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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0日讯】我本来对中国经济或所谓的“两岸经贸”相当隔阂，自认台湾的经济问题已经够多了，哪管到对岸去。不过，我也认同中国经济以及它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湾经济影响很大。

有一个机缘引起我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此后，我接触到的，大都是有关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国经济随时会崩溃的结论。我把这个结论拿去跟几个我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请教，马上被打回票。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说，中国要是会崩溃，它早就崩溃了。意思是说，它那些经济问题在别的国家不只是经济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让政府跨台、国家分裂、体制瓦解；而中国既然能撑到现在，表示这个社会已经适应这样的环境，已经免疫了，所以这些问题已经不会让它崩溃了。

也有的人说，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对地方控制得很严密，对经济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会让它倒的。有的人说，中国土地国有，它那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财政金融问题，光靠卖土地就可以解决了。

在学术研究上，有人比较苏联解体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论是：中国转型成功、苏联转型失败。更乐观的推论，甚至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世界强权。

当然也有许多人预测它会崩溃，而且似乎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共识。但是不管各种主张多么南辕北辙，大家都同意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以下先提出这些问题，再说明为何中国经济会崩溃，结论提出台湾的因应之道。

1.中国经济的表相

自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中间虽然经过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长重新上路。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仍然表现“亮丽”，并成为一枝独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相继跌倒，经济负成长，中国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长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长红。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又引发另一波蜂拥而入的外资。许多到过中国的人，眼见它到处都在建设，整个国家好像一个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国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室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提出报告，表示：当前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最稳定、最健康的。现已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在可见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国际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大方针不发生大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能保持7～10%的年成长，且在2015年，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可达欧盟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峻宏2002)。

各级领导人对外的公开讲话，信心满满。有些经历中国优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认为中国简直是投资者乐园。从产业发展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多项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金玉其外”的表相，实已“败絮其中”。我们分别从经济成长、外资、国贸、财政、银行、国企、失业、所得分配、社会道德等层面，提出讨论。

2.经济“成长”有玄机

2001年台湾遭遇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失业率创下196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峰。不只台湾，连一向是健康宝宝的新加坡也负成长。全世界没有什么好消息，中国却一枝独秀，还有7.3%的经济成长率。

但是，这个成长率有两个问题：一是它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也就是说，它的正确性令人怀疑；二是这个在极权之下的高成长，会不会像苏联当初的高成长一样，暗藏毁灭的因素？这两个问题随后讨论，我们就假设它确确实实有“七上八下”的成长。这个成长虽然高于当前所有其他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过尔尔。日本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都能维持在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同一时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0%，南韩也维持9%成长率长达三十年。而且，这些国家“当时”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过“现在”的中国。

回头讨论这个令人迷惑的成长率。首先，这个高成长率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令许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怀疑成长率的真实。代表人物之一的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说(Rawski 2002)，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长率，这似毋庸置疑；但1998年以后就难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简单，像中国这样落后而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可能一边快速成长(1997～2000之间，GDP累计成长了24.7%)，而同时期的能源使用量却减少(负成长12.8%)，民航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成长率都低于GDP成长率，而且物价下跌、失业率增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这段期间的国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汇报资料。好笑的是，几经调整，公布出来的各省成长率，以2001年为例，除了云南外，都高于全国值(全国值应该是各省的加权平均)！统计局有鉴于地方的“假报浮夸风”，2001年5至10月进行一项调查，竟发现有62,000多件统计造假舞弊。

怀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宾州大学Lawrence Klein，与MIT的Lester Thurow等著名经济学者，以及许多专业经济期刊(如Economists)、国际经济顾问(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评鉴公司(如Moody’s)等，也纷纷著文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高长2002)。

MIT的Lester Thurow以中国城乡差距大，而占八成的农村基本没有成长(中国有关部门也承认)，那占二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长，才能创造全国超过7%的成长率？而且，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几乎没有成长，那么中国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长？宾州大学的Arthur Waldron则提醒国际注意，朱镕基曾公开表示，若无政府大力财政赤字融通，中国经济早于1998年就应该崩溃了。然而，有可能单靠政府融资，就能创造整个国家反败为胜地成长7%以上？

另一个质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货”特别多。存货(实际上是期末存货减期初存货的增额)在国民生产统计中，列在投资项下，是本期的最终产品。在中国的国民所得账上，1980～93年间存货投资平均占GDP的7%(Sachs,Woo,杨,1999)，一般国家很少超过3%；台湾在过去五十年，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几年外，“存货”基本上约占GDP的1%。如此，保守估计至少有四个百分点是不应有的存货(即积累卖不出去的产品)，亦即其成长率就要调降四个百分点(从7%降至3%)。根据中国内部资料，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岳山2002)。

其实，不只国外专家或专业机构质疑，中国国内专家也对经济发展现象表示不解。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2002年8月在深圳举办的半山海景财经沙龙上，谈到中国经济的八大矛盾，包括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商品价格连续下跌、失业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困问题越严重；银行存款增加的同时，部分企业资金短缺；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财政，从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势未衰；部分沿海和城市异常繁荣，内陆许多地方差距越来越大；水土资源越来越短缺，资源的浪费又极其严重；经济迅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未歇。

根据Rawski的估计，中国经济成长率在1998～1999两年各约在正2%与负2%之间，2000年约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计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国的官方与学者当然对此提出了解释，但很难看到事实真相。

3.成长也是灾难

中国高速经济成长的第二个问题是，成长是否带着毁灭因子？高经济成长率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成长不能当为一国经济的唯一目标，因为它可能牺牲社会公平、环境安全、分配正义等社会目标。这些牺牲，在中国极为严重(见下文)。不只如此，中国式的改革开放，成长本身就是灾难。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国企仍依旧制，由财政拨补亏损。但旋即出现钜额的财政赤字，改革开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达170亿元(人民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人民银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问题)，1983年人民银行(即其中央银行)改制，并完成“拨改贷”政策。

所谓“拨改贷”，是把原来由财政“拨”补企业亏损或投资需求，“改”由国企向银行“贷”款。这一方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也是要国企建立“偿债”的责任。结果是偿债的责任没有建立，原来财政整合资源、支援企业的能力丧失，地方政府百花齐放、胡乱投资，不但浪费国家资源，也导致银行坏帐直线上升。

“拨改贷”未能建立国企借款偿债的观念，是因为国营银行只会审查书面资料，兼又政府介入银行贷款案，以及官商勾结不实贷款等。许多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经营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贷款的，但因国企实质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负责居民的住房、上学、工作、退休、医疗，任令倒闭将引起社会问题。政府于是要求国营银行贷款给这种国企。这种不当贷款与官商勾结的不实贷款，既不能培养还款责任心，也造成银行呆账。

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作为基本建设与企业改造，是“建设财政”；现在，政府财政既不拨补国企，变成主要用于调升公务人员薪资之经常支出的“吃饭财政”；六五(第六个五年计划，1978～1982)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专案投资，七五(1983～1987)期间开始出现能源失调与紧张。国家财政从此不能主导资源整合，于是各级政府乃至各单位，各自为政，投资一窝蜂。

以电力为例，1983年起，许多地方企业只能“开三停四”或“开四停三”。为了鼓励建设电厂，国家提出优惠政策，保证按商定价格收购。于是，全国“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各级电力管理部分与职工更是积极，一齐向银行贷款兴建电厂。十多年后，今日中国火力发电厂年发电时数平均不到4,200小时，低于全年8,760小时的一半。“过剩”发电量的投资额，接近8,000亿人民币。这些贷款怎么有能力对银行还款？

在毛泽东时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1980年代开放初期，这些都成为投资热点，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这种无节制的设厂，加上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快（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厂还没等开工，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结束。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而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到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哪还有指望收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被中国学界称为“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银行坏帐比例高达40～50%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财政无力，加上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短视，使得中国社会资源的浪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4.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

中国的经济妖魔很多，有的隐蔽，有的变形，没有一个像金融问题那么明目张胆，虽然中国政府也想帮它化妆，让它不那么可怕，但明眼人还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经济学家，经济专业杂志、财经顾问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恶、恐怖、难以驯服。

问题严重　美国信用等级评定公司Standard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国有银行呆账比例超过总贷款的50%；Moody’s也以〈中国银行系统在走钢丝〉为题发表了中国信用等级报告，并说中国银行系统技术上已经破产；一些西方中国经济专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现在只缺导火线。《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Lague 2002)。不久以前，驻香港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马国南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解决银行呆账的根本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可能持续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类似的警告。问题只在于：灾难发生时会有多大？何时爆发？谁来承担？

据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呆账总额有5,000亿美元，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养老金上的亏空，中国政府的国内外债务估计超过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约1兆1千亿美元)。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远远比日本严重，日本银行呆账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国呆账的比例是GDP的43%。现在中国模仿十年前美国储蓄贷款银行破产时的解决办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但十年前美国储蓄和贷款银行破产，仅耗费约1,60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3%，只是中国坏帐比例的零头。

恐怖平衡　公开场合，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只肯承认25%左右的坏帐率。其实，就算真的只有25%的坏帐率，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已经是债务没顶。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金融现在还不崩溃？事实上，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中国的银行资金非常充足。检讨起来，它还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银行资金来源充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民极高的储蓄率，二是源源不绝的外资。中国人的储蓄率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约都占GDP的四成；而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国吸引外资，已经造成所谓的磁吸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4,5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没有任何开发中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第二，中国严密管制，包括新闻管制、外汇管制、外国银行管制。由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中国民众盲目相信政府会确保他们的存款安全；中国的外汇管制，使一般百姓实际上不可能抛弃人民币；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WTO)，但尚未放弃对外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严格管制。结果，老百姓只好把钱乖乖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这是一种恐怖平衡，银行就就像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绝的储蓄与外资来挹注让它站立，若那一天补充不及，随时就会崩塌。事实上，在WTO的架构要求下，国内市场、外资投资项目、外资银行的设立与业务等，必然越来越开放。如此，一方面国企的竞争加温，国企亏损愈大，银行呆账更严重。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网路，终究会突破中共的封锁。当真相越来越清楚，中国人民发现国营银行亏空，会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国十几亿人口广大市场的外资，则将发现它积重难返而收手撤退。任何这类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这种事情发生，问题之严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金融危机所能比拟的。Studwell在他的《中国梦》里说得坦白，中国现在一切都系于大众心理。

政府挹注　中国政府其实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几乎肯定将导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十六大(2002年11月)后，中国政府和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表示，四大国有银行将再次接受到一大笔资金挹注。过去，中国政府已经两次向这些银行注入资金。1998年，中国政府曾经提供给这些银行高达33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其存款准备。一年后，在中国官员所谓四大国有银行“最后一次晚餐”的行动中，政府将这些银行账目上高达1,690亿美元的呆账一笔勾销，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这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随后向四大银行发行了1,410亿美元债券，并支付了280亿美元的现金纾困。

中国政府期望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收回部分呆账。但是呆账回收率非常低，使坏帐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策略，不过是变换账目、拖延时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这一策略还可能严重削弱了人民银行，因为正是它向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购四大银行呆账的资金。

什么是导火线？　任何对中国银行系统或者中国政府的信心溃散，都将可能导致公众停止存款，成为挤兑的导火线。而只要经济成长减缓，就足以引发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也是为何这几年中国政府都要用所谓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开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设、连续三年调高公务人员薪资)，以刺激经济。但是，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警告说，这种做法不可能持续很久。

另外，全球经济的持续停滞，如果导致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减少，或者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如果中国政府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或因WTO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自由竞争，也可能导致民众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黄金，从而引发信心危机。

没有解决办法　如何解决中国庞大的金融危机呢？说起来有好几种方法解决银行坏帐问题：一是印钞票挹注；二是课税来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国内发行公债，或向国外借款，如向世界银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银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闭。但是，如果想要兼顾中国经济与中共政权，没有一样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带有伤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变成全盘皆输。

要解决呆账，至少不能再产生新的呆账，这就要中国银行先停止对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停止贷款。这也做不到。实际上，现在除了旧呆账之外，仍然不断增加新的呆账。

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呆账的比例占银行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中国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呆账比例减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这将耗费大约5,180亿美元。《远东经济评论》(Lague 2002)接着说，显然中国当局知道，它没有20年的时间了，特别是按照中国加入WTO协定，在2007年就必须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从事全面业务。

5.失业难评估

中国的失业到底多少，还是个谜。在这样集权的国家，区区一个失业人口调查不出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连“人口总数”都不清楚，有各种说法，从12亿到15亿人，那就不足为奇了。失业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业的定义问题；二是资料的可靠性问题；三是乡村的失业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仍否认有失业现象，所以也就没有失业统计。一直到1986年，才承认有失业，但称它为“待业”，统计上有城镇待业人数和待业率资料。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待业人员”所下的定义是：“有非农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内(十六岁以上男五十岁以下、女四十五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的人员。”1994年，开始接受“失业”这个名词，待业的定义就过户给失业，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里，发表的城市失业率1985年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网站还公布2001年年底，全国就业人员73,025万人，其中城镇23,94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515万人(比去年底减少14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10,355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12万人。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镇失业人口为894万人。官方发表的失业统计都只限于城市失业，而在广大乡村到底多少失业？不知道。因为农村里有很多隐藏性失业，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意即这些人对总产量没有帮助，把他们抽离出来不会减少产量)，失业是隐藏在就业里面。

根据中国自订的失业定义，城市失业统计与世界共用标准比较，有严重低估的现象。官方把失业者界定在退休年龄前十岁，意思是从那时起，只有退休、不能失业。世界上通用的定义不但不以退休年龄为界，根本没有年龄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国民教育年龄之后)，只要没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业。“非劳动力”里的“退休”只是年纪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种分类而已，即先是非劳动力，再依性质归为“退休”。一个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还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业者。

除了年龄上限外，中国的城市失业定义还有两个低估失业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谓“下岗”工人；二是它要“登记求职”了才算失业。

官方“登记求职”阻碍失业统计，因为依规定，下岗工人不能登记失业。辽宁省在2002年6月一则报导说，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对省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允许下岗的工人正式登记失业领取政府失业救济金，以解决下岗工人生活贫困的问题。原来，下岗工人的生活补助是原国企的责任，失业救济则是国家的事。不少国企已经发不出这些钱了，2001年大庆油田的工潮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底中国城市失业率多少呢？相较于中国官方估算城镇登记失业率3.6%，Rawski估计是8%。但其他估计的更高，超过10%的不少；有的高达20%，失业人口介于862万到4,789万之间。至于农村失业，那就更严重了，估计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标准，列出中国的几组失业率数字：

一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失业率，实际上就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1997～2000年则都维持在3.1％，失业人数在570～595万人之间。200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2002年预计在4.5％左右。

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再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全大陆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种则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冗员。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有1/3以上的冗员，约3,000万人，亦即失业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种的广义方法是第三种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全大陆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大陆耕地19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约0.67公顷)，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再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共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份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若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大于10亩地，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将比1.5亿人为高。亚洲开发银行曾估计大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人。以此估计，全国失业率应为34.3%((5,000+20,000)/(25,940+47,000))。

何清涟(2002)说她根据1997年至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发现即使依据官方资料，真实失业率也高达21%，这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如果要计算城乡总和失业率，那就高达35%以上。这与我们上述估计差不多。

6.社会问题像定时炸弹

除了纯经济问题外，中国社会问题庞杂，失业洪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等现象，都像是个定时炸弹，可能间接引爆经济崩溃。

失业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业学大庆”的东北黑龙江省工业重镇大庆，有几千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到6日已有5万之众。上街的群众除了普通工人外，还有科级和处级干部。有些机关被他们占据，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当地警力不够用，驻军的坦克团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差错，就可能发生流血事件。3月11日，辽宁省辽阳市不同行业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这次示威，由辽阳铁合金厂、辽阳纺织厂、辽阳活塞环厂、辽阳仪表厂、辽阳皮革厂及辽阳精密元件厂等六家工厂的工人组成，这六家工厂都是濒临破产和已破产的国企。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示威(凌锋2002)。之后，抚顺、乌鲁木齐、吉安、广元、北京等城市先后爆发了规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十六大期间，大庆又有工运重现的报导。

自从1997年9月对国企进行改革以来，已有数以千万的劳工失业，再就业机会极低：1998年还有五成的概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则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仅有9％的机会。大庆的工潮是因为下岗工人被“买断工龄”后，原还保留一些福利被干部污掉；辽阳工潮是由于企业领导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逼使这些工人走上街头。

由于失业问题恶化，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问题之严重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区的失业率正不断上升，极有可能从现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会的贫穷人口达3,700万人，占现有都市人口的12％强。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情况将更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表示失业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随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创造一亿个就业机会，才能解决下岗工人、移民人口、社会新鲜人等的就业问题。

贫富悬殊　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吉尼系数(专门用来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标，介于零与一之间，指标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是0.417，超过九十年代平均数0.338；民间估计，近年实际上应该已超过0.5了。一般的说法是，贫富悬殊到引起社会不安的国际警戒线是0.4的吉尼系数。台湾过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间。

中国的贫富悬殊，实在是太明显了。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农与非农的差异似乎已到了难以打破的“两元”经济。由于吉尼系数实在太高了，据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居然建议将城乡分开计算吉尼系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本来“不均度”就是要来衡量这种差异的，把所得高的与所得低的它分开计算，显示问题已严重到难以解决。

不公平　农民世代“农子农孙”：中国以户籍法规定农人不能在城市设籍，实质把农民绑在农村。农民在农村干部的压榨下，过的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许多农村暴动，大都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事实上，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没有居住与择业的自由、租税负担较重，连上学、政治代表、社会保障，甚至生活等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但1998年第九届人大，占人口70%的农民只有占8%的人大代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电费、电话费都比都市贵。而农家子弟唯一脱农的途径，即教育，对农人更是歧视。例如，1999年国家考试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换言之，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已达到第一批院校标准了。每年，全国教育经费200亿，主要用于城市，农村得自己解决。农民专有的负担“三提五统”已包括教育统筹费，但每当缺乏教育经费，农民还要独自负担“教育附加费”。

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筹备小组转发各处一个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根据这个调查，大陆私有财富85兆人民币，其中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占总人口62%的八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相对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将近五百万人是千万富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调查这些千万富豪，赫然发现有九成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他们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该报告披露，主要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的官场操控经商、盗买盗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盗买盗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炒作国土、靠有来头的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千亿元免息免担保的借贷、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从引进外资中、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等。报告中说，国家级、省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费，实际进了私人口袋。

何清涟(2001)在检讨中国九十年代官僚与国企主管全面性轰轰烈烈的掏空国家财产(所谓“自发性私有化”)的过程后，强烈驳斥中国流行的“腐败有理”论。为了改革开放时减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国创造出“以腐败来消灭旧体制的顽抗”的论调；结果发现，腐败消灭的不是旧体制，而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页381)。腐败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倾向腐败，“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出卖灵魂”成为社会的客观写照(页384)。

浪费　在产权不清下，社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贪污腐败中，国有财产也可怕的流失。

郑义在《中国之毁灭》的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盗伐、矿产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惊人的浪费。举一矿产耗竭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誉，是低灰、低硫、底磷、高发热优质的无烟煤。因为产权不清，自燃加乱采滥掘，煤田大火处处。据估计，从1966年起的二十年间，用掉了储存量7,000万吨，实际开采出来的只有1,500万吨，丢失5,500万吨，利用率仅21%。

何清涟(2001，页385)论及贪污腐化造成的浪费，可能不比滥伐森林、耗竭矿产逊色。她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是用来作为掩饰这种贪污的“成本”，在无尽的中间环节中流失(结果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而那剩下的30%也还不一定转化为有用的国内生产资本，更可能卷逃出国，成为国外资本。

据“南方网”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此一资料已十分惊人，但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仅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就高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争鸣》杂志2002年10月刊报导，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内部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4,530亿元人民币，合540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2,550亿元人民币，合305亿美元。9月初，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在内部通报：至2002年7月底，失踪、潜逃、外逃党政干部9,440多人，已证实潜逃到外国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缉令6,275份，有关当局现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干正准备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打压法轮功，集中全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用公权力对无犯罪的法轮功学员打、抓、监、关、押、劳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开除学籍、开除党籍、抄家、没收财产，对女学员性虐待，甚多学员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过五百名学员受害身亡。

社会贪官污吏横行，上行下效，社会道德沦丧。在官场上，贪污纳贿、包庇走私、包揽工程、挪用公帑、勾结黑社会；在商场上，假冒伪劣泛滥、不顾损害人命，制造毒米、毒油，诚信全失；在民间，教育界抄袭、剽窃成风，假新闻、假文凭，路见事故集体围观、见死不救，鄙视私德与公德。

7.中国内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会认为，看衰中国只是外国人的歧视，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对中国满怀信心。一味称赞中国经济的当然有，还包括日本的专家。但即使在中国内部，已有许多警告之声。

三位被认为对中国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的报告(2002)指出，中国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隐藏着极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他们发现，经济情况相对很好的五亿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占各城镇人口的22～45％。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有关当前经济工作和形势的研讨会，会议长达四天。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财经单位、五大名校与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会中，朱镕基坦承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腐败局面得不到收敛，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要起来抗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在会上论证了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下：违规入市资金持续，据不完全统计达8,000亿元以上，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滞，受阻于产业结构、低效率；金融不良资产、贷款坏账高达40%，超越了金融破产的界限；国民经济产值成长，主要依靠加大对基础建设的赤字预算和外资投入的拉动；国债、外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债，共累积4,580亿美元(另一说为9,000亿元)，外债为2,300亿美元；中长期国内市场是供给大于需求；社会失业率以15%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达二亿五千万人；出口增长和比例，外资由1990年占15%，上升到60%，而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资金外流失控，年达500～55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引进外资额的120%。

研讨会中，有人比较中国泡沫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泡沫更严重。有的意见指出：中国泡沫经济如恶化将是大灾难，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经济转变为政治危机；因为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业、经济综合性力量的基础，不具有日本有85%中产阶级的基础，不具有日本社会的凝聚力、能承受着十年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没有外债，而持有的外汇储备量却居世界第一，这都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对于这个当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经济，各单位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财政部、央行提出：动用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1,500亿美元，约为13,000亿元人民币，分期注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解决银行积压的坏账、不良资产。问题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币的政治性贬值。

国务院研究中心提出的办法是：凡在银行以假名账号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转移的，一律没入国库，估计资产额达二万亿以上，占目前银行存款的25%以上。这个方案，中纪委在二年前也曾建议过，在政治局也曾讨论过多次，但无下文。有的意见指出：这个决策，百姓会拥护，但社会会震荡，直接涉及到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人会借此制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银行容许用假名开立账户。据估计，目前中国大陆，以假名开立账号的存款上高达四兆人民币，其中疑是公款的约二兆元。

朱镕基在会上表示：好的意见不一定适用，因为“国情”的关系。他说：“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个底：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都研究过泡沫经济的问题，担心泡沫经济正在形成和它的后果。谁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经济带来的将是一场大的灾难。”办法呢？采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国民经济增长持续在7.5～8%以上，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政策是正确的，没有其他良方。他承认经济形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党政腐败局面还得不到收敛：下岗、失业数以千万的百姓在骂政府、骂共产党，农民面对沉重的负担要起来造反。这三大问题再处理不好、解决不及时，政局危机随时会爆炸。到时可能不是几个城市，而是几万、几十万人上街示威，要共产党下台……。

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国各省发现，纵使对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会遭到处罚，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态势。中央政府不得不积极巩固本身权力，以调动省级官员、严刑峻罚、甚至语言暴力来试图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于毛泽东时代即开始的地方分权，使各省甚至各县市财政自主。县市、甚至乡镇可以自行开征新税，以及许多不合法的“费”。这导致后来中央难以调控地方。

不少人以为中国经济不会出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例如十年)不会崩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中央控制严密。事实不然。由于新闻封锁，外界很难了解中国真相，特别仅从官方统计或观察几个橱窗城市(何清涟2002)。最近因为东北大庆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运状况，但是事实上中国内部农人工人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有些规模甚大，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国二等公民》(2001，页9～10)开宗明义，就记录了中国农民在2000年8月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暴动：首先是江西省四万农民集体进行五天暴动(多维新闻网)；8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焚毁十辆警车、一个警亭，十二名警察受伤(多维新闻网)；8月中旬，江西省丰城爆发两万农民抗税大暴动，当局出动两千武警镇压(香港《开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万名农民起来造反，要求减轻农民负担(New York Times，9月17日报导)；8月31日，江西省二万农民暴动(合众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国际报导)。文内还提到，抗争事件中产生了不少“农民头领”“减负英雄”等一呼百诺的农民领袖。

总部设在美国的华文网站多维新闻网，援引中国内部消息说，20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十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实际案件远高于此。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费改税”在安徽省试办一年，据说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准备从2001年全国逐步推广，并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检讨成果，并宣布要全国通行后，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准备不及，实际上是地方反弹，威胁说一旦施行“费改税”，要把国民教育停掉。因为“费改税”使农人负担减轻四成，相对的，乡镇村收入锐减，地方官员说没有经费办理国民教育了。原来农村教育占县级政府财政开支50％以上，占乡镇级政府甚至高达80～90％。惟认真访查，发现各级政府都超编，反对“费改税”，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改革开放，往市场经济发展，照理说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公务员也应减少。事实却相反，公务员人数增加，公务预算提高。1978年邓小平上台，公务员及共党党工人数430万人，1990增加到900万人，1998年逼近1,100万人；对应的行政费用占政府预算比例，从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体察到要在人事案减肥，但各级政府阳奉阴违，先把公务员调往国企单位，再以契约聘回来，并不断续约，使得统计上公务员减少，但名不符实(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译本页180～181)预期十年内中国将分裂，因为现在就有许多像是自治区的地方，对北京“好话说得多、上缴的税少”，只想从中央得到对当地国企的补助。

9.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会不会崩溃”是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早就应该崩溃了！从各种数据，不论是金融性或实质面、经济面或社会面、微观或宏观、国内专家或国际观察家，大都认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Studwell(2002)以“中国梦”(The China Dream；中译本译为《中国热》，有违作者本意)为书名，配合详尽的资料，从“奇迹出现”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迹幻灭”，到第三篇“面对现实”，具体地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问题，以及投资中国虽然大都铩羽而归，但却毫无畏惧地前仆后继，像是朝向光明的扑火飞蛾，最终将发现这恒久的期待，只是大梦一场而已。其最后一章指出蠢蠢欲动、伺机吞噬猎物的两个危机：一是结构改革未见成效，落得债台高筑，成长蜗牛化；这其实与事实相去不远。二是比低成长更令投资者与人民胆战心惊的，即对银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发挤兑；这可导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后果，一旦人民终身储蓄化为乌有，共党政权也将一并告终。

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书名已道尽一切。在他长期担任跨国公司律师，与中国国企与官员的接触中，发现窘态毕露的国营企业、深陷泥沼的国有银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加上双轨制改革带来的贪污腐化、脱离群众，使中国无力进行体制的变革，只能一再强调“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体、摇摇欲坠时，中国不幸登上了WTO列车，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导致经济与政治同时崩溃的结局。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龄出版的《下一个社会》，简短的提到中国。他以观察到的官方控制与自由市场混合下的混乱，认为整顿国企而不引起社会动乱，是中国最大的挑战。目前的情势发展下去，终将使中国分裂。

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观察，两个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与黑田笃郎(2002)，算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大前研一研究中国沿海的工业区，认为中国将分裂成六国国家，或说六个新加坡，并成为世界工厂。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租位子”的游戏，只要你愿意出租，就可以顺利发展；而中国正有六块分区出租。黑田笃郎也是着眼于中国沿海省份的竞争优势，预期它会成会世界工厂。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虑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他对江泽民与朱镕基高度评价，简直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黑田笃郎最后还是检讨了中国的总体表现，并质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只是作为有备无患的思考策略。

最后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涟的《中国的陷阱》，完整的记录分析中国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原始累积”。原始累积原本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压榨工人的评语；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所描绘的这个资本原始累积现象，可能不太适合真正的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僚疯狂累积财富的过程，就像是量身订制一般适配！何清涟这本《中国的陷阱》，忠实地记录了大批这些现象。她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权力的市场化”，或说“权钱交换”、“自发性私有化”。地方干部和其党羽，利用经济改革开放，但法制机能尚未建立的空档(即双轨制)，手执公共资源的锁匙，利用摊派费用、贪污、回扣、夸大账单、转售公家廉价货品、公帑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等等手段，获取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其结果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犯罪、三农问题、黑社会等，非常严重。

小说家郑义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钜细靡遗地记载了中国从森林毁灭、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质灾变、耕地流失、水资源枯竭、江河湖库干涸、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种灭绝、矿藏耗尽。从制度面分析中国的生态灾难，郑义认为，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清、“公有私营”的结果。他预测中国不久将有生态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副标题“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述说中国在户籍政策下，农民变成农奴的悲惨情境。他与李昌平(2002)都记录了农民如何入不敷出。这些中国本土人士，披露中国问题之深切，令人读后仍心有余悸。

10.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国经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台湾怎么办？我想有两个做法：了解真相，宣导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对外资而言，虽然也有赚钱的，但因中国社会极难预期，很多跨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最后却认赔撤出。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中国投资漳州电厂亏本，投资大型医院则是胎死腹中。其实，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国企业，同样在中国阴沟里翻船。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在中国布椿20年，本来想一击胜过波音公司，结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联婚之外，一事无成，最后还被波音并购。百事可乐1981年率先投资中国，先后成立十五家合资公司，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虽然创造了百事可乐在中国销售超过可口可乐的佳绩，但一直没有赚钱，2002年终于与中国合资者决裂而去。

日本零售钜子“八百伴百货”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国的零售、娱乐市场。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也进军中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欧美等国商人蜂拥而入，炒高房地产、炒热股票。中国经济发展佳评如潮，政商名人纷纷往北京朝圣，络绎于途。在一切讲“关系”的中国，中共太子党成为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于是，建立关系、抢执照，横跨汽车、金融、百货、发电工业、医院等行业。

1993-94年中国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支出减少，一下子荣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电力开发，一败涂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业，在中国阵亡，最后连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赔了进去。连精明能干的李光耀，也在中国栽了跟斗，在苏州市的造镇计划，九十年代一路亏损，到2001年终于放弃。

虽然商人仍旧前仆后继，不少国家改由政府出面访问兼签订商业契约。这些金额庞大的商机，到头来还是一筹莫展。

更多真象相继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寿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国格宁集团（Gerling），分别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艰难地获得中国政府颁发营业执照。但两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约而同宣布撤资。这对刚刚加入WTO、锐意向外资逐步开放金融业的中国，无异是一记丧钟。

台湾以小家电掘起的灿坤集团，十五年来在全球家电市场斩获颇丰，惟独在大陆内需市场败阵。大陆《中国企业家》杂志报导，灿坤集团在大陆市场十多年来亏损三亿余人民币(4,000多万美元)，仅2001年就亏损了2,000多万。

更多但却很少报导的，是外商受骗。担任重庆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的新竹市民鲍扬波，在重庆遭吞噬二亿元资产，血本无归落寞回台。中国合资者由入股、霸占到完全吞并，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说：“投资前大陆政府百般承诺，投资后冷漠对待”。另一位受骗的台商林志升，最后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谁会想到，在大陆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最后居然发现有生命危险，乃弃1亿5,000万人民币投资如敝屣，从四川成都展开三千里惊心动魄大逃亡，最后像偷渡犯一样由金门抢滩回台(见林志升2002)。从学术界转行到实务界的台商高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纤维外销工厂，最后却被一手提拔的中国青年连骗带抢，侵占整个公司(高为邦2002)。这些案件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国商人都伙同法官、检察官与警察人员，共犯作案。

何清涟(2001，页386)讨论中国九十年代的“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换”时，就认为腐败必将渗透到司法部门，导致公义退位。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司法系统，一旦也制度性地沦陷腐败时，社会道德、人民公义也没有什么防线了。这个社会将伊于胡底？

参考文献
大前研一(2002) 《中国，出租中》，许晓平译，台北：天下。
于祖尧(2002) 〈中国经济的内忧〉，《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4期。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2002) 〈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定〉，《战略与管理》
双月刊，第3期。
白沙洲(2001) 《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香港：明镜。
田君美(2002) 〈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报》，67期，7月11日。
何清涟(2001) 《中国的陷阱》，二版。香港：明镜。
何清涟(2002) 〈中国的统计不可靠〉，《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报》，87期，11月28日。
李昌平(2002) 《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岳山(2002) 〈中国泡沫经济正在形成〉，《争鸣》，11月。
林志升(2002) 《从中国大陆出逃》。台北：雍尚数位。
周良(2002a) 〈贪官外逃及其它〉，《议报周刊》，67期，11月11日
(//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2110207.htm)。
周良(2002b) 〈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议报周刊》，68期，11月18日
(//www.chinaeweekly.com/current/gb11.htm)。
胡少江(2002) 〈中国的失业统计与国际失业统计有何不同？〉新世纪网
(//www.ncn.org/zwgInfo？ID=15763&ad=1/25/2002)。
高长(2002) 〈由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表现的虚实〉，《经济前瞻》，84期，11月5日，页72-77。
高为邦(2002) 《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台北：星定石文化。
凌锋(2002) 〈大庆怒火 恐延烧全国〉，《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报》，3月30日。
峻宏(2002) 〈警惕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下滑的可能〉，博讯新闻网
(//66.250.115.216/news/gb/china/2002/09/200209301603.shtml)。
章家敦(2001) 《中国即将崩溃》。台北：雅言。
黑田笃郎(Kuroda Atsuo)(2001) Made in China, Toyo Keizai.《中国制造：揭开“世界工厂”的真
相》，宋昭仪、李弘元译。台北：经济新潮社，2002。
刘晓波(2001) 〈朱槠基善政的又一次搁置：评农村费改税的缓行〉《民主中国》，11月4日。
郑义(2002)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紧急报告》。香港：明镜。
萧愉佩((2002)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之评析》, 政大劳工研究所硕士论文。
Buruma, Ian(2001)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NY：Random
House.
Clifford, Mark L. (2002) “Commentary: Are China’s Bank Caught in Quicksand?” Business
Week, Nov. 25.
Drucker, Peter F.(2002)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NY：Truman Talley.《下一个社会》，
刘真如译。台北：商周。
Lague, David(2002) “On the Road to Ru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4, 32-35.
Lardy, Nicholas R.(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u, Melinda(2002) “Party Time in Beijing,” Newsweek, Nov. 25.
Pei, Minxin(2002)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Rawski, Thomas G.(2002) “Measuring China’s Recent GDP Growth：Where do We Stand?”
Aug. 29
//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2/measuring.pdf.
Sachs, Jeffrey, Wen Woo and 杨小凯(1999)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杨小凯经济学文集》(台
北：翰芦, 2001, 页102-154)。
Studwell, Joe(2002) 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NY：Atlantic Monthly Press.《中国热》，齐思贤译，台北：时报文化。
Wolf, Charles, Jr.(2002) “Uncertain Tim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