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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2日讯】 1998年，江总书记出席北大百年校庆，要求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北大的领导立即发誓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只是不知道总书记和北大领导们是否了解，胡长清，作为第一个被处死的腐败高官，居然还有北京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这学位的来历不用我介绍，每一个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心知肚明。无论当年的胡副省长采用怎样的手段得到这学位，但他这样做是回应党中央的干部知识化的号召，北大给他学位也是顺应干部知识化的时代潮流，用现在时髦的说辞就叫做”与时俱进”。两者的动机都很纯正，手段卑劣点也无损大节。

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喝茶，陪他来的是个做药品推销的人。药商的手机不断响，他接听电话的声音，时而牛气时而谦卑，口气谦卑时，定是有求于人。”XXX主任，你放心，没问题！我一定尽快办，保证误不了你的大事。”我没想到，这次是别人求他办事，他的口气还如此谦卑。

药商接完这个电话后，突然问我：”刘哥，你在大学里混了那麽长时间，认识医学院的博士或教授吗？”

我说：”我离开大学已经十多年了。就是还在大学，教中文的也很难认识医学院的人。干吗？”

他说：”嗨！还不是卖药。这电话是从山东青岛打来的，一个药剂科主任。最近他们医院正在评职称，如果能拿出一篇论文，发在北京的一级医学刊物上的，不但可以免去参加考试，而且肯定评上。”

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这容易，给他买呗！他能主动来求我办事，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

我说：”听你接他电话的口气，恐怕不是他求你吧，我怎么觉得是在命令你干什么。”

他说：”药剂科主任，是我卖药的关键人物。只要他肯进我的药，无论如何都得给他办。”

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药剂科主任就给自己搞定一篇评职称用的医学论文，这年头的学问和学术职称也太容易了点。以前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倒卖假文凭的报道，而眼前的交易则是买真职称。可见，官员们想用知识包装自己，是不必到街头买假文凭的，只靠权力就能为自己弄个真的学位或职称。与这类以权交换真文凭的腐败相比，那些在街头倒卖文凭的造假，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大陆媒体上经常有跑官买官卖官的官场丑闻，还有一些女人靠出卖色相，当上了某一级政权的宣传部长、法院院长、国营大公司的局级董事长的新闻，但是对官员们以权谋文凭谋职称的现象，却很少有具体的案例报道。大概，这在中纪委的眼中，根本算不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吧。胡长清行贿受贿的证据一大堆，却没人追问他的北大学位是怎么来的。而在现实中，如今的官员们进行知识化包装，就像包二奶一样时尚。而且专挑博士这样响亮的学位或职称，如同他们找的小姐和包的二奶必须让男人色眼发亮一样。

最近，大陆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人假文凭丑闻，多家媒体炒作了近一年的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女孩吴杨留学英国，刚读大二就因成绩极为优秀而破格获得攻读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资格，并获得六万英镑奖金，这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八百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该大学校长被问到此事时，出面澄清，这个新闻是假的；新浪共同董事长吴征及其夫人杨澜，回国后大肆吹嘘两夫妇在美国的成功，假话连篇，造假之一就是吴征获美国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被有心人调查出来，那所大学只不过是所网路函授学校，根本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吴征的博士文凭是假的；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钱钟书的副博士文凭是真是假，终于有了确凿的结论，钱的副博士是假的。而最具戏剧性的却是，一位善于考证的人士指出，出面澄清钱钟书只获得过文学学士文凭这一事实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制造副博士学历的钱夫人杨绛，她终于洗心革面，也算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吧。

与这些学生、商人和文化人的造假比起来，《中国青年报》揭露的高官们的假学历才更让人震惊。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现在的官员们一窝蜂地”攻读博士”，那些手握重权的省长、市长、司局长、县处长们……什么都不放过。过去的以权谋钱谋色扩展为以权谋学位，不仅要权财色应有尽有，更要用高学历的知识标志来包装，这样才算真正的功德才圆满，至于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则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列。反正腐败已经深入和普及到所有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权力无法染指的，高校和学术界凭什么拒绝！有什么理由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保持清高！

官员们读学位、拿博士文凭，决不会”十年寒窗”，而是轻松加愉快，只要报上名，被学校列入博士生名单，就算大功告成。他们既不用参加统一的正式考试，也不用按时上课和埋头于学术，更不用为毕业论文发愁，党和国家的大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准备考试、上课、读书、写论文。毕业时，想找个操刀手简直太容易了，有太多的饱学之士愿意效劳，作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而且不用像一般人那样为了考试付出经济代价–花钱雇抢手（大陆考试枪手的酬金有多种等级，英语四级400元，六级600-800元；成人自学考试500元；中级、高级职称考试1500元；各类出国考试如托福、GRE等3000至上万元。中介费大多为10%）。至于学术尊严和学者良知，怎么能比得上权力好用！

也巧了，前几天见到一个朋友，闲聊中提起某位熟人M君，正好为高官以权谋学位提供了个案例证。朋友对我说，M君在东北J省可是个永远吃香的饱学之士。此人在六四前一直红得发紫，得过第一届万元的霍英东奖金，这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八十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他还内定为第三梯队人选，准备突击提拔为副校长，接着……肯定前途无量。可他偏偏在八九年热血沸腾了一把，八九运动被血腥镇压，他也在大好的仕途上一落千长，所有的职务都丢了。在被冷落了那段时间里，他为自己一时冲动而追悔莫及，93年我和他见面时，他就大讲特讲自己在六四前的光明前途和六四后的倒楣，并列举出一串不如他的同学，现在都混的比他强。但是，没过几年，M君紧跟潮流之嗅觉，蓬勃向上的野心和顽强不屈的韧性，再一次得到了高官们的赏识，如今已结成了正果，不但当上了博导，还是省委的高级幕僚。

几年前，东北J省的在任省委书记想读哲学博士学位，选中的导师就是M君。M博导正值年富力强、大有希望的中年，决不会放过这样高贵的学生。也许是给省委书记当导师的自豪感太过强烈，学生和导师之间从来没有谈过什么条件，一切安排皆心照不宣：书记学生不必考试，也从来不会去学校听课，更不必为论文发愁，书记学生至多偶尔约导师来家中聊聊天，时间限制在一小时内，因为他的工作太忙；M博导知道这个特殊学生具有免考的资格，也从来不会要求学生来听课，至于毕业论文，M博导会自觉为书记学生写好并进行缺席答辩，校学位委员会也会自觉授予书记学生以博士学位，并委托M博导把学位证书转给书记学生。如果书记学生不太忙，就会亲自接待自己的名誉导师，客气地感谢一番,说不定还会请M博导吃一顿；如果太忙，就只好委屈一下博导，由秘书出面致谢了。但是，M博导不在乎书记学生怎样对他，即便书记学生不能为导师谋到副校长或校长的职位或其他好处，那种当过某某省委书记的导师之资历，也足以成为难得的无形资源。

这种权力与知识的交易性共谋，绝非福科的知识权力理论所能涵盖，而是绝对的中国特色：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统治者和高级幕僚之间的合谋，最大的作假还不是伪造历史或时间，也不是高科技的整容术，更不是商业上的造假，而是用知识包装权力，进行伪造”人”的交易，把一个权势者伪造成一位博士人。只要默认了伪造的人，其他的一切伪造看上去就都是真的，甚至不是逼真或以假乱真，而是伪造即真。

大陆人一提起造假，总爱说：有什么呀！现在，人都是造出来的、假的，还有什么不能造假呢！知识包装术如同处女膜修复术，也是大陆的后极权加后现代之时代的最新潮流。有些妓女决定从良，伪造处女膜，嫁人时，毕竟可以坦称是黄花姑娘，显得体面和正经，没有被轻视或自轻自贱的心理负担。在要求官员知识化的时代，官员们也要补偿在知识荒漠中度过的青春岁月，为继续高升和满足虚荣而进行知识修复术。一旦他们决定攻读高学历，就一定有高校和博导自愿伪造出博士书记、博士市长、博士司局长……

行文至此，我发现自己也陷于流俗，把以权谋学位比作以肉体谋生的职业，很有点在人格上看不起妓女之嫌。特别是在中国，失业者越来越多，卖淫女大都来自弱势群体，有的就是为穷困所逼，卖淫业竞争也日趋白炽化，应该为妓女争取应得的权利和尊严。何况，当官员们和大款们名正言顺地泡小姐和包二奶之风劲吹之时，卖淫仍然不是合法职业，实在是对妓女的最大歧视。嫖客们大都有钱有势，根本不会对妓女平等相待，经常被嫖客拳脚相加，她们确实是最受歧视的群体之一。实际上，卖淫作为一种自食其力的职业，只要不立牌坊，诚实地以肉体谋生，并不比其他谋生的职业低贱或不道德，起码与那位以知识包装术牟利的博导相比，非但不比他下流，反而正派得足以成为博导的道德楷模。

换言之，中国最大的无耻就是政治权力的无耻，与政治权力的无?菑鞢A商业上的无信誉，做人上的厚黑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国人就是在不断的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翻云覆雨、落井下石、编造诬陷、出卖良心、践踏生命……之中煎熬着，其他方面的无耻都是政治无耻教出来的，只有彻底放下道德包袱，学会做一个寡言廉耻的人、心黑手辣的人，才能摆脱贫贱的地位，成为人上人。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乃中国古代精英们追求的人生三不朽。如果三者皆立，便是完满；只立其中一、二，也不失有所作为。而在当代中国，精英们的追求变得极为单纯：太上立权、其次立权、再次还是立权。因为官本位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只要有权，立功（政绩）和立言（博士头衔）便不费吹灰之力，还要外加立钱和立色。这种人生追求很实惠，没有虚幻的不朽光环，而只有当下的现世享受，其境界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升华：太上立权、再次立钱、再次立色、再再次立言，就是对立功（政治成就）没有真正的兴趣。顶头上司所要的政绩，只要在溜须拍马上作作功，在场面上作作秀，在统计数位上作作假，即便不能平步青云，起码保住当下的权力不成问题。

至于立德，用现在通行的表述就是：算了吧，哥们！别跟我讲大道理！道德能当权使、当饭吃、当钱花、当色餐、当文凭？呸！整个一傻帽！

2001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2年1月号）

转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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