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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8日讯】从笛卡尔以来，心身二元论日益困扰着现代人。一方面，我们对 于人类自身和周遭万物有一些常识性的认识，而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又对整个物理世界作出了另一种体系化的描绘。两者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把自己视为宇宙间有意识的、自觉的、自由的、理性的行为者 ，而科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只是无知觉、无意义的物理粒子。那么，我们怎样让这两种陈述同时成立呢？一个机械的宇宙怎么会产生有自觉自由意志的人类呢？那些无意识的物理粒子怎么会组成有意识能力的大脑呢？精神与物质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是笛卡尔的松果腺，还是那最终的依靠—上帝？

第四节人工智能背后的哲学基础

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将心身关系比作软件和硬件的关系，不过是强人工智能的哲学把意识和思维强加给了一切机器，这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强AI观点的哲学基础是，心与脑的关系就是程序与计算机的关系，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心是纯形式的，脑是物质内容。而且，动物与机器在软件上是等价的，而硬件相对不重要。这种引入软件与硬件来类比心身关系的思路，是把早已混乱不堪的有关身心关系的讨论弄得更错综复杂，还是一语道破天机了呢？

远距离人体传输与强AI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展姑且不论，但它的确给一些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曾经提到，吉布林的小说《夜邮》(With the Night Mail)讲到人体远距离传输的问题。这个奇思妙想与强人工智能的哲学观点密切相关。

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从物质组成上说，是组成他们身体的原子有什么不同吗？或是构成这些原子的电子、质子和其他粒子不同呢？有两个证据说明答案是“否”。首先，任何活人身体的物质都处于连续代谢的状态中，而脑细胞尤其如此。从出生以来，每个人的每个活细胞中的绝大多数原子以及身体的整个物质都已换过许多回了。其次，按照量子力学，任意两颗电子必须是完全等同的，质子和其他粒子的情况同样如此。

如果把一块砖头中的电子和人脑中的电子互换，人脑不会有任何变化。把人的整个身体的物质内容和一间房子的砖头中的物质互换，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把砖头和人区分的不是组成成分，而是这些成分安置的方式。

设想通过一种装置把人体的物质成分的组成模式扫描一遍，把身体的每一个电子的准确位置和完整的特征都进行细致地记录，然后转化成信息存储下来，通过电磁信号远距离传输，比如从这个星球传输到那个星球。在目的地，运用当地的物质，在传输过来的信息的指导下，把人体重新装配起来，这样，不就实现了远距离人体传输吗？

这个假想还有更多的推论。比如说，如果远距传输确实可行，那么在传输的两端，旅行者不就有了两个版本了吗？一个原版在出发地，一个复制本在目的地。这样会发生什么呢？这位旅行者的“知觉”是否会同时处于两个地方呢？也许物理学定律会在原则上反对这种超距离传输。罗杰﹞彭罗斯就这么认为。他说，精神的奥秘必须和量子力学的奥秘联系起来。量子力学能产生经典物理学所不能产生的非决定性的效果。它禁止我们去复制那种被称为精神和思维的物质的组成方式而不破坏原先的态。所以，远距离传输人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原则上是行不通的。

让我们看看强AI的观点与远距运送问题的关联。设想在传送的两端之间存在一个转换站，在这里把信息暂时存储然后再传送到目的地。那么，该“旅行者”的“知觉”是否会在这个存储仪器中呈现出来呢？强AI观点的支持者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他们说，如果我们想问该旅行者任何问题，原则上这个仪器都可以回答，“只要”对他的头脑的适当活动进行模拟就可以了。这个仪器也就能通过“图灵检验”了。这正是强AI的观点，在考虑精神现象时，硬件根本不重要。而且，所有对物理内容的描述都能由数字计算来仿照。这样，人类头脑中进行的活动就是一种算法，而这种算法可以由任何物质来完成。

所以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思维可以用某种算法表示。

在历史上，把推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中心，把一切推理都归结为某种计算的想法一直吸引着西方思想家。

把一切推理归结为计算的历史源流

苏格拉底曾询问一个出于虔诚的原因准备告发他父亲是凶手的雅典人。苏格拉底说：“我想知道使所有行为变得温良的虔诚之心有什么特点……这样我便可以当作判断你的行为和其他人行为的标准来使用。”苏格拉底想知道的，就是现代计算机理论家们称作“有效程序”或“可以不断地告诉人们如何行动的规则”的那类东西。

而柏拉图则把这种道德上确定性的要求概括成一种认识论上的要求。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可用任何人都能使用的清晰定义来表述。比如，靠味觉和直觉烹饪的厨师和靠灵感写作的诗人都没有知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包含理解，因而也就不能被理解。但是，如果套用约翰﹞塞尔的分类，那么柏拉图所寻求的还不是语法的规则而只是语义方面的标准。他的规则是以人们理解基本术语意义为前提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理解（这是他在在区分知识的层次时使用的规则类层次）依赖于理性，理性运用辩证分析，并最终使用直觉，来把握基本概念的意义。这样，柏拉图就承认了他的规则不可能完全形式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很难找出一种公式用以确定一个人在遭到指责之前会在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多远，走到什么地方。这种定义上的困难在各种感知对象中都存在，而程度问题与个别情况纠缠在一起，在个别情况中我们仅有的标准是感知。

为了找出万物的行为规则和标准，只有消除对直觉和感知的依赖。伽利略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发现人们可以忽略物体的第二性质—如色声味等等依赖感官而产生的性质，而直接面对物体的广延性等第一性质，从而找到一种描写物质运动的纯形式系统。而这样的方法也逐渐被研究人类行为的思想家采用。

认为能把全部知识形式化的信念很快在西方思想家中传播开来。

物理学的辉煌成就迫使人文学者也力求使对于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研究形式化。霍布斯是第一个清晰地把思维的句法概念表达为计算的人。

他写道：“当一个人在推理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在构想如何把部分相加成总和，因为推理……只不过是在计算……”莱布尼兹则认为，一旦找到一种通用的精确的符号系统，一种代数，一种符号语言，所有概念就都可以分解为数量不多的未加定义的原始概念，所有的知识就能够归在一起表达为一种演绎体系。基于这些数字和它们的组合规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到19世纪，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乔治﹞布尔认为，推理即计算，他试图用符号演算来表达思维在推理活动中的基本规律，并创造了一种表达基本逻辑函数的二元代数，即今日所称的“布尔代数”。

认知主义：人脑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把一切心理过程归结为某种推理，假设任一种心理成果必有其理论的原因，这种观点的起因在于，人们找不到任何其他方式去理解心脑之间的关系。

看看我们是如何解释一个人的行为的吧。设想某男爱上了某女，我们可以这么猜测：这是因为他觉得她温柔体贴，与自己的性格挺融洽。我们大概不会这么说：他爱上她是因为他的大脑处于某种状态，他的某些神经元使他作出这样的计算。这就是说，我们能用心理方面的词汇，像欲望、情绪和憧憬等词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说明，我们也可以利用神经生理学的词汇对此作出说明。前者是符合常理的，而后者则似乎是科学的。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脑与心之间的鸿沟。20世纪里许多思想家试图添平这条沟壑，在心理与神经生理学之间架设桥梁。从行为主义到控制论，从结构主义到社会生物学，这些解决方法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人工智能的解决之道是，人与计算机是相似的，因此计算机能为心灵的真实图式提供启发。来源于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认知主义认为，思想是信息处理过程，而信息处理就是符号操作。这样，认知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描述脑的特征，但它不是在神经细胞层次，也不是在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层次上，而是把脑功能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系统的层次去描述。

当然，认知主义也有一些理论基础。比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如果各种语言都有某种共同特征，如果这些特征被人脑中的共同特性所制约，那么人的脑中就一定存在着一套极其复杂的普遍语法规则。正是由于把人脑和计算机进行类比，所以认知主义认为，如果我们学习一种语言的能力或辨认他人面孔的能力是一种富有意义的认知能力，那么这里必定存在着某种理论，它以某种方式内化于我们的脑中，构成了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基础。

但是，人类行为所遵循的规则和计算机遵循的规则是同一种规则吗？约翰.塞尔认为根本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的许多行为根本不需要计算。比如，人类在行走时掌握平衡，人辨认亲友面孔的能力，根本就不需要大脑进行什么演算。而若要机器达到这些被人类视作微不足道的能力却非常困难。所以塞尔认为，在心与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层次。我们不要把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形式和人类心理的推理形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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