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9月27日讯】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上百种酷刑折磨、群体性打毒针、下毒药，以及活摘器官。

明慧网的本系列报导旨在揭示21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让真相苏醒人们的良知、制止罪恶，特此转载如下：

接上文：21世纪的古拉格真相（4）

九、精英们的梦魇

如果说文革10年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20年，各界社会精英遭受罹难。

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不乏高层政府官员、高级审判长、一级警督、大学教授、主治医生、航天专家、工程师乃至成功的商业人士。而在中共的酷刑面前，他们以往的成就与辉煌一文不值，只是被凌辱与迫害的对像，是一场波及全方位、各阶层的人伦浩劫。

梦断清华园

十几年之后，精神失常到已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柳志梅，有一天却突然在自家墙上写下了四个字：“清华大学”，这个和荣耀、快乐、痛苦、迫害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曾让她梦魂牵绕，而又为之心碎的地方。

在病情好转时，柳志梅常常念叨着一些人名，说那是清华大学炼功点的学长们，她甚至还提到了“黄奎”、“赵明”──那是两位原清华大学小树林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国同样遭受了残忍迫害，如今远在海外。

问她多大了，有时不语，有时会认真地告诉你“21”，那正是她入狱前的年龄，时间停滞在她纯真美好的记忆中。

柳志梅，曾是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的骄傲，1997年她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那时，清华大学师生及家属修炼法轮功的近一千人，一早上舒缓优美的炼功音乐就在校园内响起。

迫害开始后，柳志梅刚上大学二年级，清华校方逼迫她父母来北京把她带回家。9月，校方对她不予注册，之后强令休学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2000年初，柳志梅回到北京，和几个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2001年5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在一年多的辗转关押期间，柳志梅乐观而坚强。她教牢房里的其他人背《洪吟》，讲做人的道理。在自己的日用品非常少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她的坚强、善良像冬日里的阳光，给同在黑牢中的人们传送着丝丝温暖。

2002年11月，22岁的柳志梅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2年，转至山东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当时，清华大学这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610”的头目李岚清亲自蹲点清华，并用高额度所谓“985工程”等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听从指挥，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很多修炼法轮功的清华师生，与柳志梅一样在北京七处秘密关押，并被非法判以重刑。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至少有5人被迫害致死或含冤去世，致残1人，失踪1人，有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劳教，至少有18人次被绑架或强制洗脑，至少有25人次遭强制休学、退学、停职迫害，总计大约近百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非法，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高春满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化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为两弹爆炸及清华大学的科研产业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春满教授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2003年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身份，当年就获批准。

2007年，为了得到俄国的配合，中共给出40亿美元的诱人合同。江泽民和曾庆红胁迫俄政府把当时已73岁高龄的高教授遣送回中国。俄国受了中共的利益诱惑，把高春满教授遣送到北京。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满教授在迫害中去世，终年76岁。

29岁的袁江，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袁江于1995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清华大学早期的法轮功学员之一。回到甘肃后，成为甘肃省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以及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1999年迫害开始后，袁江因不愿放弃法轮功信仰被解职，改任技术总监。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2001年9月30日，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当时因没有身份证而在一辆班车上被抓。袁江被捕后，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酷刑折磨他近两个月。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将袁江以“大”字形吊铐，大打出手，最后看见他确实不行了才放了下来，但仍给他戴着手铐脚镣。

袁江自行解脱了手铐脚镣逃离了魔窟。那是大约10月26日的事情。由于长期被邪恶疯狂迫害，袁江遍体鳞伤，加之长期绝食，身体极度虚弱。袁江艰难地潜出了魔窟，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他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10月末的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外面，邪恶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它县、市。有的家门被撬坏，甚至有一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逼从四楼跳下，摔坏了腰、腿。

后来，袁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在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而离世。当地一位学员回忆见到走出魔窟后的袁江的情景时写道：“瘦得几乎脱了相，要不是同修指引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你！你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

“那个时刻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悲痛，摸了摸你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你微发硬的手，再看看你的腿，我几乎昏过去。你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像干瘪了的枯树枝……”

袁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蒐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兰州大法学员于进芳因帮助袁江，再次被绑架，后被迫害离世。

诱骗

“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血淋淋的男子从我身边闪过，我惊呆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丈夫，我当即昏了过去。”

这是湖南省嘉禾县小学教师李菊梅女士在2015年6月向最高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叙述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情景。

李菊梅本人曾被劫持到看守所五次，关洗脑班两次，非法劳教两次，遭巨额罚款上万元，停发工资9年有余，到退休年龄又被“610”剥夺退休权。李菊梅控告江泽民后，郴州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亚斌恼羞成怒，叫嚣要将李菊梅关入监狱。四个月后，李菊梅在街上被警察绑架，后对李菊梅非法判刑7年。

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全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被迫害致死的至少有210人。这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紧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有关。

回溯以往，陈至立仕途升迁的关键时刻，无不同江泽民的提携有关。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陈至立步步紧跟江泽民，通过召开各种会议部署反法轮功行动，强行在教育系统推行江的迫害政策。

1999年8月1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京津地区部分高校负责人和教育部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就如何继续在教育领域打压法轮功进行了座谈。陈至立出席并发言，称打压法轮功关系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陈至立通过教育部给各省、市、区（县）教委（教育局）下达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人人都要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按任务写大“批判稿”、开大“批判会”、办大“批判专栏”，组织和强迫教师学生看攻击法轮功电影，并在大、中、小学组织反法轮功的“百万签名”活动。陈还通过教育系统将攻击和诬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题中。

1999年，北京市教工委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通过各校党委一、二把手强制在京的各高校，逼迫修炼法轮功的教职工、学生放弃信仰。对于不放弃信仰的学生和教职工，市教工委“610”要求各单位上报名单，由“610”统一组织（每人须交四千至五千元）到 “北京法制培训中心”学习，实行封闭式的强制洗脑，用诬蔑法轮功的音像书籍内容灌输。

柳志梅被投入监狱后，清华大学仍不放手。清华大学的中共人员，包括她的大学教师，来到监狱，以“复学”为诱饵，欺骗她说，只要她“转化”就可以保留她的学籍，并在监狱饭店请柳志梅吃了一顿饭。在巨大压力下，柳志梅违心“转化”，并充当了为虎作伥的“帮教”。在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拒绝转化时，恶警常逼她出主意想办法逼迫转化，招数越毒辣越夸赞，多次逼她动手打人。柳志梅偶尔痛苦地说：“……某某某的脖子不是我打断的……”

柳志梅一门心思复习功课，然而三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她复学的消息，柳志梅知道上当受骗了，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沉默寡言。

山东女子监狱的恶警为防止她从新找回信仰，编造出许多假消息，其中包括哄骗她说，她的名字已经登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榜上了。柳志梅曾绝望地说：“……我的名字都上了恶人榜了……”

清华才女之死

“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

从2002年底直到2008年柳志梅出狱前，山东省女子监狱副科级狱警邓济霞常带她到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三针，约50毫升。大约2003年时，柳志梅的精神出现异常，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

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2008年10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柳家人说，11月13日去接柳志梅回家。11月13日下午2点多，柳家人把柳志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志梅告诉家人，临出来前三天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说她后牙上有个洞，要去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六百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

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到第三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柳志梅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地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柳志梅很快就失去了记忆，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年龄，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往往重复三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没知觉。

亲友们一致认为是出狱前打的毒针药力发作。据亲友称，经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监狱所称的“洞”只是为了注射毒针找的借口而已。

偶尔上街或在陌生的环境时，柳志梅常伸出手挡在胸前，像朝外推着什么似的，神情很紧张，她似乎在惊惧中努力保护自己。这个举动常令亲友们心痛不已，无法想像她曾经遭受了怎样的伤害。

一次，亲友帮柳志梅换衣服，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柳志梅突然把亲友的手按住在乳房上，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另一只手朝着乳房击打着，使劲揉搓着，说：“他们就这样打我啊，就这样打，就这样打，我好疼啊……”

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得知柳志梅的情况后，把柳志梅接到家里照顾。她整夜不睡时，轮流守护她，为她擦屎擦尿，常洗衣服洗被褥，有时还会被她打被她抓伤，在她摔碗碟时不厌其烦地拾掇，为她买新衣，给她念书讲故事聊天……柳志梅慢慢平静下来。

然而她的精神仍然十分脆弱，稍受惊吓便病情加重，出现多次反复。每次受惊发病往往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数月才能慢慢平静，可是好不容易平静一些之后，稍受惊吓又再复发。在此期间，照顾柳志梅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辛苦。在学员们的辛苦付出和善意感召下，柳志梅一度恢复得很好，她不再尿床，甚至可以自己炒菜自己包饺子，人也变的温和懂事了。

一天，她出人意料地提笔写下了一页字，细看竟是“严正声明”。她开始读法轮功著作，有时能连读两三页，高兴时能连读十几页。她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多，很少喃喃自语了，穿戴得也更加干净整齐，看起来离康复之日不远了。

然而，就在她日渐清醒、康复有望的时候，2010年4月16日，山东莱阳市公安局柏林庄镇派出所的警察翻墙而入，把柳志梅及照顾她的四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绑架，家中财物遭洗劫。

当警察突然闯入时，一瞬间，没有人说话，只见柳志梅像忽然换了一个人似的，字字清晰、极其熟练的开口说道：“警察同志，我叫柳志梅，我炼法轮功我有罪，我判了12年，判我死刑也可以，判我死缓也可以。”像是在背课文。这次绑架对柳志梅刺激非常大，回家后不久离世。

当法官遭遇法官

“我敢说我是正的，你敢说你是正的吗？”一位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警察无语地走开了。当守法懂法、修炼“真、善、忍”的法官坐在被告席上，这还不是对中共司法的巨大嘲讽吗？

原本并不修炼法轮功的李德君，就是在旁听案件后走入修炼的。这位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旁听了大量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在旁听的过程中，他开始了解法轮功，读了《转法轮》等法轮功的书籍后，他被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从而走入大法修炼。他担任红旗法庭庭长后，用法轮功书籍中所讲的做人的道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

2007年6月21日，李德君被大连市国保大队绑架，年底被大连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

姜淑华，北京大学毕业的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高级审判长，因1999年720去省政府讲法轮功真相被关押，此后因去北京上访被关押在黑龙江省戒毒所。2003年5月17日，姜淑华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并非法判刑两年。

一级法官孙灵华，原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经济审判庭庭长，1996年底被评为锦州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却因信仰法轮功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过三次。

一位原单位领导站在监室门外，手扶铁门上的小铁窗栏杆哭着说：“灵华，你等着，想啥法我也得把你弄出去。”一位她以前办案的用户到看守所去看她，对警察说：“当地法院一百警察，有一个不收礼的法官也是孙灵华，看守所不应该关好人！”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一级法官黎梅，刚正不阿、为民做主、惩恶扬善，具有一副侠义心肠，在单位里是同事公认的好人，被访民誉为“黎青天”，却因不放弃信仰，在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遭到残酷折磨致腹水，进食困难，即使如此还每天被逼罚站，身体极度虚弱。

胡庆云，江西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干部，修炼法轮功后急性白血病都好了。1999年7月21日，胡庆云被中共公安机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抓，在监狱里，不允许炼功，不能学法，每天都是喝冷水，洗冷水澡，不几天就开始牙齿出血、鼻子出血、全身出血点。“全身出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监狱里昏倒后被送到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医院一检查，说血像很低，“白血病”较严重，要赶紧采取治疗措施。

后来胡庆云被取保候审出来，恢复了正常的修炼，身体又开始走向康复。而中共人员却在南昌电视台、省电视台、南昌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发假新闻，诬陷胡庆云是炼法轮功才得的白血病，谎说什么是政府用药治好了他。

被取保候审出来后，胡庆云知道对法轮大法的诬陷后，迅速写了上诉材料交给政府及报社，要求更正。中共人员不但不理，还威胁他，对他日夜监视，胡庆云被迫通过明慧网将事实真相告诉世人，揭露中共的诬陷迫害，2001年1月10日被判7年，3月12日就被迫害致死。

原最高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综合教研室副教授李莉，曾担任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李莉被停课隔离审查，被学院领导非法开除公职，房子被强行没收。

2004年3被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十监区。每天被迫在监室里坐小凳子。从入监那天开始，狱方就不让睡床，只能睡在一张破桌子上。被逼迫劳动制作好利来月饼盒，往四楼背纸盒箱子，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

据李莉生前描述：“监区长郑玉梅调动全监区的在押人员经常开批斗会，一次，我被带到一层空闲的楼上，狱警把监控器掰下，开始对我进行封闭式“攻坚”。我刚一进房间，犯人就一拥而上，把我摔倒在一块床板上。

“狱警指挥犯人在我的后背写诬蔑大法的字，往我的内裤里塞诬蔑大法的纸条。关押我的房间的墙上、地上、厕所都用黑墨汁写满了侮辱大法的话，警察和犯人让我踩上面的字，我不踩，两犯人就架我的胳膊拖着我走。

“监区长郑玉梅用穿着高跟鞋的脚踩着我，辱骂嘲笑我，逼迫我放弃修炼。我被罚站，两个犯人一边给警察织毛衣，一边监控我，我的腿、脚、和手都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四十几号的鞋子我都穿不进去，右腿没知觉了。我昏倒在地，醒来接着站，我站了十四天，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没有了方向感，一下又摔倒在地，太阳穴摔了一个大包，血液渗透进眼睛，两只眼睛变成了熊猫状。

“犯人做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侮辱口号，硬是给我扣上，和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样……后来我被强迫干奴工活──包筷子，不停地干，像机器一样，不敢怠慢，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我脸色蜡黄，开始尿血，身上浮肿。”

出狱后李莉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证金，没地方住，被迫流离失所。2015年11月6日中午，李莉在北京昌平的临时租住房内离世，终年62岁。

药剂师被灌毒药

军队一直是中共夺权掌权的工具，被中共严密控制在手中，对军队中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启动的更早。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主管药剂师李秋侠，是副师级文职军官。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999年8月被单位送到北京南郊的一所部队农场看管，被迫参加思想转化学习班，失去人身自由几个月之久，这可能是北京地区的最早的洗脑班之一。

难以想像的是，这位药剂师却被强行灌毒药。2000年6月4日，神智清醒、懂医懂药的李秋侠从部队农场被强行送至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精神病三科，开始了“精神病”治疗。

李秋侠说：“我没病”，医院杨医生说：“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没病，炼法轮功就是偏执，就是精神病。先治疗三个月。”从此每天强制给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安定、抗抑郁药（共十三片），李秋侠不配合，就把她绑在柱子上，把药研碎用鼻饲管灌下去。有一天上厕所，她发现大便中有粉色，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后确定那居然是一粒一粒的药片。

于凤来，武警部队山东省总队济宁市支队的一名少校警官。他身穿少校警服警衔，毅然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中央炼功，成为部队里的重点“转化”对像，由武警支队到武警总部，乃至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级专家组成了“转化工作组”要强制“转化”他，并将他劳教2年遭受迫害。

于凤来后来在向“两高”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中说：“在长达两年的迫害折磨中，我知道了什么叫生不如死，也知道了甚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知道了从一个意识清楚、理智健全的正常人被迫害折磨得成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所遭受的难以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的难以想像的痛苦的过程。我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离开那个极其残酷、恐怖、没有人性的让人不寒而栗的邪恶环境，但我还是活着过来了。”

80多岁的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周彝，大校军衔，师级离休干部。2015年6月初，《海军大校周彝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在明慧网刊出后，就一直处于警察的监控、跟踪之中，并遭强制采血。2016年8月17日下午，周彝与同修在家学法时，被闯入的警察共二三十人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没想到……”

“没想到那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子天人永隔前在世间离得最近的几天，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身边被活活打死，自己却一无所知。”

“由于我在2002年8月23日也被绑架到济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虽然同在一个看守所，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彼此都被关押在此。那几天，每天凌晨五六点钟，我都能听到警察殴打人的声音，没想到那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子天人永隔前在世间离得最近的几天，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身边被活活打死，自己却一无所知。” 2015年，王潺的母亲韩玉华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说。

“王潺被迫害死的当晚，我忽然听到看守所的监室大厅里有行人骚动的声音，后来我被释放后才知道，就是那晚王潺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了。行凶者怕事情败露，自始至终没有告诉我一点消息，反而把我转移到兖州市看守所继续关押，甚至王潺的遗体被强行火化前，也没有通知我，让我见孩子最后一面，仍然将我非法关押着。”

39岁的王潺，生前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业务能力强，曾被单位派往加拿大。他待人诚恳，同事无不认为是人中君子。

1999年迫害一开始，王潺立即把法轮大法真相材料寄给全国各省市的政府部门，引起强烈反响。他还写信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江泽民，告诫他停止犯罪。

1999年末，在江泽民的亲自批示下，北京市警察局将王潺无理由关押三个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潺负责的工作无人可替代，出于对工作负责的态度，王潺答应单位在关押期间继续处理单位的工作。

出来后，王潺被迫离开单位，长期流离失所。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开创了许多地区与明慧网的信息渠道，让无数海内外人士了解到国内迫害的真实情况。不法官员对他又恨又怕，曾悬赏10万元追捕他。

2002年8月21日下午，王潺在山东梁山县汽车站被蹲点的济宁警察绑架。狱中，他遭受了警察们疯狂的酷刑折磨，包括拳打脚踢、橡胶棒打、背铐双手用力向上提等，数夜不让他睡觉，28日就被折磨致死。据目击者介绍，王潺遗体的后脑勺有大量血迹，疑是造成王潺死亡的致命伤。

王潺的母亲称，王潺被迫害致死后，济宁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派人找到我的另外两个儿子，威胁他们不许告诉我王潺被迫害死的情况，并且威胁他俩不许上告，否则，他俩的工作就可能失去。直到9月16日，有知情人寄给我一封信，告诉了我王潺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我才知道了儿子已经含冤离世。

齐白石孙女被逼给劳教所作画

1999年“四二五”上访的人群中，站在第一排的有位女士，人显得非常年轻，60多岁的人看上去才40多岁，她就是大画家齐白石的孙女齐秉淑。

齐秉淑本人也是著名画家，在修炼之前全身是病，还经常大出血，脸白得像纸一样，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修炼法轮功后，病奇迹般的都好了，身体非常健康。

迫害开始后，齐秉淑的哥哥被中共人员胁迫，与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的人，强行把她关进精神病医院一年多。精神病院的大夫声称她得了“气功分裂症”，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并说“等什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什么时候放。”

齐秉淑女士被摧残得两鬓白发苍苍，手不停地颤抖。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期间，她曾逃出来一次，但其兄伙同精神病医院的人再次将她关进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儿子仅看望了她一次。有人问她儿子为何不把母亲接出来，她儿子却说：“接出来？接出来又得有人来找她。”

随后，齐秉淑女士被非法劳教。2002年6月到7月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被强迫灌食，从通道一边揪着头发被拖到另一边。此后，齐秉淑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当时她的血压很高，但每天都被逼着上很高的脚手架，去在劳教所的墙上画画。队长焦学先不但逼迫她放弃修炼，还用各种方法逼骗她作画，然后把画蒐走据为己有。

十、难中的孩子

20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亦饱经磨难，孩子们从小就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融融的妈妈张云鹤，将邹松涛的骨灰盒放在写字台上，向2岁半的女儿邹法融讲述了爸爸的事，融融爬过去在爸爸的骨灰盒上亲了一下……

融融的爸爸邹松涛，是青岛海洋大学生物系硕士，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善良，他于1996年24岁生日那天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年9月又被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并且说不“转化”不准家属看望，不许送衣物……

王村劳教所在罗干的亲自指挥下，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昼夜不让睡觉，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写思想汇报，进行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劳教所第九大队长郑万辛及警察将法轮功学员吊起来，用十几根电棍电，一电便是几个小时，强行灌食，惨叫声时时传出……

2000年11月3日上午，警察郑万辛、绍正华几人将邹松涛单独叫进审讯室，在两个多小时的精神摧残与迫害下，邹松涛于中午11:30分离开人世。时年28岁，而小融融才11个月大。

小青青的父母也多次被绑架，4岁时她就目睹了父亲被警察双手反扭、打翻在地上，她当时惊吓得大哭。在来访的客人面前，青青一脸可爱的笑容，但让来访者震惊的是，青青在客人面前表演将自己捆绑在椅子上的“游戏”。

2008年2月19日，一群身着便衣的人，一大早又来到青青家，当着她的面，暴力绑架了她的妈妈胡慧芳。青青的爸爸当时在广西老家，家中只有母女俩人。警察根本不顾青青只有9岁无人照料，将她一人留在了家中，无人理会孩子惊恐的大声哭叫，左邻右舍也无人敢管，可怜的孩子眼看着妈妈从身边被暴徒绑架而去，家中再无别人，只好将自己一个人锁在屋里。

20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亦饱经磨难，孩子们从小就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小小“囚徒”

刚分娩10天的吕艳娜，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怀中的婴儿也要和她一起被关押。

2000年，山东烟台龙口市第一职业中专教师吕艳娜，因在明慧网曝光龙口丰仪镇此喔那个手暴力殴打致死合法上访的6旬法轮功学员田香翠的罪行，被龙口警察绑架，遭警察马向阳严刑拷打，昏死3次，打死田香翠的凶手则逍遥法外。吕艳娜后走脱，被迫与新婚丈夫、法轮功学员刁希辉流离失所。中共悬赏6万，全国通缉他们。

2004年4月8日，刁希辉出门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分娩刚10天的吕艳娜和初生婴儿也被龙口市警察从安徽潜山县绑架回龙口，被龙口“610”押送到烟台洗脑班非法关押。小婴儿珊珊成了年龄最小的“囚徒”。

洗脑班逼迫吕艳娜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给家人，好放手迫害她。被洗脑班关押4个多月后，吕艳娜被非法判刑3年，迫于国内外正义谴责的巨大压力，让她监外执行，她才得以照顾幼小的婴儿。两年后，2006年5月8日，吕艳娜再次被龙口市下丁家镇检察院、派出所4警察无故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张家沟监狱，女儿珊珊年仅2岁。

被关押的还有大法小弟子们，他们和大人们一样遭受迫害。15岁的小铁龙是河北省定州市留春乡邵村初二学生，2002年因向老师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老师诬告。留春乡派出所把他绑架到乡政府，用手铐铐在树上，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去休息。

之后铁龙被迫流离失所，有学不能上，有家不能回，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姥姥家，也没敢多住，便又匆匆离去，怕给姥姥添麻烦，结果还是没有幸免。警察跟随而至，把小舅舅、老姨一顿毒打，店铺被砸得一塌糊涂，追问小铁龙的去向。老姨说：“不知道”，警察就把老姨带进了看守所。不久，他们把小铁龙抓住，关押在定州看守所。

2003年中国新年前夕，警察把铁龙的父亲放出，要他回家拿1万元钱，赎回小铁龙。父亲上哪去拿1万元呢？自1999年720以来，他们家几经洗劫，早已财物两空。交不出钱来，他们就不放人。原本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现在三人深受铁窗之苦，年过七旬的奶奶经常以泪洗面。

14岁的小女孩韩天子，和另外两个女生，在辽宁沈阳龙山教养院被警察拿电棍逼着写“保证”。女学生被电得一声声惨叫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警察整整电了他们一下午。韩天子电得胳膊不会动，举起来放不下，好长时间才放下来。韩天子就说：“我是受少年儿童法保护的”。可是白院长和2个打人的队长听不进去，继续电她，事后还威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孙肖雨在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中，讲述了自己从16岁开始遭绑架迫害的经历：“2002年5月23日，我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7点多，我又被戴上警车押往营城分局，这时他们还给我头上套上了黑色塑料袋，我喘不过气，几乎吐出来。我说难受、想吐，他们也不理我。派出所和分局路很近，到了分局这次没让我跪下，而是把我的手和脚分别四个手铐铐在上下铺的铁管子上，我成“大”字形，警察继续打我嘴巴子，逼问我家法轮功书籍的来源。在这期间因为停电，整个楼全黑，好几个警察用那种强光电筒烤着我的脸和眼睛，我感到头昏目眩。

第二天早上8点，我被警察继续头戴塑料袋，押往九台拘留所。他们把我的双手从背后铐上：把一只胳膊从腰后向上拉，一只胳膊从肩前反扭到背后向下拉，用手铐强行把两只手腕铐上，更残忍的是，他们还顶住后背，向后拉手铐，感觉两只手臂都要断掉。这样被折磨大约20分钟。

下午，我被送到九台看守所，关进小号。在看守所的条件差，我身上大约长满了疥疮，5月24日到8月23日，关了90天。8月23日，外面叫我名字，大家都说我被放了，可是只是去了另一座铁笼中罢了，就这样，我又被没有任何手续（法律程序）地送进饮马河劳教所，教期2年，直到2003年10月2日才被放出来。“16岁，未满成年，就这样毁了我的童年，毁了我的一生，至今没有安身之处。”

“他、他、他……”

如果孩子能抑郁而死，可想他们承受的是什么……

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三年级的刘倩，在2003年的时候得了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家人将她死后下葬的衣物都准备齐全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父母带着孩子学起法轮功来。

刘倩在修炼7天之后，病体竟完全康复，由卧床不起到正常生活，医院检查说一切恢复正常。

谁料两个多月开学后，孩子被叫到校长室，遭到校长的训斥，强行让她保证不炼了，否则不让上学。小倩倩说是大法治好了我的病。学校老师就是不相信，硬说是误诊，硬把孩子送回家不让上学。

开除的第二天，小倩倩看到校长时，两眼瞪得滚圆，流着眼泪，手指着校长，愤恨地说：“他、他、他……”在逼迫与折磨中，小倩倩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5天后便抑郁而死。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鸿昌一家8口，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5死1残。妻子王秀霞遭绑架后仅仅16天就被迫害致死。孙鸿昌自述：“2005年8月25日，这又是一个令我悲痛欲绝的日子。这一天，我心爱的小儿子孙峰，刚刚14岁，却在这一天死去了。

“两年前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他亲爱的妈妈被警察残忍地迫害致死，他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在这之前几年，我们夫妻就被迫流离失所，幼小的孩子寄养在亲属家，孩子一直在思念父母、担心父母被警察再次绑架，在恐惧中度日。那时候的我正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杳无音信。在这多重打击下，孩子病倒了，整日生活在思念、惊惧和无望中，在对妈妈的无尽的思念中，孤苦地离世……”

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法轮功学员王立珍，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描述了她的侄女王英霞被逼疯的过程：“我被释放后，两个弟弟仍被非法关押，16岁的侄女英霞想爸爸，总去分局要爸爸和老叔。2002年9月，龙城分局任铁，黄殿相等人经常去中涝村我娘家骚扰，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劫走了。

“有一次他们几个人破门而入，将英霞按倒在地、抓住孩子的长发往地上使劲磕，他们穿着皮鞋的脚使劲踩着孩子的手和大腿，连打带踹，边打边骂：还去不去分局要爸爸和叔叔了？打的孩子满头大青包，两只手踩出了血。

“没过几天，龙城分局任铁等又来了一伙人绑架我侄女，正好英霞在园子拔草，他们不由分说进园就将小英霞按倒在地，抬上了车，送到了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送进当天晚上，一个姓王的女警，说是王校长，劝说小英霞：‘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不能相信法轮功，法轮功害你爸爸进了监狱，你要配合阿姨，说法轮功害人。’

小英霞坚决的说：‘不是法轮功害我爸进的监狱，法轮功是好的，我爸是因为炼了法轮功了才不打我妈的。我爸炼功把病都炼没了，我爸炼功是因为你们不让炼，才把我爸送进监狱的。’

“那个姓王的喊道：‘你个小小的年纪嘴这么硬，上刑！’这就开始铐上手铐，这个过来拥一把，那个过来推一把，轮番地来折磨小英霞。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英霞妈妈和我一直求情，不管我们怎么求情说好的都不行，警察就让英霞承认是炼法轮功的，不但承认，还要接受洗脑，骂法轮功，骂法轮功创始人。

“英霞一听，‘你们是一帮什么人？法轮功让学真、善、忍做好人，你们怎么叫我骂人，说违心话？我在学校老师没教过我骂人，我不会骂人，你们这话我听不懂。’这时走来一个男的：‘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来让你听懂。’这时有人就说，家属可以离开了，到时间了，把我们推出了门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一回头揪着心回了家。

“等到我们第三天早晨再去看望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门一看小英霞没了，哪去了，我就开始呼喊着找，怎么叫也没人应声，我们左看右找，最后在一个六七十平米屋子的墙角下找到了孩子。

“原来这是装有20几个单人床的库房，在那个墙角的床底下趴着呢。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小英霞从阴暗的墙角底下爬了出来，看到孩子这般情形，满脑袋的土、灰，头发纷乱、目光呆滞、嘴唇发紫、脸色发白，像没了血脉一样的白，整个裤子全是血，两个手腕子青肿，一言不发，问啥话也不说，这时我与她妈妈抱着孩子哭成了一团……一直在旁监视我们的姓王的校长也没了踪影，一个人也没有了，无助的我们只好把孩子领回了家。

“从此孩子少言寡语，精神失常了，大冬天不穿鞋在雪地里跑，有时一丝不挂专去龙城分局闹，看见警察的车就往他们的车上撞。山南海北哪都跑，走到哪砸到哪，邻居亲属没她闹不到的，把邻居吓得老早把门插上，闹得鸡犬不宁。”

从灵堂被带走

从小就目睹父母被绑架的陈剑儒，没想到自己竟会从母亲的灵堂被带走。

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盛春梅2011年被绑架、非法判刑99年，在甘肃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身患严重的糖尿病、白内障、胆结石、化脓性胆囊炎，两耳失聪，双目失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盛春梅保外就医，2个月后含冤离世，她的丈夫陈德光仍然被非法拘禁在兰州监狱。

盛春梅的灵堂设在华林山，一双儿女在守护。在2017年10月13日晚上，红古区国保大队来了5人，在盛春梅的灵堂前也守了一夜，直到14日清晨，看到只有盛春梅的儿子陈剑儒一个人的时候，将陈剑儒绑架，劫持到红古区海石湾，在红古区公安分局审讯室，拘禁到晚上11点左右，将陈剑儒劫持到兰州市戒毒所，非法拘禁两周才放回家。

陈剑儒的单位本安排他16日至18日到北京学习，10月15日的飞机票。当陈剑儒的飞机票买好后，机场因三天给公安系统报送一次机票信息，兰州公安看到其中有陈剑儒的名字时，兰州市公安局26处下命令，以兰州市政府下达命令兰州在“十九大”期间必须零上访为由，让调查陈剑儒，如果确实是去上访，就一定拘留。

红古国保大队王姓队长，副队长黄宗军，还有两个警察和一个司机共五人，到华林山绑架了陈剑儒，将陈剑儒非法拘禁至“十九大”开完后才让回家。

这不是陈剑儒第一次被绑架。2000年父母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15天，13岁的陈剑儒独自生活半月之久。

2001年3月2日晚8时，盛春梅和女儿陈盛华外出发送真相资料后失去消息，下落不明（后得知被非法劳教）。当晚10点，其家防盗门传来异常的开门声，14岁的陈剑儒打开内门后看到是派出所的警察张文革在撬门，情急之下上了保险，并用电话通知其他法轮功学员。警察张文革见状便灰溜溜地走了。后其家电话被监控。

3天后，陈剑儒被迫离家出走，被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好心收留。但这位学员再次被绑架（最后被迫害致死），同时陈剑儒被绑架至七里河区公安分局。七里河区公安分局警察给这个孩子戴上了脚镣。后被“安排上学”（其实是监视居住），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陈剑儒在学校饿晕了过去，在宿舍重重摔倒，嘴唇被磕穿。

“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

2001年元月陈运川全家一次进京上访，但却成为全家最后一次团圆的日子，当时同行的还有陈淑兰的女儿李颖，那年她刚9岁。

陈运川、王连荣夫妻，是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人，女儿陈淑兰（后嫁到北京市昌平区）、陈洪平，儿子陈爱忠、陈爱立，一家六口修炼法轮功。陈运川多次带全家进京上访，遭受北京和河北省多地长期反复关押酷刑摧残。

陈运川老人被绑架后，关在北京一派出所地下三层的一个密闭的房间，面积仅2平米，铁门紧闭，没有窗户，没有光线，不能通风，仅靠门缝有点儿空气流通，室内缺氧令人窒息，老人喘不上气来，四天后人快不行了，转送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恶人将他的衣服全部剥光，站在排风扇前吹冷气2个多小时，老人已是绝食第五天，身体极度虚弱，顿时被冻得浑身颤抖，一下子栽倒在地，三个人将老人拽起来一顿拳打脚踢，打了足有半个小时。2001年7月17日，陈运川和小儿子陈爱立分别被判刑2年。

大儿子陈爱忠被先后关进北京东北旺、海淀区及怀来县看守所。在东北旺看守所，陈爱忠被扒光衣服铐在树上，双脚埋入雪中冰冻一个多小时，警察还用高压电棍电击他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致昏死过去；在海淀看守所，陈爱忠被剥光衣服埋在院中的积雪里冰冻，又上一种“开锁”酷刑，手指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2001年9月12日，陈爱忠被非法劳教3年，秘密押送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为逼迫他“转化”，陈爱忠遭轮番毒打、电棍电击、实施“杀绳”等酷刑，陈爱忠抵制迫害绝食抗议，中共人员野蛮灌食把皮管插入他的肺中。在绝食的第九天，又一次对他强行野蛮灌食过程中，陈爱忠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33岁。

陈运川的小女儿陈洪平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非法抓捕毒打，双腿被打断，后在高阳劳教所遭受一年半的折磨，于2003年3月5日去世。小儿子陈爱立遭迫害身体极度虚弱，于2004年11月5日含冤离世。

2002年9月17日上午，正在北京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上课的李颖被劫持到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实际是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

2005年中国新年前夕，13岁的李颖在接受明慧网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她所承受的痛苦。

“我没有爸爸。当时姥姥被关在河北怀来县看守所，大舅陈爱忠已被迫害死了，姥爷陈运川被关在河北石家庄北郊监狱，小舅陈爱立关在河北冀东监狱，小姨关在河北高阳女子监狱，妈妈陈淑兰也不知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虽然我的亲人都被他们绑架了，我无家可归，可我还是想出去，因为洗脑班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儿，当时我也挺害怕的。

“当天晚上，他们就轮流对我灌输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并威胁我说，不转化就不让我上学。大约到了晚上10点多才把我放开。那里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一个人在那里特别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家，还强迫我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们硬要我看反面录像。他们要我写决裂书，我不写。他就写了一个让我抄，我不抄。我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

“他们不让我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他们都不让我睡觉。他们还恐吓我说，不签字，不写决裂书，就不让我回去上学。他们那么多大人，一个个凶巴巴的整天围攻我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儿。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和人身自由。

“他们这些人都太坏了，我们一家人都被他们绑架了，连我一个小孩儿都不放过。我大舅被他们给杀害了。一想起大舅我就难过。大舅被他们迫害的很惨，为了说真话，几进几出，我亲眼见到他们打大舅时的那种残忍。

“后来他们把我们强行塞到一辆大轿子车。车上大约有六十多人都是大法弟子。一路上我带头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喊一声大家跟着喊一声，就这样我们喊了一路……

“2003年1月9日下午，“610”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那地方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我每天步行上学，我很害怕，特别是冬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边没有一个路灯。我小时候就特别怕黑的地方，往那边走，又人烟稀少，走在那条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鬼一样，心里直发憷……

“在敬老院里，我享受不到在这个年龄里的孩子应该享受的那份关心，不如一个乞丐。他们还有自由，我连自由都没有。住在敬老院里的人，不管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的都有亲属去看望，而我呢？被他们‘610’放在那里就不管了。我要求去见我妈妈或者是去姥姥家，他们也不允许。

“见到妈妈是2004年2月16日，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妈妈被他们判了7年半，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我只想哭，但我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

“当时，妈妈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小姨死得很惨。是他们把她从河北高阳女子监狱给送回来的。回来时大脑已经痴呆，连姥爷和姥姥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后来小舅就带我离开了天堂河女子监狱。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和小舅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很后悔当时没多看小舅几眼。

“我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那个鬼地方呆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比如开家长会，别的同学的家长都去了，而我却没有。还有需要家长签字什么的，我只能去敬老院扣公章。同学都问我妈妈呢？我没法回答。还有很多事情我也无法去面对，我也知道他们都很歧视我。

“我在敬老院里已过了三个大年了，和一群没有共同语言的老人在一起真的很孤独，很无奈，也很难受。还有他们牙不好，所以饭菜都是烂烂的，很难吃。

“敬老院里就我一个小孩儿，两年多没有人来看过我。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我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唉……有时放学晚，饭凉了，我就得凉着吃，没人给我热。我要求买保温饭盒，也没人管。饭不够吃，就得饿着；菜不够吃，就吃水泡饭；有时人家忘了给我打饭，我能怎么样！遇到嘴厉害的阿姨我就得老实的听着，像个受气包似的，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在敬老院里，除了上学，我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出门必须由院里同意。”

2013年，陈淑兰遭绑架关押期间，李颖为营救母亲要求做伤残鉴定、提供病历一直无果，当年10月31日却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31天。

救父之路

“这条救父之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天是公平的，恶者定会自毙，光明大显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轮功学员赵海军的女儿的自述：

“2001年年初，我的几个姑姑全都被抓进了洗脑班，因为我爸妈2000年11月第二次去北京讨公道，我妈被关进万家劳教所，我爸被关进北京团河劳教所，当时我才4岁，年纪太小，没人照顾，就在姑姑家，姑姑们一起被送进洗脑班，我也被关进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呆了半个多月，每天都能听到、看到那些派出所的警察们和社会上的人喝醉酒之后对这些大法弟子又打又骂，吓得我一直躲在姑姑的怀里，不敢看，天天吓得一直哭，还找不到爸妈，这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是法轮功学员赵海军的女儿的自述。

“半个多月后，我被送回了家，开始了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的流浪生活，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从那以后，我心里就留下了阴影，总是很担心、很害怕，不知道哪天爸妈又不见了，看到警车，警察局都绕着走，听见警车的声音都担心是不是来我家的。每次爸妈出门时间长，就会担心是不是不回来了，甚至是十几年后，在外地上学，打电话没有人接，心里都扑扑跳，怕爸妈再出什么事……

“然而这样的担心真的出现了，2016年5月6日晚上6点左右，当时我爸妈正在家里种地，听我邻居姐说当时有两辆警车分别在我家的前门和后门，我爸妈种地刚刚进门，有三个便服和一个着警察制服人从隔壁邻居家偷偷潜入我家，当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证明，就把我爸强行绑架带走，我姐在派出所哭着说不知道找谁能帮忙见到我爸，所长说去找个律师，只有律师能够见到人。

“5月19日，我和姐姐一起去找律师寻求帮助，让律师帮忙去问一下父亲的情况，但是走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接收法轮功被迫害的案件，说上面有规定不能接，不能管，尽管有同情的也只是同情同情。姐姐拿着“全村人公认我爸爸是好人”的签名，律师们都不敢接案子。我们心急如焚，有冤无处申。在好人的帮助下，请到了北京律师。

2016年8月26日法院开庭了，可是法院胡业林、检察院宋春婷不依法说话，为达迫害目的，法院、检察院再次串通当地派出所骚扰参加庭审的民众，并企图抢夺她们的真相书刊来添充迫害爸爸的证据。司法部门竟敢如此渎职，拿别人的东西冒充证据迫害，手段之阴邪，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当今的所谓法律！在中共治下哪有法律可言？还有讲理的地方吗？有冤无处伸，我的心在淌血。”

“这条救父之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天是公平的，恶者定会自毙，光明大显的日子不会太久。”赵海军的女儿说。

但这条路是如此艰难。据明慧网报导，赵海军在狱中已经病危。2019年4月1日，监狱负责人带着鉴定等手续来双城区司法局矫正科办理保外就医接收手续，但是矫正科科长拒绝接收，以担保人炼功为借口不签字。换了保人之后又说其没钱，无法承担赵海军回家治疗的费用。

家属走投无路，又去了当地信访，说明了情况，信访局负责人给于建民打电话，于建民又说法轮功不允许保外就医。家属又请求村民代表担保，并有2/3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签字同意保赵海军回家，但是矫正科科长于建民还是拒绝。

（待续）

责任编辑：李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