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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若望先生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的。1980年初，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研究，看了许多当时叫做“伤痕文学”或者“揭发四人帮”的作品。但少数作品，比如刘真雁的《人妖之间》 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真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字那么朴实、细腻，但总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饥饿三部曲》把作者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关押之下和在毛泽东的牢房里的三次亲身经历如实地、不加以粉饰地写出来了。三个监狱之间，毛的是最残酷，远远最残酷。但作者在艺术上最可贵的一点是并没有硬塞给读者这个结论，他只是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开始觉得“伤痕文学”已经过分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批评了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他两部剧本，说这些作者没有“考虑社会效果”。之后报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批评，把那些敢说真话的作品都骂成忽略社会效果。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饥饿三部曲》这么大胆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评的话呢？我问了中国朋友，他们说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太真实，无法反驳，批评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决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见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访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脸对待任何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没脑子，但实际上有很会保护自己的老练政治头脑的那种可伶中国人。王先生却完全相反。人如其文，问什么话答什么话，不粉饰也不拐弯。我好奇问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会这么直截了当？您不怕吗？”他答的很动人，说：“死者无法说话，我还活着，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喽！”

现在王先生不属于“还活着”之类了，该别人为他说话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为王先生说的话： “在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像刘宾雁、方励之、魏京生等人一样，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涯。在20世纪的一个最严酷、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酷刑、监狱之灾以及不间断的诽谤和攻击。他长期以来坚持捍卫人权、法治和人道。他确知他每次张嘴说话的后果，但仍然去说。在这一点上，他是500年前的马丁路德的精神伴侣。路德不得已时说过：“我只有此信，别无选择。”

组织王若望先生追悼会的中国朋友请我在会上发言，说我可以代表西洋学界。我愿意作这个代表，愿意替西洋学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提“西洋”和“东方”之别，“学者”和“非学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当、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们不必在人类之间再作分别。我们大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说的 “活人”，对死者有责任的 “活人”，对其他活人也有责任的“活人”，不说话白不说话的活人”。这是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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