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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1日讯】中国历史上的私学在孔子行教之前已有存在。自西周以来，由于王权日渐衰微，许多文化公职人员流落到民间，原本属于王朝的文物典籍也散失四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知识人员以个人身份收徒讲学的形式，也就是私学。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在官学之外，私学风气已经盛行，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壶丘子林和邓析，以及鲁国的少正卯等在当时诸侯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与前辈不同，又异于后来者的是，孔子行教的目的不是要教人以某种专门知识或是某种特殊的谋生技能。他要通过教与学，使弟子们在社会中做道德之人，进而以自己的德行去影响他人，作用于社会，如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学做人，做有道德之人，即实现“仁人”的目标。“仁”，并非孔子最先提出，但他丰富了它的涵义，并逐渐使之成为孔学的重要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未给“仁”下过一个完整、精确而固定的定义，而是在回答第子的提问时，根据对象个人质资、个性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解说。因为，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上的修为的体现。

与“仁”相并行的，是孔子提出的“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君子”一词，本指贵族，与表示普通百姓的“小人”相对，孔子突破了这两个词的传统概念，不再用社会地位去区分“君子”和“小人”，而是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孰为“君子”孰为“小人”。他常常鼓励自己的弟子做君子，在教学以及日常师生相处中，他让弟子们领会到－－

君子讲求的是道理，小人只计较自己的利益；

君子寻求真理，他的品德一天天提升，而小人追逐私欲，他的人格一天天堕落；

君子胸怀宽广，心地坦白，没有懮虑，而小人畏首畏尾，内心不能安宁，没有快乐；

君子整天想的是进德修业，小人整天想的却是增加财富；

君子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与人讨论，决不盲从附和，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不肯表明自己的意见；

……

成为君子，并不要求必有丰富的学识的特别的才华，也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只要勤于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

在收取弟子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表示，不论是谁，只要主动行一定的拜师礼，他不会拒绝施教。在孔门弟子中，确实有许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域的人。比如，孟懿子是鲁国贵族，颜回则是鲁国的平民；子贡是卫国有钱的商人，而原宪是鲁国的贫穷汉子；司马耕是宋国人，漆雕开是蔡国人，子张是陈国人，……

在教学中，孔子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通过对学生的了解，他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聪颖程度先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再针教育对象各自情况的不同，进行教学时有所侧重。《论语》一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

一次，学生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吗？”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怎能不先问一下就做呢？”后来，学生冉有也问到相同的问题，孔子却回答说：“听到了，当然马上做起来。”一位叫公西华的学生对老师两次截然不同的解答感到疑惑，对孔子提出来，孔子向他解释说：“冉有平日做事缩手缩脚，所以要鼓励他大胆去干；而子路素来胆大勇为，当然得加以抑制了。”

对待知识，孔子一直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反对不懂装懂。他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提出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要求学者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孔子作为基本教材的文献，是后来儒家尊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

《诗》属于文学，当时的士大夫们在政治交往和正式的宴饮场合中往往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情感；

《书》即《尚书》，保存了一部分殷周时代的政治文献，可以给学子提供殷周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经验；

《礼》是有关政制和各种礼仪的文献，礼仪正是孔子所认为的处世立身所必须遵依的原则；

《乐》是一部音乐文献，在后世已失传。古代的乐制与礼制直接相关，在各种典礼和祭祀活动中均要依等级区别来依礼演乐，所以，知乐是遵守古礼的重要行为之一；

－－在谈到《诗》、《礼》、《乐》的作用及三者的关系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说：诗篇足以使人振奋兴起，知礼则使人自立，懂得音乐则进一步体现培养人材的完成。

《易》是古代关于卜筮的书，崇尚迷信的古人凡遇祭祀、战事、生产、商旅、婚姻等大事例须占卜以预知前途，所以占卜在当时也是一项重要的专业知识；

《春秋》则体现了孔子对历史教育的重视，这是他将原有的鲁国史进行修订编写而成的，是一部以鲁国为主兼载别国史事的、编年体的春秋时期政治史。

上述文献之外，孔门教育的具体科目，是周礼所规定的用以教“国子”即贵族子弟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在当时社会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礼、乐可以为诸侯、大夫的各种活动相礼，射、御可用于为诸侯疆场效命，书则用于为国家记事典史，数用于会计赋税。值得说明的是，孔子时代没有单独习文的文士，“士”通常是兼习文武，冉有说过，他懂得军事，是跟夫子孔子所学的，即可用以佐证。

实际上，孔子门下的教学内容并不局限于以上内容，从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语、行事最多也最为可靠的《论语》一书即可看出孔门教育内容及方式之参差多姿、丰富多彩。

孔子办学的地点，大体上是在阙里街孔子故居，也就是现在的孔庙内。据考证，所谓“杏坛”之说当是后人附会。关于孔子杏坛讲学，最早出现在《庄子渔父》中，庄子写道：“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鉴于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存有寓言成分，所以难以作为认证的凭证。遍览当时人的著作，除此之外未见有孔子在杏坛讲学的记载。然而后人缘于此说，并为坐实此事，而遍考杏坛究竟是在何处，终无所获。到了宋代天禧年间，孔子的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将正殿后移，在正殿旧址上种下了一圈杏树，将此处命名为杏坛。

公元前518年（这年孔子33岁），鲁国贵族子弟孟懿子、南宫敬叔投到孔子门下。这兄弟两人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之子，是受父亲遗命拜孔子为师的。这事还得从孟僖子的一段亲身经历说起。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国建成章华台，邀请众诸侯前往观礼。孟僖子陪同鲁昭公赴楚。鲁君一行途经郑国时，郑简公亲自到梁地慰劳他们，而孟僖子作为鲁君的随从通传，却不知应以什么样的礼节来应答。到了楚国，楚灵王特意到郊外迎接鲁君一行，在这庄重正规的场合，孟僖子仍不知如何答礼。这一趟外事活动，鲁国君臣可谓丢尽了颜面，孟僖子引为终身之耻。正是由于认识到了礼仪在政治邦交中的重要地位，他在临终前要求两个儿子一定从师孔子门下。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投入孔子门下，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孔子所开办的私学在社会上的影响。

孟氏是鲁国掌权的贵族，南宫敬叔凭着他的特殊地位，请示鲁昭公派他和孔子到东周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去观光学礼。昭公准允了这一请求，并给了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僮仆。

孔子一行到洛邑后，会见了大思想家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李聃或老聃。老子当时是周的守藏室史，即周朝管理图书典册的史官，熟知周朝的礼仪制度，孔子向他请教，可谓正得其人。老子对孔子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并对他讲了修身处世之道。

老子对孔子说：“会做买卖的人深藏若虚，不把所有货物都摆出来；君子道德高尚，而容貌谦退，看上去像个愚鲁之人。做人，应该去掉骄气与多欲，不可追求淫色，因为这一些对你是无益的。”

孔子辞行时，老子又以言相赠，对他讲了一番明哲保身的道理。

在这次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的相会中，年轻的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对老子所主张的那种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并没有接受。从老子处告辞回来，孔子与随行弟子谈起会见的感受时，将老子比作神化莫测的龙，由此可见他对这位老年思想家的尊敬之情。

在洛邑，孔子除了拜会老子、请教礼仪制度方面的问题，还向当时居于此地的著名人物苌弘请教音乐的问题。苌弘是周敬王的大夫，以精通古代乐理闻名于天下。他就《韵》、《舞》等乐舞为孔子作了详细讲解，使孔子在原有的音乐基础上，更增加了修养的内涵。

孔子此行还实地考察了周朝的文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场所。通过对周朝明堂、太庙等古迹的参观考察，他对周朝的礼乐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公元前518年的洛邑之行，在丰富孔子古代礼乐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他的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产生了极大的助益。这在孔子一生中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他返回鲁国之后，教学规模及影响又有了一些进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孔子自周反（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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