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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7日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未说明原因的拖延之后终于即将召开了，被世人无奖竞猜多年的“交接班之谜”的谜底也终于即将揭晓了。中共16大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会把多少权力交给第四代，而且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已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系到全球华人的共同利益，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自中国今年加入ＷＴＯ以后，迁延20几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终于历经磨难，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打破封闭，走向开放，重新汇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主流。随着经济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政治改革任务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就日益突显出来。哈耶克所描述的以市场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秩序为核心的“扩展秩序”正随着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迎面而来，惊涛拍岸。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开放，政治日益封闭的逆向走势所形成的可怕张力和积蓄的巨大能量以什么形式缓解和释放，已成为中国人最为担懮和关切的重大问题。一个个人储蓄达8万亿仍快速增长，通缩却日益加重，消费市场迟迟启动不起来的社会，正是这种恐惧心态的正常反应。“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治（制）则无恒产，政治不稳定，制度无前途，谁还敢多花钱。

按照共产党的基本教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基础一定要和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相适应，只有计划经济才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集权政治相适应。中共既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采行市场经济，按照中共的教条，下一步就应该启动政改，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政治。而如果为了既得利益和一党之私，“坚决不搞三权分立，议会民主那一套”，决心背弃马列基本教义，就应该在宪法中删除以此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中共自相悖谬的理论和实践如何自圆其说？这正是我们想借16大召开之际，请教中共的衮衮诸公和靠纳税人血汗供养的众多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首要问题。

中共16大召开前，最为世人关注的热点是是否接班以及接班人谁属的问题。这一点当然重要。我党《关于中共16大换届问题的声明》早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共和制。它的长治久安不应依赖任何个人而应依赖于民主程度的提高和国家的法治化，包括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在最高领导岗位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以依法离开、依法替代的。”中国民主党“将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一起反对一切历史的倒退，反对‘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终身制’的任何形式的延续和复辟。”

但现在，我们进一步认为，16大以后不管谁掌权，最重要的是是否继续坚持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路线，还是改变路线，在完善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改。如果没有这一基本路线的调整，那么，结果只不过是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争；只不过是以年富力强的第四代取代老态龙钟的第三代，继续走原有的道路，绝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同时，在16大接班人问题上暴露出的严重的人事安排的黑箱操作、政治的不透明性、结局的不可预测性和运作方式的无程序性、主观随意性，正是集权政治权力更迭弊端的集中体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尽了苦头，连当事人自己最终都追悔莫及。

当年毛泽东为交接班问题不惜发动“文化革命”，留下一堆烂摊子，死前深感恐惧。这个为自己的权力“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拼杀了一生的人，留下的遗言竟是我死后“血雨腥风，谁知道呢？”邓小平为了保住权力，先废了胡（耀邦）、赵（紫阳），又面对天安门前举着“小平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的标语的学生，动用坦克，终酿成“6．4”惨剧，死前也深感悔恨，坊间留有忏悔书传世。更有甚者，强横一世的慈禧，宁可把中国拖到亡国的境地，也要垂帘听政，死把住权力不放，撒手人寰时却留下忠告：（一）永远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来统治中国；（二）永远废除阉党政治（布兰德和巴克豪斯着，劳赫译《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柏林，1812年）。

这些案例使人想起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贪官忏悔录》──，书中真实记录了众多因滥用权力而判死刑的贪官临死前的悔恨。人之将死，其言既真也善，他们同以上三位相比虽然权力大小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心态和行为，即生前贪恋权力，“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死前恐惧、忏悔；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可见，无制约的权力既害人也害己，而只要造成这种局面的专制制度不改变，中国历史上今后就还会一再重演类似的悲剧。在如今的16大上，中共领导人又面临着一次于个人和国家都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抉择的关头。希望中共领导人远的华盛顿学不了，近的蒋经国、叶利钦总可以效仿，不必非学袁世凯。殷鉴不远，望中共领导三思。

中共坚持一党专制，与世界潮流相抗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过渡时期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时刻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不能实行民主，而需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由共产党一党掌握国家机器。由此派生出虐杀了无数生命的、恶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恩在盛年时强调：只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有多久，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改头换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实行多久，或者说，共产主义有多久才能实现，过渡时期就有多久。这正是恩格斯公开标榜的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的两大贡献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另一贡献是“剩余价值学说”），也是最要命的思想。“过渡时期”到底有多久呢？马列的信徒们各说不一：列宁当初说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照此，美国早就实现了，可共产主义连影儿都没有；赫鲁晓夫又改成贻笑天下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而且认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毛泽东更荒唐，认为以中国一穷二白的底子，“有个十几年就够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才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灾难。文革之后，特别是“6．4”之后，共产主义已成天下笑柄，所以中共才不得不在上一届的“15大”决议中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延长到“十几代、几十代”之后。这是中共从空想回到现实的理智之举。但如果仍坚持马列，仍舍不得最终放弃“过渡时期”理论，这意味着什么呢？按曹思源先生的大致估算，中共“15大”上等于把“过渡时期”延长到2700多年。如果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问中共，难道你们“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中国热门电视剧《康熙帝国》主题歌歌词），专制两千年吗？如果你们不觉得这样太荒唐，又不愿放弃导出这种荒唐结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你们一以贯之的理论又如何自圆其说呢？希望代表中共6,000万党员的16大代表们，在这届大会上不要回避这一尖锐的问题。

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14大”确立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共越来越仰赖颇受质疑的“政绩合法性”，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所以，近年来在中共大、小会议上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就是“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伤害中华民族最烈的政治集团，却俨然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功臣和领导者自居，以愚弄不知底细的青年和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不是对历史遗忘、篡改得太多，就是欺骗手法太拙劣。

没有中共，中华民族能不能迎来自己的伟大复兴？自己说这种话难免有自吹之嫌或自贬之虞。旁观者清，我们不妨看看一位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的犹太人、世界顶尖级学者马克斯．韦伯怎么说。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盈利欲的异乎寻常的强烈和发展早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其厉害和肆无忌惮──只要不是宗族同胞──为其他任何民族的竞争所不及”，“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以伦比，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商业获利者在其行会中组织的强大，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韦伯说出这些褒贬之辞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跌入最低谷的20世纪之初，正是中国人被先进国家视为“东亚病夫”的时代，不只是因为吸食鸦片身体有病，而且是制度、精神、文化都有病，以至于到今天仍有不少知识精英认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另一方面，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近年来又以更宏观的视野和更强有力的论据印证了韦伯的观点，以至于他的成果被新、老左派甚至李鹏等人拿来为大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辩护。不过，他们在运用弗兰克成果的时候，恰恰忽视了弗兰克对他们的精神教父──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明确而强有力的颠覆，可见中共御用学者和依附学者们的浅薄和浮躁。

撇开学者们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不谈，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直至19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仍挟世界经济大国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余威，无视自身专制制度的落后和列强的虎视眈眈，最终因罪恶的鸦片贸易使经贸形势急剧逆转，并因此引发了中英的鸦片之战，英国以区区四千水师击败“天朝上国”，终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败仗，使中国面临“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在随后经过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温和的“戊戌变法”、和激烈的“辛亥革命”及文化层面的“5．4”运动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调整，于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建立20年之后和“5．4”新文化运动10年之后，终于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和内战频仍的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中华民族面对同先进文明的“遭遇”和“冲突”（亨廷顿），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时间的调整，就已经展现出民族全面复兴的征兆。可惜这一良好势头被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大规模的内战和中共半个世纪的统治彻底中断了。

中共统治中国的前30年，按古今中外的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不折不扣的暴政。直到“文革”浩劫结束，民穷财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中共才不得不改弦易辙。随后又经过10年的社会和政治振荡，终于引发了1989年春夏之交激烈的社会冲突，酿成震惊世界的“6．4”惨剧。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英勇市民用鲜血、身躯和生命去阻挡坦克集团的推进、赤手空拳去迎击野战军枪林弹雨的绝杀，才最终不可逆转地撬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闸，才决定性地“证伪”了马列主义理论，彻底瓦解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而结束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冷战”；也才最终迫使中共不得不在“14大”上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还是半吊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真正迎来了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都是在血与火的、激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中度过的。象中华民族这样有长久历史惯性的、如此庞大的社会实体，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轨，实属不易。但中共的夺权和掌权，至少使这一进程延迟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共才在经济领域被迫接受和部分顺应了这一潮流。而且，此举与其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如说是为了权力自保和利益独占。

由于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泛滥，导致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它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严重的社会后遗症，要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黑死病”对社会危害的总和。中共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对中华民族复兴过程所造成的危害尤为惨烈。中共执政前30年的疯狂、暴虐和病态自不必说；“宁要草，不要苗”、“宁要晚点，不要正点”的荒唐也不必提；就说后20年“改革开放”、挣脱马列毒害的过程，也仍然是始终处于严重的人格（党格）分裂状态。一般来说，在任何民族、任何历史时代，农民种田、商人经商，都是天经地义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在中国，农民种田却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秘密聚会，按手印，立“生死契”，才敢按自己的意愿耕作。至于经商办厂，就连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要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这就是中共为中华民族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20几年，实际上就是中共逐渐摆脱马列羁绊、告别社会主义、推行资本主义、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是“打左灯向右拐”、“挂羊头卖狗肉”的欺人自欺的过程。可中共至今还说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是标以“中国特色的”。所以，20年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种荒谬状态：一方面，那些新老左派和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痛心疾首，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混进党内的结果；另一方面，那些遮遮掩掩地推行或热情拥抱资本主义的当权者，却要不停地表白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忠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一方面，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却在“甩开膀子大干资本主义”。这就如同一个人为了谋杀自己而谋生一样荒谬。在共产党过于贫乏的概念体系中，只存在这种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一类“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值判断。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也只能导出这种荒缪的逻辑。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共最引以自豪的“改革开放”的20年，就是在这种名实相悖、理论与实践严重扭曲的精神分裂状态下，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摸着石头走过来的。所以，如果按常理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不如按马列的逻辑说，是在中共的“错误”领导下实现的。中共只有继续沿着这条路线“错下去”，继续背离马列，中华民族才有伟大复兴的希望。显然，如果中共不为自己的言行和实践“正名”，或干脆放弃这套错误的“指称系统”，中共能成什么事儿，就很难说了。

近年来，中共热衷于鼓吹爱国主义、煽动民族主义，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们有多深的爱国情结和民族情感。其实，这要从纵、横两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看，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中除了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以外，最好、最先进的就是他们领导的社会主义，其次是资本主义，再次是封建主义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自然是比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的社会形态，所以全在批判、扫荡之列；所以才有文革的“破四旧”，大“革文化命”的那场中国文化的“浩劫”。连林则徐、文天祥、岳飞、戚继光都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都在批判之列，哪儿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谈。从横的方面看，马克思主义是以国际主义、世界主义起家的，在他们那里根本没有民族主义的地位，民族主义是极端落后的概念。只是到列宁后期才从策略考虑，部分容纳了民族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他们对民族没有感情，只对国际有感情；他们共唱的歌曲是《国际歌》；他们要实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国际”一词，因为不好译、不好唱，只能音译；他们的口号是“工人无祖国”；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让红旗插遍全球”。为了这一大目标，在一战时，俄共理直气壮地支持敌国──德国──，颠覆本国政府。一般意义上的卖国行动，在他们那里就是高尚的国际主义；也是为了这一目标，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可以弃自家不顾、站在敌国一边、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考诸历史，这样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就太多了。

但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爱国”了呢？这在中国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结束，毛泽东的偶像坍塌，被愚弄的中国人出现第一次信仰危机。所以，当时才有《潘晓的一封信》的大讨论。随后的10年中，中共容忍知识界从“评法批儒”和“批孔批周公”的胡闹中回归理性，可以重新寻根和研究传统文化，使中国知识界把中共执政的错误一股脑儿都算到封建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账上，以逃避和掩盖比中国历代王朝更专制的中共自己的罪恶，其恶劣影响至今仍在发酵。中共豢养的昏聩的理论家们也不想想，把中共的错误都说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罪过，难道苏联、东欧的专制和齐奥塞斯库、金氏父子之类同样性质的罪恶也都要由中国传统文化来负责吗？这一阶段，毛的偶像倒了，马列的偶像仍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威和意识形态还在，还有欺骗性和蒙蔽性。到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多深厚的爱国主义，只有肤浅的国际竞技比赛中得奖的自豪感。

第二阶段则是“6．4”以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欺骗性彻底破产了。它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失去信仰的官员们贪污腐败的恶性升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需要一些信仰和意识形态去填补信仰失落的真空。于是，民间就兴起了“”、“中功”一类的精神现象、意识形态或宗教、准宗教；官方则乞灵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重新凝聚涣散的民心。所以，近年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兴起，并非中共有多爱国，而是“6．4”以后，中共不得不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已破产的马列主义的代用品，用以巩固自己的精神统治。不信请看近年来各地纷纷兴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绝大多数都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更准确地说是用来进行“党史”教育的。

混淆“爱党”和“爱国”，是中共一贯的伎俩。这种伎俩在海外华人中更为奏效。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早就强调要把“国”（一家一姓之国或当今的执政党）与“天下”（相当于中华民族）严格区分开来。“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一国一姓可亡，政府可倒台，但中华民族不会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亡党不等于亡中华”。如果不能把这两个概念区分清楚，那么，今人的智力就应该倒退350年。

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不仅是因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属于“大陆内敛型文化”、而非“海洋扩张型文化”，而且是因为作为中华文化和政治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儒家智慧崇尚王道无近功、霸道无远效。所以，韦伯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和平主义”。的确，从整体来看，中国自宋以后近千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防御、挨打的历史，连骠悍如蒙、满的金戈铁马，也终被同化为纳兰容若的丽曲清词，明、清以后的5、600年干脆就闭关锁国，和欧、美、俄、日的强力扩张大异其趣。所以，中华文明决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同马列文化不加区分，大谈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冲突，甚至预想出2010年以儒教文明为代表的中国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美国之间的战争。这实为亨廷顿之大谬。儒家文化与马列文化有本质的不同：马列文化是以世界革命为目标、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美国自然是首当其冲。成年马克思不仅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而且刚出道的马克思还主张用“武器的批判”去“改造世界”，以至于“西马”（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拯救马克思，洗刷马克思的恶名，而不得不回到26岁以前的“青年马克思”去说事儿。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已经退到不可再退的地步，也真够可怜的：崇拜名人何至于此。

正因为中共至今未放弃马列主义，所以就自然承袭了“世界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一类的精神遗产。这种理论使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一再陷于外交上空前孤立的境地，不但为此同美国打了一场半无结果的战争（韩战和越战），而且用血汗供养的最后两个难兄难弟（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也同中国反目成仇。如果如亨廷顿所言，2010年同美国再有一战，这也绝非“儒家文明”之过，只能是马列理论之祸。美国“9．11”之后、海外华人与大陆华人截然不同的反应，也正说明这一问题。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和执政党，谁能信任、谁能不提防、谁能不害怕、谁能不顿生“中国威胁”之感？

对外是这样，对内也是这样。正是基于马列理论，中共在全球化的时代才能编造出“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谎言。用“与西方敌对势力相勾结”为借口，罗织罪名，打压主张民主的政治异议份子；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来恐吓中国老百姓、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明眼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以后，老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彻底衰落；新殖民主义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逾越人类日益提高的道义屏障和奴役成本。如今连非洲小国和只有几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都灭亡不了、也不打算灭亡的“西方列强”，真不知谁还真有心要灭连“八国联军”时都没能灭掉的13亿人口的中国。不过，想灭亡“中共”的倒是大有人在。这又回到“亡中共不等于亡中华”的老话题上去了。而中共如果不放弃马列和一党专政，就只能是“中共亡，中华兴”的结局。

同样，以马列理论打造的制度去统一中国，谁愿和你统一。相反，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恫吓，只能徒增海峡对岸中国人的反感和憎恶，只会加剧中国的分裂倾向。中共从当初坚持以武力“解放台湾”到如今固守“一国两制”的底线，已经是战略失败和退却的产物了；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中共的一厢情愿。一国是否能保持“两制”的常态、台湾问题是由“两制”导致的“两国”、还是“两国”导致的“两制”，道理谁都清楚。我们认为，台湾问题只能在“一国良制”和“一国一制”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一国是中国；一制是台湾的大陆人所共同实行的民主制度，而绝非大陆的中共所实行的专制制度。此理至明，无需赘述。

中共提出最新的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是：搞民主会饿死人。“饿死人论”比“素质低论”更加荒诞不经。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搞民主，只要和周边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比一下、和60年前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比一下、和80年前民国、甚至北洋政府时的中国人比一下、和2、300年前的欧、美人比一下、和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比一下──到底是21世纪中国人的素质太低，还是这些中、外前人的素质太高，此论就不攻自破了。持这种主张的人，无异于自取其辱。而持“饿死人论”者，倒真要有点儿颠倒黑白的勇气。如果说民主会“饿死人”，那么，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金氏父子时代的北韩那几千万饿殍就应该是被共产制度拯救的了或撑死的了？能这样理解吗？或者，按共产党的说法，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形式民主”，人民没有一点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实质民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所以，这种实质的“民主”会“饿死人”──，这倒是事实，也说得通。这种会饿死人的“民主”，也实在要不得。但抛弃它的同时，是否应该把和它捆绑在一起的那个“社会主义”也一同抛弃呢？唉──怎么说都是一派胡言。

专制制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共是以专制制度掘墓人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但中共掌权以后，很快就异化为专制制度的守护者。到21世纪之初，中共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关口：是做中国专制制度的埋葬者、还是殉葬者；是做中国民主制度的开拓者、还是封杀者？？我们希望据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不回避这一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大胆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是中国民主党人。我们坚信，只有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但决不是在专制制度下；如果中共不放弃马列，也决不会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得以实现，其势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苟有阻碍其前途者，不管是人、是鬼，是马列、是中共，是什么主义、思想、理论、学说，历史的潮流将全都冲决它！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

2002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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