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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5日讯】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在春秋时代，诸侯国中统治的世家，没有连续执政超过五代的。按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说法，和平演变将发生在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的身上。从统计学规律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独霸政权的时间超过约七十年。执政时间最长的是苏联共产党，其他共产党执政的时间很可能只会更短，不是更长。根据中外的这些说法以及统计数据，一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中共之泽，几代而干涸？

按照中国古人发现的规律，目前的第四代应是倒数第二代。按照杜勒斯的说法，第四代正值和平演变的重大关头。按照统计学规律，中共离七十大限还有约十七年的时间。有那些因素支持这些判断呢？判断中共之泽是否会干涸，不能出自因对中共或好或恶的一厢情愿的政治立场，而是要靠对新出现的重大依据的准确捕捉。不过，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大上开始浮现出来的第四代政治局常委会的确反映了整个中共在基本面上的一些重大动向。从已知的信息来看，中共的第四代展现出空前绝后的三大特点。

第一特点，是中共第四代没有任何在海外尤其是英美留学的背景。从公布的背景来看，中共第四代政治局常委会中主要成员均无留学背景，只有排行垫底、岁数最大的罗干在民主德国学习过。如果不是为了照顾李鹏而扩大常委会的规模，罗干便无机会入围。在政治局成员中，除罗干外，只有一位是留过学，即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北朝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学过朝鲜的经济学。而北朝鲜恰恰是共产主义与糟糕经济的双重典范。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曾在法国求学。第二代的邓小平也在法国留学。第三代的主要领导人曾在前苏联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留学工作过。所以，中共的历史上，目前的第四代将是空前的一代。他们会是绝后的一代吗？很可能，因为在目前的社会上，比他们年轻十至十五岁的政治与经济精英，许多人都有国外，尤其是到以美国、欧洲与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习、进修与工作过的背景。这些人中总有一部分会进入未来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个特点，是中共第四代接受的都是共产党的教育。中共第四代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胡锦涛出生于1942年，吴邦国出生于1941年，温家宝出生于1942年，贾庆林出生于1941年，曾庆红出生于1939年。就是说，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他们开始上学读书。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他们已经或接近大学毕业。这意味着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全部都是共产主义教育，而没有机会受到中共反复批判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时代恰恰是”罢黜中外百家，独尊共产马列”、闭关锁国与思想专制达到顶峰的时代。他们不仅受的是马列共产的教育，而且是残缺不全的教育。因为中国当时的学校与其说是教育场所，不如说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场所。

他们的上一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接受的更多的是民国时代的教育。这种教育既不排斥传统文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到1949年中共上台时，这些人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大学学习。所以，他们所受的基本上是非共产主义的教育。这一点也成为他们现在与西方交往的文化资本。江泽民一再炫耀他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朱□基一再向外国人重申他熟读卢梭。这些都是第四代都没有的文化资本。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等都程度不同地能用英语进行交流。但是，到目前为止，第四代主要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个展示出这种能力。只有被胡锦涛戏称为”老大哥”(big brother)的负责安全工作的罗干懂得德语。

第四代之后的下一代出生于五十年代初。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在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机会开始接受逐渐多元化的教育。他们思维活跃，思路开阔，不拘泥于马列共产教条、可望了解外部世界。虽然高校舞台上仍是马列共产唱主角，但是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已是五彩缤纷。他们中有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不论留学与否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明及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可以肯定，无论中宣部多么卖力，共产主义在大陆的思想与教育界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目前的第四代将是中共乃至中国历史唯一的仅仅接受过共产马列教育的一代。

中共第四代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工程师。其中出身清华的工程师在九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中占据四席（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技术官僚的地位就节节攀升。到第三代时，技术官僚已经正式唱主角，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李瑞环、李岚清这样的非技术官僚出身的常委。到中共第四代，站在权力的针尖上已经全是学技术出身的官僚。

然而，技术官僚的昌盛本身就是错误的治国战略的产物。清一色的工程师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有关。中共的治国思路是把经济问题化约为计划与技术问题，把技术当作关键，不思制度上的变革。即使在邓小平时代，官方的”现代化”构想也只是局限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非制度的现代化。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名义下，大量的学工科出身的专业人才被重用、提拔而进入权力中枢。今天看来，妨碍中国发展的早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落伍问题。这才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议题的出现。随着中共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度改革的紧迫性日显突出，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工程师政治家也必将随着第四代退出历史舞台。

从上面归纳的三个特点来看，目前的中共第四代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是空前绝后的一代。空前意味着造极，绝后意味着变局。一旦制度变革代替技术治国成为中国大陆的共识，技术官僚在政治舞台中的角色也必将随之改变；一旦大量的受过各种思潮熏陶的人士进入权力舞台，中国将生变；一旦中共从来就排斥的留学英美的人士进入政治核心，中共将生变。一旦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时，出身于学法律、政治、经济等政治精英必将取代技术精英占据主角位置。由于教育背景和政治传统所限，很多人认为，中共的第四代没有改制的能力。他们欠缺对西方的了解，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动机，也缺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心理准备和知识结构。而且，他们至今未能推出必将迥异于他们的第五代。

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他们只能坐视中共之泽逐渐干涸？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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