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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9日讯】上次我写及王若望的死讯。他大半生都与中共抗争,两次被逐出党。新年伊始,王若水亦在麻省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他曾在党内谨慎诤谏,又承认自己有份让中共得以作恶,同样被开除出党。
以研究中国异见人士闻名的美国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说道:“文革时受迫害,令王若水反省自己的信仰。他发觉马列主义国家也存在异化现象。受自身经历以及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提出以人道主义抚平这种异化。七七至八三年,他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亦是胡耀邦的智囊团成员,直至八三年在反精神污染运动被整肃。虽然备受整肃及攻击,他在有生之年依然努力促进中国的民主。王若望与他先后去世,马克思人道主义者试图改变中国的世代,也许亦从此告终。”
■ 勇于承担罪责之少数
王若水在八三年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包括……不再神化个人……在真理及法律面前拥护平等、捍个人自由、公民的尊严不受侵犯……社会主义面这种人道主义,为什么要被视作古怪、异常或邪恶?”
戈德曼教授指出,王若水“是少数……肯为毛泽东时代的狂热,公开承担罪责的人。‘我们不应全数归咎林彪及四人帮。那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热诚地传扬个人崇拜。’”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最近到伦敦演说。西方传媒近来把中共党校抄作成改革的核心,我怀疑这是胡锦涛为了提高声望所营造出来的。有些美国专家更称郑必坚为“自由派”。他如果算是自由派,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等算什么?郑必坚看来是标准的邓派。他说中国必须富起来,必须把贫富距离收窄,必须建立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党必须变通、必须放眼世界以及采人之长……这些话我在八○至九一年听过几十次。
■ “中国希望”客死他乡
我对在场一名英国外交高官说,郑必坚的演词毫无新意。他答道:“对,我也不想听这些。他们私底下倒积极得多。”二十五年来,英国外交官都对我说:“中国政府在私底下开放得多。”
郑谓中国已经开放,邀请我们到他的学校演讲。他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开放,跟停了数秒。我想叫:如果中国已经开放,就可以讨论多党政制,当局就不会拘捕及判罚卖圣经的人,也不会把天主教教士囚禁大半生。
之后郑描述西藏在中共进驻前是何等残暴。他兴奋地大谈藏僧从前怎样用工具挖出别人眼球──这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达赖喇嘛出身富有并留学印度,是外国奸细。其实达赖家境贫困,在拉萨跟逃出战俘营的德军哈勒学英文。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西藏,不依讲稿,连在座的外交人员也听得局促不安。
我对在场的中国驻英大使说,愿意到中央党校演讲,他答:“好,写封短信给我就成。”惟他瞥到我的名片便改口,“啊,也许会有困难。”
八九年王若水回国参加示威。后来他说:“天安门的人群,令我记起自己在四十年代,我怎样加入示威,但那时仍是国民党统治。当年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自由。’我想:天!过了多年,我们又回来喊一样的口号。”
假如郑必坚是中国改革的最佳代表,我不知道这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王若望和王若水本来是中国的希望,却被迫客死他乡。
──转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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