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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6日讯】对于小说，我绝对是外行。因此，对于《龙年档案》的艺术性问题，在座的都是行家，本人不敢妄加评论。

我只能说些艺术之外的题外话。

柯云路先生在“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生活是现实的，所有人都在某种现实的规定和限定中活动。要真实而不是粉饰地写生活，就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落每一笔。同时我又相信，理想的人格崇高的精神不仅在文学中而且在现实中存在。”“唐吉诃德也是令人尊敬的。”

小说中的罗成也许就是中国现实里的官场唐吉诃德。罗成不是中国官场的典型，而是中国官场的例外。在罗成身上能够看到人性的光辉，也能够听到警钟的轰鸣，它告诉人们，我们是真正生活在艰难时世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如果不是总体性地解决，不从根子上入手，就是隔靴搔痒。这话当然有道理，但是只说对了一部分。

因为作为现实中时时刻刻都在作出选择的人来说，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没有政治民主之前怎么办？没有宪政共和之前怎么办？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之前怎么办？等等。画饼不能充饥。没有肉吃的时候，吃草根啃树皮也是活路之一。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问题，也许有助于理解罗成这个艺术形象：

一是权力斗争。

过去，我们在教科书上只读到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尔虞我诈，才有狗咬狗。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稍微不慎就可能被人整治的危险，阮为民不就感叹道：“政治就是太可怕了。”当官就是如古人常常讲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论是谁，进了官场就免不了这样的铁律。想想看，一个市长下面有好几个副市长，一个书记下面有好几个副书记，螃蟹能够把自己的八条腿协调起来，可是报刊上常常说的“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斗，行吗？这种情形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中国特色。只是这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病，而且是恶性的传染病。戏文上那种海瑞、包拯式的做法，至少在今天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没有摆脱的政治悲剧之一。因此，就是想为民做事，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适应这个官场生存法则，并且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有时甚至是主要精力放在权力斗争上，否则，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就会一事无成。仅仅有悲壮的勇气是不够的。

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生活，不能不受这个环境的约束，作为个人，谁也无法彻底改变他的外部环境，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人不能生活在想像之中。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就像我读小学时的教科书，都要像江姐那样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实际上，这种教导不但可笑，而且也很霸道，也是违背人之常情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罗成式的官员。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官员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求全责备就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在四面出击，是想当孤家寡人，一个稍微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会嗤之以鼻，无论你的动机和愿望是多么良好，得到的回应是会被人们认为不切实际，也就是不合国情。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当隐士，都厌恶政治，或者都当曼德拉，当哈维尔，当瓦文萨，当萨哈罗夫，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到政府这块独一无二的重要资源只能发出臭味，散出毒气。

但是应该看到，仅仅这样又是不够的。从罗成的身上，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和开明的局限，应该警惕改革，应该认识到，改革和开明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源泉。开明和改革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力量。

走出这个可怕的政治的路在哪里？唯一的正确道路是没有的。

二是个人英雄主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想总是活得窝囊，就得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得有点能够理解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有点容忍个人英雄主义的环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又说，万事开头难。出头鸟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无论在什么时代，也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个人相对于国家，尤其是以亿万人民计的国家，是相当渺小无力的，当一个人挺身而出反对贪官污吏，他能够得到的和他可能付出的，将远远不成比例。也正因为这样，冷漠是政治理性的表现。也正因为这样，民心在很多时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民心可侮，大概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例外。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个人英雄主义是难能可贵的。也正因为这样，历史上任何专制政府害怕的不是乌合之众，不是合群的自大，而是一小撮。

一个不允许个人英雄主义存在的环境，就只能是最后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结局。因为，和平变迁的路被堵死了。堵死的不仅仅是专制者，更有每一个民众的贡献。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像中国那样，骨子里流淌着“这又有什么用呢”的虚无主义。

而虚无主义的背面就是求全责备。

制度不是一切，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制度决定一切，美国人实在没有理由尊崇华盛顿和林肯，全世界也不可能对曼德拉和金大中那么关注。否认海瑞、于成龙，和否认哈维尔、昂山素季一样可怕，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是死气沉沉的国家。

中国的犬儒主义是一种十分霸道的犬儒主义。它以一种简直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中国人都是鬼，中国人都是狼。制造黑暗是这样的国家文化精英的重要角色。

从个人出发点来说，我并不认同未经充分改革的政治，但是，我并不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出现一些，哪怕是一个同样真诚的人都不可能。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实际上也是改革的局限，或者说是改革的限度。

我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就像鲁迅小说中的魏连殳一样，确实有曾经奋发向上的人沉沦了。

但这不是全部。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是全部。世上总有英雄豪杰在。

脊梁总是存在的。

尽管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魔鬼、胆小鬼。

在绝对怀疑的背后是缺乏道德的自省和反思──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怯懦、贪婪、无为等等，而宁愿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见了强盗就乖乖交出钱财，当了官见到百姓就会发威，见了长官就会下跪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而且是一种霸道的犬儒主义。

连想望，连心中那杆道德的秤都没有了。

我们几乎都不自觉地成了扼杀光明的合谋者。看到街头杀人抢劫的时候，我们抱怨没有挺身而出的侠士，当有人为了救人丧命就又说这人是傻瓜，怀疑这年头这种人怎么可能存在；看到贪污横行的时候，我们抱怨没有为民请命的清官，当清官两袖清风的时候，我们又说这个人不可能存在，面对权力谁又能够不贪呢？看到社会黑暗，我们抱怨没有人起来抗争，当曼德拉真的出现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又说这个人真幼稚，胳膊能够扭过大腿吗？……我们不能检讨自己的贪婪，因为是我们将心比心，所以认为谁当官都会贪，没有勇气说我会例外；我们不能检讨自己的怯懦，因为我们将心比心，认为谁也不会当出头鸟，没有勇气说我会例外；我们不能检讨自己的自私，因为将心比心，认为谁也不会为民众付出牺牲，没有勇气说我会例外……这是一个阴暗而且将永无光明的世界，它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绝望，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

无论是清官还是更积极的抗争者，他们是生命里的光，是生活中的盐，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不必期望大部分人会向他们“学习”，就像教科书里教导的那样。这种人永远是一小撮，是极少数极少数，但这是生命的光，是社会的盐，没有他们，就会暗淡，就会失色，就会无味。我相信，即使是一个法律上判定他为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一定曾经有过至少一分钟的善良。我们应该善待它。每个人一分钟的善良汇集起来，我们才会看到希望，才会积极面对生活。而不至于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弥漫的是绝望。这就是要培育对良知的理解。

我们不要要求人成为上帝，成为救世主。可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这样做，我们看不到良知的力量，我们也不能利用和汇集起良知的力量。其实，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于是，善在中国总是孤独和孤立的。在看待一个学者言论的时候，就企图要他提出一个整体救世的方案，否则，他的研究、他的思想就是没有意义；在看待一个官员的时候，就希望他扫尽不平，否则，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不彻底，因此就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眼里只有大厦的人那里，他是看不到砖头、钢筋等的功能，每一块砖头相对于大厦来说，都是可以彻底否定的。我们都是凡人，我们却在自己的同类里寻找上帝，如果没有发现上帝，就宣称这是一个魔鬼的世界。这是在抹杀。

实际上，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是社会和国家健康的因素，他们在做他们所能做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他们所做不到的。我们要看到互补的意义，寻求合作，沟通，理解，而不仅仅是对立和排斥。虽然我们不可能人人在任何时候都敢按照心中的道德律行事，有苟且，有屈服，有胆怯……，但是，我们可以对那些在我们怯懦时挺身而出的人的言行表示敬意，他们就可能在斗争中不感到孤独，而压制甚至是迫害他们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民心这杆秤的存在而有所顾忌。这是每一个弱者都能够做到的，这也是弱者的力量。如果我们还向往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国，我们不应该放弃对这种力量的运用。

（学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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