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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苦苦寻觅着，各自走着一条孑然孤立的独特的道路，在思想的求索中，他们却常常殊途同归，在同时代的作家、思想家群中，他们走得最近。

（一）基督精神

在他们所有的思想中，最一致的观点莫过于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们试着重新诠释古老的基督精神，对于他们，基督精神不仅解答了人生的种种疑惑，更是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方向。对两位精神巨匠来说，基督教乃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宗教，而不是作为国家或教会控制下的宗教。基督精神有别于教会的教义，教会已不是拯救苍生的希望，而是参于对人民的迫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拯救将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保持着信仰和谦恭。神父和师傅们，你们应当珍重人民的信仰。”托尔斯泰甚至被东正教最高当局革出教门，但托尔斯泰只是投以蔑视的眼光，他早就对教会有诸多不满，教会早就背离基督教义，只是沦为国家统治、迫害人民的先锋。托尔斯泰回顾道：“起初我爱东正教甚于自己的安宁，后来我爱基督教甚于教会，现在我爱真理远甚于世界的一切，真理与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什么是托尔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上帝的意志是使人相爱，并由此而走向真正的幸福，基督精神体现于爱与忍从，从中诞生出无尽的精神伟力，所以爱与忍从是人类伟大的品格。“忍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开幕式上演说道。“自我完善！”这则是托尔斯泰的说法，又补充一句道：“勿以暴力抵抗邪恶！”他们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自身心灵的净化，用爱心对待一切众生，包括敌人，就要《福音书》的“登山训众”所言：“要爱你们的仇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基督精神中寻找人生与社会的答案，是源于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梦的破灭。

（二）对西方文明的否定

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给封建色彩浓厚的俄罗斯予强烈的震动，一时间，西方文明成为俄罗斯文化人所热心追逐的样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游历欧洲后，对这种文明提出质疑，乃至否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游历了欧洲后，对西欧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大感忧虑，在他看来，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只是在强调自我保护、自我追求、自我自决的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这种自我中不可能产生出博爱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博爱中，在真正的博爱中，不是单独的人，不是仅从自我来考虑自己和其余的人是否有相当的价值、相等的权利。”在此基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所谓的“自由”的概念：“什么是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内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的自由，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不过是富人们的自由，贫穷的人只有为富人们提供享乐的自由而已。

托尔斯泰也曾醉心于西方文明的进步，但随着他两次的西欧之行，他对方文明的进步彻底失望了。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死刑的惨状时，他感到全身心的震憾：“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可以决定善事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他还看到了一个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役，何谓文明，何谓野蛮？”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敏锐地发现，自由只是一个充满泡沫的幻象，外表美丽诱人，实则是徒有其名！人类向善之路不能以自由、文明为路标，“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三）对“普在的神灵”的进一步探讨

“普在的神灵”，换而言之，就是上帝。不能理解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关于“普在神灵”或“上帝”的概念，就无法认识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而言，上帝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远在天边的神灵，不是的，上帝无所不在，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是善与爱的法则的化身。天堂之路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愿意明白，天堂会立即美丽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将互相拥抱，放声痛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描绘着天堂，同样，他也把地狱称为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可见，选择天堂与地狱，只在于人内心是否充满着爱。

“天国在我们心中！”托尔斯泰的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辙，对于上帝，托尔斯泰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正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他们服务……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出他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善、至爱的基督精神为指导，对社会及人类的去向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不合时宜，在党派云起的时代里，他们无疑只能是孤独地探索，面对内心与现实的矛盾。

（四）良心对抗暴力？

忍从与爱从理论上说是容易的，但一旦受到暴力的欺凌，人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正如耶稣在“登山训众”中所说的：“你们若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毕生深受《福音书》的影响，所以极力维护以良心对抗暴力的理论。除去基督教的信仰外，实际上更深层次上，是两人对人类内心深处“良知”的认同，人类不可能在暴力中实现和平，而是能是在以“良知”的基础上，走出人类具有的兽性的残忍的一面，为实现良心的抵抗，则必须随时走上历代先知所走的道路：殉道。人们可以不苟同这种对抗暴力的方式，但你却不能不对他们的勇气和人道的精神所感染。所以托尔斯泰的后半生虽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但他的影响力却日益加大，他无意充当精神的领袖，但事实上他的言行成为日后印度圣雄甘地理论的先导，也对日后美国著名的黑人英雄马丁•路德•金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冠之以“非暴力运动”先锋并不为过。

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则复杂得多，他反对暴力，与其说来自理性的思考，不如说是带有一种宗教的强制约束，他死刑台的经历与十年的流放生涯，使他对这个腐败不堪的政府和教会已没有一丝的好感，苦难加剧他信仰的力量，使他负有强烈的使命感，但我们从他后期的生活和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忍耐”学说表现出不坚定的动摇。1878年，女英雄薇拉行刺彼得堡市长，陀斯妥耶夫斯基聆听法庭上的辩论，他意味深长地记录下薇拉的话：“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必须这样做。”

四、杂记

有些作家，无须别人的评论，只要你接触到他的著作，你马上可以感到他不同凡响，超越众人，你会忘记他的国籍，他的民族，因为他在思考着全人类命运，他洞悉着芸芸众生，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全世界的人所按受，而不单单是俄国或中国。托尔斯泰带给我震憾的不是他那史诗般恢宏的巨作，而是他博大的思想和他一生对真理的不断而坚定的探求。我看了两厚册的其女儿所写的《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的年青时代，除了他才华横溢外，其品行有着十分恶劣的一面，然而对真理的求索使他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极限，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品格，最终能以脱胎换骨的姿态，跨入人类史上圣哲的行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给我的感觉是冷漠而阴郁，他所解剖的人物其心理之复杂、之深刻，都是其他作家所难以相比的，但这并不是陀氏的全部，他实际是解剖的是一个全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苦难使他具备了基督耶稣的宽容与博大的胸怀。他一生都怀有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像是上帝在冥冥中召唤着他，使他在最艰苦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与信心，他可能感到自己就是约伯的化身，所以他不去抱怨命运，而是当作一种考验，“不要拦我，因为我们要去实现伟大的真理了。”

当我翻阅的两位伟大者的资料越多时，就越为自己学识的鄙薄而自惭，知道自己其实是井底之蛙在议论著苍穹的浩大，多写亦只是制造些文字垃圾而已，不如就此搁笔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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