了家属每两个月一次的探视，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恢复接见家属。

一九九三年中共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和谋求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同时与美国又进行着有关最惠国待遇的交涉，因而将他提前三年假释出狱。

获得自由的徐文立重新投入中国的民主事业，走访大陆各地，深入民间，为十二年牢狱中的孤立，补上一门社会课。一九九七年他终于摆脱了剩余的四年“剥夺政治权”时期，开始放手和朋友开展一些民运活动。他多次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畅谈他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在海外的报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政治理念，提倡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地在中国建设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在分散于大陆各地的民主运动中，他发挥了协调性的作用。一九九七年开创“空中民主墙”用现代通讯手段，继续二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他和同志们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随即再次被捕。十二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他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徐文立第二次坐牢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的妻子贺信彤和在美国的女儿徐瑾多年来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本来去年秋天布希总统赴上海参加APEC会议前，有传闻说北京将提前假释他。可惜九一一事件将这一可能化为幻影。中共打出了反恐的牌后，西方国家皆表欢迎，美国更如释重负。中共政权暂时可以把人权这张牌先押一押。短期内徐文立似乎难以被当做一颗棋子抛出来。

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徐文立传记«我以我血荐轩辕»保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提到的徐文立1985年在狱中写就的“我的申辩”。从孩提时代，到青少年期的成长；早年丧父对家庭的打击；休学，参军，退役，就业当电工，直到身不由己卷入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流血事件，见证了国家机器向人民施暴的场面；同其他民运组织之间的讨论思辨等等，徐文立以流畅的笔触作了描写。接着他开始走向了追求民主人权的漫长而艰辛的不归路—被出卖，被捕，数次审讯，判刑，入监。通过他的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的荒谬性和只为党，不为法服务的司法人员的尴尬角色，都历历在目。第二部分是徐文立在狱中情思所寄为妻女写下的诗文，相信这些短短的小诗是支撑他度过漫长孤独的日夜的精神力量。第三部分包括了徐文立在五年自由时光写的对有关中国前途的思考的文章和中外记者的采访。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在狱中并未虚度年华，他对民主，人权和中国政治生态的考量更为实际和成熟。不论徐文立在狱中还是自由之身之时，他有过几次被中共政府当做筹码，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假释出狱甚至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他不愿让当权者借此机会将他驱逐出国门，踏上流亡之路，因而拒绝了这种有条件的自由，放弃了和妻女团聚的机会，

这种罕见的执著和操守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并不缺乏这种有勇气，不妥协的异议分子，极少数的人从狱中出来就调换了位子，从阶下囚变成了国家领袖，如曼德拉，哈维尔，瓦文萨等，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狱中度过了半生，当他们终于获得自由后，仍然是默默无名，两袖清风的平民。异议分子之所以也被称为良心犯的原因即在于他们选择了良知和真理，所谓求仁而得仁，此之谓也。

图片说明：以上左图为《我以我血荐轩辕》封面，右图为徐文立1997年的照片。

附：徐文立自传«我以我血荐轩辕»出版问世

劳改基金会于2001年创办了一个传记系列 — «黑色文库»。将出版中共治国五十年来冤狱中幸存者的自传和传略。该文库首度推出的一本书«我以我血荐轩辕»是目前尚在大陆监狱服刑的民主斗士徐文立的自传。徐文立是早期西单民主墙的活跃份子，198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名判刑十五年，九三年因申奥获假释出狱。获得自由的徐文立继续投身于知识界的民主运动。1998年与同志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随即被捕。以«颠覆罪»再次判刑十三年。在狱中已经十六年的徐文立目前身体日益恶化，他依然是中共手中一枚外交上的棋子。本书文稿是他在美国的女儿交由基金会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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