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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1日讯】母亲去世后,少年孔子开始孤身一人面对社会,他不但要生存,更渴冀着跻身上层社会,实现自身价值。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冷酷性。
一日,鲁国的季孙氏大宴诸士。季孙氏与孟孙氏、叔孙氏是鲁桓公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史称“三桓”。早在孔子出生之前,这三家贵族已控制了鲁国的实际权力,尤以季孙氏握有权柄最大。还在公元前537年(这时孔子14岁)时,三桓将鲁国的三军改编为二军,孙孙氏独掌一军,叔孙、孟孙氏合掌一军,实现了“四分公室”,而国君的权力大为削弱。现在季孙氏大宴群士,孔子尽管母丧不久,但他自认为贵族之后,有资格参与其间,而且这正是开始自己在上层社会活动的良好契机,于是他兴冲冲地前往季孙氏家。
不料,孔子前脚还未踏上季孙氏家门,便遭到了季孙氏家臣阳虎的挡驾。这位跋扈的家臣粗暴地对孔子呵斥道:“季氏宴请的是士,并没有请你!”显然,孔子虽然自认为属于士的阶层,但在别人眼里得不到承认,这使孔子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家境贫寒,又未入仕,实际已处于平民的地位。
这次遭遇并未影响到孔子要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决心。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发奋努力,取得成就,获得社会的承认。
孔子所面临的现实是,家贫又没有靠山,第一件事便是首先保证自己的生存。年轻的孔子开始时主要是做一些粗活,他后来回忆起人生经历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也就是从事当时被认为是鄙贱的职事。据说他起初还当过吹鼓手。随着年龄渐长,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变,到20岁左右时,他给季孙氏家当过管理账目的“委吏”,做过管理牲畜的“乘田”,尽管也都是些卑微的职事,但已脱离了胼手胝足式的粗简劳作,使自己的计算知识和管理能力得以运用。
孔子办事极为认真,做委吏时他把账目理得清楚妥善,做乘田时使牛羊肥壮繁殖,他的这些成绩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少年孔子在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源的同时,在学业上更显示出加倍的努力和坚韧的求知欲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礼教文化的学习,主要是依靠平日的耳濡目染和实际环境的训练,这对贵族阶层的成员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孔子却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机会,创造学习知识的条件。在晚年时,孔子回忆自己的勤学经历时,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这是说他在15岁前后即已立志向学。可以说,这一好学的动力持续了孔子的整个一生,到了晚年他学习《易经》时,还勤于翻检,使穿系竹简的牛皮绳断了好几次。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的这些自我评语,是对于他极端好学的如实而又生动的写照。
如饥似渴投入学习的孔子,从不放过一切求知的机会。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入鲁国太庙的情形。孔子进入太庙后,对每一件不明白的事,都要问个清楚。于是,有人笑话他说:“谁说陬邑大夫的儿子知道礼仪呢?你看他到了太庙里,每件事都要问一问。”孔子听到后,回答说:“我这们做,才是真正知道礼仪啊。”
《左传召公十七年》记载了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这年孔子16岁),东方小国郯国(今山东郯城西南)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在鲁国的招待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因为郯子是少昊的传人,他很详细地进行了解答。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设法赶去求见郯子,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知了许多先前闻所未闻的古代史实和传说。事后,孔子曾深有感触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孔子在学习古代典章文物制度时,十分注意进行实地考察。这一时期,他的足迹曾遍及鲁、卫、杞、宋等国。为了研求夏、商两个朝代的礼仪及典章制度,孔子到了杞国和宋国。据传,周武王曾封禹的后人东楼公居杞(今河南杞县),为杞国国君,而商代王子微子启是被封在了宋地(今河南商丘一带),所以,在杞国和宋国保存着夏代和商代的礼仪制度。当然,宋国对孔子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商代人的后裔。
在这些实地考察中,孔子对杞国、宋国的礼乐制度有了很深的了解,又将先前由典籍中了解到的夏、商两代的礼仪与杞、宋两国的礼仪进行比较,收获颇大。最后,他总结说:“夏代的礼乐制度,我能讲清楚,但其后代杞国的礼乐制度却不能作它的证明;商代的礼乐制度,我能讲清楚,但其后代宋国的礼乐制度也不能作为证明,这是因为文献缺乏的缘故啊。如果文献充足,我便可以把它们相互印证了。”
《史记》、《韩诗外传》等书中还有孔子在少年时代学琴的记录。身居鲁都,孔子自幼受到礼乐的熏陶,他不仅认真学习音乐,而且注意提高自己音乐方面的修养。当时,他曾向鲁国的职业乐官师襄子学琴。
就是这样,在鲁国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孔子孜孜不倦,发愤求知,随着年龄渐增,他的学识和才干也迅速增长,在二十多岁时已学有所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士中的佼佼者。鲁国的人们赞扬他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说他常识广博,而不止于某一个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的影响力已超越鲁国,闻名于周围的各诸侯国。当时远近的人们发现有奇事异物,无人能识时,都要来向孔子请教。有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还专门派使者带上不明来由的物什赶到鲁国来问孔子。
然而,孔子好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博闻多识,而是要谋求为政和做人之道,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发生最大的效益。终于,在30岁左右时,他同委吏、乘田之类“鄙事”告别,开始收授弟子,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
这里再补叙一点发生青年孔子身上的事情。还在孔子19岁那年,孔子娶宋国女亓官氏为妻,成立了家庭。第二年,也就是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鲁昭公闻讯后,特意派人送去两条大鲤鱼,表示贺喜。为纪念此事,孔子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由此也可看出孔子当时在鲁国的声名。(//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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