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9月18日讯】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上百种酷刑折磨、群体性打毒针、下毒药，以及活摘器官。

明慧网的本系列报导旨在揭示21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让真相苏醒人们的良知、制止罪恶，特此转载如下：

接上文：21世纪的古拉格真相（2）

五、洗脑班：法外黑监狱

比“器官摘除”，更为邪恶的是“精神摘除”

第一起迫害致死案件被外媒曝光

多名法轮功学员因向国外媒体、机构揭露真相而被迫害

经过重重封锁，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出来，记者伊安﹒约翰逊以“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为题，报导了这宗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伊安﹒约翰逊因此而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这是代表国际最高水准的新闻奖。

59岁的山东省潍坊市退休工人、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进京上访的路上，在潍坊火车站被绑架，2000年2月17日，下午被关押在潍城城关街道办事处，强制“转化”。

这是潍坊当地刚成立的一个洗脑班。2000年元月，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成立“转化看管中心”，也就是洗脑班，分设在7个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设在城关街道办事处撞钟园1号楼。

“转化”的目的是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看管的意思就是不要再进京上访，不要再洪扬法轮功。可见，从1999年“610”成立，半年时间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已经遍布基层。他们的设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注册，但来自中央的“强行镇压”意志让他们无所顾忌。

在“转化看管中心”里，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和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时被关押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她的惨叫声，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每一次，陈子秀都拒绝了。

《华尔街日报》报导，2月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使她的双腿淤伤，她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倒了下去。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第二天，陈子秀的女儿张学玲看到了母亲的遗体：身上到处是伤：大块的紫黑色印迹，耳朵肿大青紫，牙齿裂开断裂，留着血迹，小腿瘀黑，背上有6英寸长的鞭痕。解开寿衣，只见遗体腹部肿胀，臀股及以下部位大面积瘀斑呈黑色 。

31岁的英霞是打死法轮功学员陈子秀的直接见证人，2000年3月她写了一篇见证材料，让丈夫宋卫星交给法轮功学员上网，结果他们都被拘留了一个月，后宋卫星因此被劳教3年，英霞一直被非法拘禁在南关街办。4月，潍坊国际风筝会期间，来了许多外国记者要采访英霞，吓得南关街办书记朱庆利说查无此人。

《华尔街日报》记者突破重重阻力，采访到迫害事实，4月20报导刊登出来。这也是第一例在洗脑班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事件。

面对国际曝光，中共不但不追究行恶者的责任，反而借口陈子秀女儿张学玲向记者提供了消息，以所谓的“破坏公共安全”为名拘留了张学玲，并劳教3年。而陈子秀家里修炼法轮功的四位亲属，也纷纷被绑架、拘禁、劳教和判刑。

“转化率”：万恶之源

中共对外示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察干部以GDP为准则，实际上，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以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而这一点，却因为中共极力掩盖，而为外界未能普遍认知。

2000年6月以后，根据中共“610”的指示，为了便于集中统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全国所有劳教所都改变了以往分散关押的方式，集中管理。而江泽民、罗干团伙2001年1月23日制造邪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各地基层“610办公室”成立，对法轮功的迫害进一步升级，管控与迫害落实到最基层组织。

2001年初，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市委及北京市劳教局的部署下，在北京市新安劳动教养所举办多期的“洗脑班”，对外称“法制教育学习班”。至2001年7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10多期的法制教育学习班。自2001年6月起又耗资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昌平转化基地”。全国各地的政法委、“610”、劳教所人员来这里学习转化经验。

2001年8月3日“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成立，9月挂牌，由北京市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北京地区各系统、各区县大规模举办“转化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演变为北京市“610”系统办的最高级别的洗脑班。公安内部称为“三部”，成为秘密关押一些公安认为很重要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据那里的警察透露，最高峰时每天开支达四五十万元。

2001年2月，“天安门伪案”发生后，湖北省开始非法成立“610”办公室，全省各地的洗脑班于3月开始运作，洗脑班并非平地而起，与劳教所对法轮功的迫害一脉相承。

在1999年迫害之前，全国仅有武汉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场所列队排出壮观的“法轮大法”，迫害之后，湖北也成了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1999年9月，湖北沙洋劳教所开始非法关押并在迫害中转化法轮功学员。2000年，沙洋劳教所政委张幸福让助手田明将沙洋劳教所的所谓“转化”经验材料，编写整理成书，张幸福执笔作序，这本书奠定了张幸福的政治资本。2000年底，沙洋劳教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成果”汇报，被嘉奖。

2001年4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导了湖北省荆门市的段某，被沙洋劳教所“感化”成功“转化”的故事。段某在节目中自称她因“修炼”法轮功，视丈夫张海良为“魔”，用菜刀砍杀睡觉中的丈夫，被丈夫躲过，而段某在沙洋劳教所女队被警察感化。

实际情况是：张幸福以恢复段某在荆门市城建委工作，并把其夫调荆门市工作为条件，让段某诽谤法轮功。段某答应了此条件，为实现交易，段某还先在荆门市沿街表演，做公开“控诉”几十场，后向湖北省政府送歌功牌。

这些表演，被中共广播电台和央视“焦点访谈”看中。张幸福在这前后的政治秀中赢得了大奖。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队长杨敏曾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沙洋劳教所教育科科长、原三大队狱警余帮清曾获“全国教育转化工作能手”称号，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教导员龚珊秀曾获“全国教育转化工作能手”称号，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副大队长欧阳代霞获200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二级英模称号，这些由鲜血染红的“称号”，却成为中共向民众传播谎言的素材。

正因为如此，湖北省“610”和政法委选中了沙洋劳教所“转化”班子作为“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基干。张幸福迁到武汉，带来第一批沙洋狱警和“犹大”队伍，将沙洋劳教所的癌细胞样的迫害手段，扩散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2001年6月，湖北省政法委和“610”选派了沙洋劳教所的教育科长毕慧琼到北京“昌平洗脑基地”学习，准备组建湖北省洗脑基地。

2002年2月，湖北省“610”将洪山监狱的一所三层楼独立的院子划作洗脑班，用于“转化”从湖北省各地被绑架而来的法轮功学员，对外称汤逊湖度假村，对内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高墙内的操场旁，悬挂有诽谤法轮功的巨型横幅标语，房子内走廊和天井旁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诬蔑、诽谤法轮功的图片，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仿佛让人回到了“文革”的年代。

2003年成立的成都新津洗脑班，名为“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是位于新津县花桥镇蔡湾十八号的几层小楼。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四川省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众多，这里很快成为重中之重，2003至2013年十年间，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上千人次，迫害致死的至少有5人，在全国洗脑班中位居第一。

洗脑班的首要任务就是“转化”，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转化率”成为洗脑班的重要考核指标。2001年，罗干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提出，迫害法轮功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

中共对外示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察干部以GDP为准则，实际上，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以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而这一点，却因为中共极力掩盖，而为外界未能普遍认知。

也就是说，一把手要为“转化”负责，完不成任务要被追查。中共把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在中共体系内层层分解、贯彻，直到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转化率”，成为江泽民绑架国家机器、胁迫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

同时辅之以经济利益，中共在洗脑班建设上的软硬件投资超过千亿，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交钱，转化成功洗脑班还有奖金，这也刺激洗脑班要加快转化，多办班，多收费。

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教育费”节节爬高：2000年关押一人是一年约一万，2010年开始是一个月一万。十年间收费涨了十倍！比中国高等院校都贵。

“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刚开始办洗脑班时，每期37天，每天100元，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费是3,70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每期45天，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费是9,000到1万元，后来是每天500元，每期40天，每个法轮功学员2万元。

如果延期两个月，就得交4万元。后来发展到随时收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滚动式办班，每人2万元。这些钱，都是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得来的。本来，这里的狱警、陪教都是有工资的，洗脑班把这些钱用于必要的开支外，都以巨额奖金的方式奖励给了狱警、“犹大”和“陪教”，鼓励他们继续为洗脑班卖命。

强行进班

无论哪一种来源，把法轮功学员绑架来时，几乎都没办任何手续，没经过任何法定程序，没出示任何公文，也没有经过任何合理的解释。

2009年9月8日下午，苏琼瑶老人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欲乘飞机急赴印尼雅加达市看望病危中的胞妹。在白云机场安检时，仅仅因为带了要给妹妹的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苏琼瑶即被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非法扣留，后移交海珠区公安分局“610”。其远在印尼病危中的妹妹在电话得知爱姐无辜被拘时，顿时义愤填膺，当场气绝身亡。

苏琼瑶老人被非法送到看守所拘留5天后，随即又被海珠区“610”、国安特务等绑架到“广州市法制学校”强制洗脑。

被强行关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情况各不同：有的是先被非法劳教，劳教期满，仍不让回家，又被关在这里遭受新的迫害；有的是先被非法拘禁，拘禁期满，也不给自由，又被非法带来这里强制洗脑；有的法轮功学员是在家中，或者正在工作单位，突然被绑架进来；还有的是被以“谈话”为名诱骗来的。

无论哪一种来源，把法轮功学员绑架来时，几乎都没办任何手续，没经过任何法定程序，没出示任何公文，也没有经过任何合理的解释，形式上与土匪或黑社会绑架没什么区别；而被关进洗脑班后，被关押的时间没任何限制。

四川彭州市隆丰镇法轮功学员黄建芬自述称，2012年5月9日上午9点左右，两个穿着时尚的女人，约二十八九岁，到我打工的商店买门，生意未成，约半小时后，这两个女人带着彭州市隆丰镇“610”头目刘光华和两个警察，开着警车来到店铺前，将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我戴上手铐，推进警车，前后不到一分钟，老板和客户都来不及反应是怎么回事就把我绑架了。

刘光华和两个警察把我押到彭州市公园后门口，离事发地约二百米的望江楼茶府旁停下，刘光华与新上任的彭州市“610”主任等几人，在望江楼茶府内密谋了一个多小时后，把我由警车转移到一辆驼黄色的私家车上。这是刘光华亲家雷某某的车，车上还有隆丰镇政府的两个女人和一个陪教。他们直接把我绑架到成都市新津洗脑班迫害，途中，雷某某说：“共产党有的是钱迫害法轮功。”

到了新津洗脑班，由洗脑班管全面的王学琴、陪教、还有雷某某等七八个人又把我押到新津高桥医院检查身体，我不配合，当着在场医生和前来治病的世人的面揭露他们，“今天你们又以检查身体为名，要活摘器官是不是？”

其中有一个女医生，约四十岁左右，1.7米左右，不胖不瘦，脸上有点雀斑，她连说了三遍：“你的器官配置成功是你的荣幸。”我严肃地回了她一句：“没有人性！”她哑口无言了。尽管我拒绝检查，他们还是强行给我量血压、照心电图、查血，然后被押回洗脑班。

心理战

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修炼者一天不转化，就不松绑，不准闭眼，更不准睡觉。主动配合他们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回家，恢复公职。

一位被劫持到湖北板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称，刚发下来的床单、被套，还没用，陪教自己的那份，陪教自己去洗了。当法轮功学员问到干净的怎么洗了时，有良知的陪教说，怕这上面有毒。现在科技很先进，下毒的方法很多，让人防不胜防。床单、被褥、枕套、洗漱用品、开水瓶、杯子，甚至空气，都可被投毒的，有的遭暗算了还不知道。

夜间，法轮功学员睡觉不许关灯，两个大灯管照得整个房间通亮，还经常开着电视，声音很大。法轮功学员问为什么这么浪费电，要开灯睡觉？陪教说：“怕你们炼功，而且警察夜间还要下来查房两次，如果关灯就要扣我们的工资，你们炼功也要扣我们的工资，夜间我们睡着了也要扣工资，所以夜里就不停的看电视、吃零食，生怕睡着了。”

就这样，在强光的照射、陪教的监视下和电视的伴奏中，法轮功学员度过了在板桥洗脑班的第一夜，半夜翻个身，陪教都要咳嗽一声，表示自己没睡着，看着呢。

“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毕慧琼，当时30多岁，高挑个儿，夫妇均为沙洋劳教所警察。她从北京昌平洗脑班等地学了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系统经验。每天早上召开“帮教”（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人，亦称“犹大”）会，拿出从各地带来的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料，分析其特点，布置转化任务。此人表情阴沉，非常有心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说话极其轻言细语，但透着强大的杀伤力。

她还搬用了北京昌平洗脑基地的模式，采用所谓的“以法破法”，直接针对法轮功的法理，进行歪曲，断章取义，误导法轮功学员，诛杀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修炼思想。

毕慧琼深谙“攻心术”，拿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决裂书”后，就让其他人立即围绕这个法轮功学员唱歌，鼓掌，人们围上来笑着道贺，胡说什么“新生”了。这时，就有人来录像了，这个欢歌笑语的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安排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做作业、上课、娱乐活动、写“悔过书”、“保证书”，等等。然后是开大会，请社会上的教授、专家来讲课，狱警和“犹大”代表发言。最后是集体加餐，加餐时要喝酒、敬酒，并刻意给法轮功学员倒上酒，借此观察法轮功学员“转化”的真假。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也是刻意营造这种境遇差异。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安排在楼下严管房，也就是警察们私设的酷刑室，对一个一个地分别用刑，只要修炼者一天不转化，就不松绑、不准闭眼、更不准睡觉。

而那些配合他们“转化”的人和工作人员，可以在外面空旷的大院中自由自在的进行各种娱乐、体育活动、到处走动。身体稍有不适，医生、校领导“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单位领导、亲朋好友来来往往接见探望、关心；晚上看电视、唱歌、开晚会；全部住在楼上舒适的空调房间。“转化”的人之间可以经常见面交谈。完全主动配合他们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回家，恢复公职。

他们通过制造这种极端高压与“宽松善待”的环境效果，给你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巨大的反差，然后在这种反差当中，他们就开始用伪善的面目来进行它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工作”。

他们还制造恐怖气氛，施加精神压力，威胁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别指望回家。无限期关押，还要送劳教、劳改。”“如果你还不转化，就送你到集中营、大西北，永远也回不来的。”“你也知道，共产党有的是整人办法，什么损事都能做出来，你不要执迷不悟。”“不转化，株连三代，孩子工作都受影响。”

不让睡觉

警察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

金言鹏用牙签支着我的眼皮，我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牙签折了。盛树森这时进来叫喊着：“不能叫他睡觉，今天就是不能让他睡，不写就不许休息。”莫振山也说：“不能让他休息。”盛、莫叫几个人打开手机放音乐。莫来到我的面前说：“小于子，你写了‘三书’就可以回去了。不然你是过不去的，就得判刑。”

这一夜我被迫害得休克了三次，但是休克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放过我，就是连踢带打、带踹，金言鹏骑在我后背上，上下颠……这是法轮功学员于松江自述他在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遭遇的片段。“三书”就是放弃法轮功信仰的保证书之类的书面文字。

金言鹏、盛树森、莫振山是谁？用黑龙江省某负责人的话说，“这都是一群人渣，共产党用这帮玩意，倒台快！”盛树森曾对女法轮功学员说：“如不放弃信仰就扒光衣服，找几个老光棍强奸你。”还有一个叫付彦春自己说：“我是牲口，不是人。”他还说：“我这里就是流氓集团！”中共就是在用这些人中败类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不让睡觉”，在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迫害中亦称“熬鹰”。在google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打上“不让睡觉”四个字，出现的万笔资料中，很大部分是中国各个劳教所或“洗脑班”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可见“强制剥夺睡眠”已经在这次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镇压中被广泛使用。

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恶意的将少女王博和她的父亲树立成家喻户晓的“转化典型”。

事后王博的父亲王新中撰写题为“王博的父亲王新中述《焦点访谈》造假内幕”，揭露王博在劳教所是如何被转化的，“她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它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

而王新中在河北省省会法制教育中心也受到类似的洗脑折磨：“被诽谤录像的谎言欺骗，再加上多日不让睡觉的精神摧残下，我迷迷糊糊神智不清，就这样被所谓的‘转化’了。这绝不是我的本愿。这不是我的真实思想，是对我的精神迫害。”

美国哈佛医学院精神科学教授J. Allan Hobson在《睡眠》一书中所述：“大脑是睡眠的受益者，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的能力也将逐渐衰退。首先，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做一些具有协调性的自主动作，然后变得易怒并且极度想睡。若有5到10天没有睡眠，大脑会失去各方面的功能，让人变得疯狂和愚蠢；亦即由信任变为偏执，理性变为不理性，并且开始产生幻听和幻觉。”

Hobson也举“洗脑”当作例子来说明“剥夺睡眠可导致一个爱国主义者否定他的国家和理想，并且签署显然违背个人信念的宣言，甚至参加他一向反对的政治活动”，可见江氏政权已把洗脑的精髓运用到极致，并用于对付成千上万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精神失常

灭口的同时，并不用承担直接导致生命死亡的连带责任。这是江氏集责任。这是江氏集团强制精神虐杀政策下血腥的一面。。

一旦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一次，邓群透露了板桥洗脑班里确实有一套完备的暴力整人手段：第一步，罚站；第二步，毒打；第三步，不让人吃饭，逼迫绝食；第四步，野蛮灌食（顺便灌进有毒药物）；第五步，故意不让睡觉，长时间熬夜；第六步，加戴手铐脚镣等刑具吊铐；第七步，打毒针（下毒药）；第八步，电棍电击；第九步，法轮功学员经过残酷折磨后头脑迷糊了，就握住法轮功学员的手写“决裂书”。

很多法轮功学员经历了这样的残酷折磨，如：应城市的张静玉，安陆市的朱大华，武汉的邹丽玉、张伟杰，等等。

2004年“两会”前夕，河北省赤城县18岁女中学生张聪慧，仅仅因为给了同学一张写着“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的纸条，被学校开除；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沙岭子片地法制学校，被施以暴力殴打、3天3夜不让睡觉。她几次昏倒在地，被单独一个人关起来，用电棍电她，还雇了一个人看着她。两个月后被放出来，手上身上满是伤痕，目光呆滞、言行失常、精神错乱。

另一位年轻貌美的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在经过一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10个月连续3个“洗脑班”（郫县“洗脑班”、彭州“洗脑班”、“洗脑班”）长期关押、酷刑折磨和疯狂“洗脑”、毒打、游街示众、连续不让睡觉等折磨后，于2004年4月2日回到家中时，身心已经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她经常出现幻觉幻听，并且不分昼夜地折腾、哭、笑、骂人、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盖被子要把被套扯掉只盖棉絮，并且经常用手捂住头部惊恐地大声喊叫：“你们要强奸我吗？”……据悉，祝霞在郫县洗脑班期间，在被药物迫害的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被一叫刘伟的恶人和另一恶徒多次强奸。

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因在北京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强制劳教一年半，于2003年11月23日返回日本，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劳教所的罪行。劳教所的警察们以减期、假释为诱饵唆使劳教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特别是对于不屈服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肆意进行性虐待。

她回忆说，刚刚被关进劳教所时，看到一个19岁左右的小女孩精神恍惚。听别人说当这个小女孩被抓进来时，坚持修炼法轮功，劳教所警察就唆使被劳教的吸毒犯们把她的衣服脱光，对她进行性虐待，导致她精神失常。

金子容子被送到北京公安医院时，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在她们那里的“法制教育班”上，一个法轮功女学员被打手们脱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这位女学员当时就精神失常了，被放下来后光着身子就往外跑。

精神失常接连发生──当一个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精神错乱，甚至成了植物人的时候，他（她）就不能再坚持法轮功的信仰，也再无法为法轮功喊冤了！灭口的同时，并不用承担直接导致生命死亡的连带责任。这是江氏集责任。这是江氏集团强制精神虐杀政策下血腥的一面。

新津下毒

“我要害死你，你知道吗，医生杀人是不拿刀不见血的。”

你能想像吗，这句话出自医生之口，成都新津洗脑班医生周琴曾对赵玉清说。周琴和张姓医生给其注射了大量伤害中枢神经的药物，注入后，她头昏眼花想睡觉，醒来后下地无法站立，全身无力。

赵玉清是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八角村的法轮功学员，2004年4月13日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指证，新津洗脑班人员在食、水中投放不明药物，或被强行灌药，在已知的新津洗脑班虐杀的七人中，至少五人是被毒药毒杀，他们比较共同的特点是内脏受到严重损伤致死。

69岁的法轮功学员谢德清，2009年4月29日，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短短二十多天后，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的谢德清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

新津洗脑班负责人殷舜尧等为推脱杀人害命的罪责，于5月23日将谢德清扔到家里。在随后的4天时间里，谢德清老人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艰难地辗转呻吟，痛苦万状，如内脏在撕裂。27日含冤去世，离世时双手变黑，遗体也逐渐变黑，有明显的内脏损坏、中毒症状。

67岁的李晓文于2007年11月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关押，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出现严重中毒症状，鲜血呈喷射状由胃从口喷出。2008年3月回家后，经常大喷血，5月初因大喷血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川医抢救后离世。

德阳市黄许镇法轮功学员尹华凤，干练、思维敏捷。她被成都“610”强行送新津洗脑班迫害后，绝食、绝水抗议迫害50多天，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她趁包夹、警察不注意时拔掉针头与塑胶管的连接处，没有让药物全部输入体内。

其他被注射不明药物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就发生耳鸣、视力模糊、舌头僵直、四肢无力、反应迟钝等症状；她的症状要来的慢一些。

从洗脑班出来后，亲友明显发现她的语速慢了，舌头僵直，几斤重的东西她都提不动，从洗脑班回家后一直这样。2003年，尹华凤死于慢性毒发和多年中遭受的各种摧残。

因四川新津洗脑班长期以“法制教育中心”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多年来对众多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血腥罪恶。2014年3月，四川法轮功学员依法在成都市政府网站上贴上公开请求，要求当局公开新津洗脑班的相关信息。

“老赖”的哲学

“上层经营权力和利益，我的经营很简单，只要有法轮功学员送进来，就有了经营对像，财富就源源不断滚进来”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即广州市的洗脑班，常设两个工作组，即所谓“攻坚组”和“巩固组”，长期由管教部部长赖鉴峰总负责，人称“老赖”。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他的种种恶行。

“老赖”真是像鬼一样，晚上11、12点，大家都睡了，他就出来，睁着布满血丝的眼，出来训斥人。有时是深更半夜出来假惺惺跟人谈心，其实是利诱、欺骗、恐吓学员。他喜欢抬来超过1.6米高的血红的代表中共专制的“国徽”来助阵，作为他实行恐怖的道具，要学员面对血红的徽章站着。

赖鉴锋和警察杨永成指挥几个保安迫害法轮功学员，刚开始时每天只让法轮功学员睡两三个小时，几天或一两个星期下来，就把好些人整得精神不振，面色憔悴。深夜了就私设公堂，指挥几个保安来，把想炼功的法轮功学员的脚或手绑住、体罚他们。

等法轮功学员身心疲惫时，赖某召集几个人深夜把法轮功学员的双腿交叉叠放，捆绑在一起，脖子上套绳绑到腿上，这样绑一阵，腰部、脖子、双腿都剧烈的疼痛，难以忍受。很多人承受不了疼痛就被迫违心地写了“三书”。警察还要法轮功学员交待经常和谁联系，炼功的历史等，还要求揭发自己和他人。

按照“老赖”的说法，大凡有来头的法轮功学员只要进了法制学校，他都要“修理”一番。原广东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陈瑞昌被劫持进来，“老赖”显得异常激动，他说只要一见到领导心里就冒火，于是暗地里指使保安打手进行迫害，24小时轮番盯守，不让睡觉，最后将陈瑞昌折磨得死去活来。即使这样迫害，“老赖”仍觉不过瘾，最后指使下面整黑材料，硬是把陈瑞昌送进了劳教所。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职员施雷，因当过广州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2005年中秋节前被劫持到洗脑班，“老赖”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几次在会议上说，施雷要无条件地关在这里，广铁集团公司很有钱，这是发财的好机会。

其他法轮功学员每月伙食费现在只能收到四千多元，但已超出一般公务员工资一倍，（实际每月每人的伙食费才花费200元），施雷的伙食费仍执行以前的标准要翻番（8,000多元/月）。就这样广铁集团公司硬是让“老赖”赖走了十多万元，施雷也因此无辜监禁了一年多。

原广州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赵敬安被劫持进来，“老赖”觉得来了一个好对手，他听说赵敬安曾在部队大机关工作过，以前还是气功师，跟他斗一斗法一定好玩。不料还没正式开始斗法，他自己就平地摔跤把手摔断了，这下“老赖”又赖在赵敬安头上，是赵敬安让他的手断了，整天吊着用石膏绑住的手，上蹿下跳，气急败坏，暗地里指使保安对赵敬安进行严控，不给放风，不给上厕所，还私下告诉保安打手，说谁能逼他自杀就奖励谁。

他说：上层经营权力和利益，我的经营很简单，只要有法轮功学员送进来，就有了经营对像，财富就源源不断滚进来。在那里，广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家芳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他们把王家芳一个人关一间屋子，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与她接触的恶徒全部戴口罩，不同她说任何话，长达一年多。最恶毒的是，大小解时，把灯关了，马桶里放师父像片，地上放大法书，然后告诉她：“你把屎尿拉在你师父的像片上啦！你把大法书踩在脚下啦！”以此恶毒方式羞辱学员，使王家芳精神崩溃，最后被迫写下“三书”。

王家芳违心写下“三书”后，被送回了学校。他们以为她被成功“转化”，要摆功劳。于是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开批判大会攻击法轮功，并要她上台讲述“转化”心得。王家芳断然拒绝，他们反绑她双手押上台，她大喊：“法轮大法好！”台上领导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赶紧推她下台。学校于是软禁她，去哪儿都监视着。后来，她离开了学校。一次回校讲真相被邪恶绑架，又被送去洗脑班，出来后流离失所。

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洗脑班是“更隐秘的维稳系统”、“全国各地都有，县、市、省都能设立，位置也很隐秘，非常普遍。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

2013年下半年，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中国大陆各省市劳教所陆续解散，但很多省市又开始大规模增设洗脑班以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替代品，其迫害机制本身就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根据明慧网2014年1月4日发表《2013年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综述》报告，2013年下半年，明慧网报导出来被中共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为1,044人，是2013年上半年的五倍多（上半年不完全统计为181人）。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并没有因为劳教所的解散而被释放，而是被直接从劳教所转入洗脑班继续迫害，比如：北京法轮功学员张一粟、四川袁斌、吉林的朱景云、陕西的黄筱琴等等。

另外，2014年1月9日，明慧网发表《2013年：迫害与恶报》调查报告，统计了2013年以来，明慧网所报导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恶报案例，结果显示，2013年以来，平均每天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覆盖全国27个省、区、市，共涉及全国157个洗脑班，其中山东省以24个洗脑班被明慧网曝光排第一，湖北省17个排第二，黑龙江13个排第三。

2015年诉江之后，又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至今，洗脑班这一法律之外的黑监狱还在继续行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3,653名，其中洗脑班、黑监狱致死法轮功学员355名，有记录酷刑手段的案例137例。

有些致死案例的残忍程度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比如：罗织湘怀着三个月身孕被洗脑班迫害致死；蒋美兰被洗脑班注射破坏性药物并惨遭毒打致死；李莹秀的儿子被虐杀，李莹秀本人被洗脑班灭口。

根据中共自己提供的数字，中国有681所监狱，310个劳教所。那么，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多少呢？答案只能是数不清。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在明慧网上能收集到的有明确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就多达3,640个，他们打着“法制教育中心”的幌子，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反法制的地方。

2014年3月，因建三江公安局警察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黑监狱──青龙山洗脑班，被害人家属、亲友与聘请的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要人时，四位律师及七名法轮功修炼者、家属遭到绑架、酷刑折磨。这起案件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后四位律师被非法拘留15天，王燕欣、李桂芳、孟繁荔、石孟文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否认中国存在“黑监狱”。

有人说洗脑班就是短期劳教所，因相当一部分洗脑班是劳教所装修改建的，所谓的“教员”是劳教所警察，洗脑的方式和劳教所雷同。但建三江事件中的江天勇律师称洗脑班是“更隐秘的维稳系统”、“全国各地都有，县、市、省都能设立，位置也很隐秘，非常普遍。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确如江天勇律师所说，洗脑班抓人连劳教所那种公安审批的程序都没有，是更为非法的法制怪胎。

六、超级黑工厂

你能想像吗，毛茸茸的玩具兔、精美的月饼盒子、时尚名牌服装，乃至吃的瓜子，有可能就是监狱、劳教所生产的吗？那里生产的服装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服装的10%。那里的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其中很多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漂亮的产品背后，就是他们的汗水，甚至鲜血。监狱变公司

当监狱把自己视为公司，追求经济利益之时，必然会尽其所能地压榨在押人员，那是他们最廉价的劳动力。

凌晨2点，Jennifer Zeng和她的同伴们还在赶制玩具兔，上完厕所舍不得花时间洗手就赶去干活，稍睡几个小时，五六点钟又要起来干活，因为完不成任务会受到处罚。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和睡眠严重不足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中国的血汗工厂，却是比血汗工厂更为残忍的监狱和劳教所，也称“黑工厂”。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强制劳工产品”强烈抵制，中国国务院1991年重申关于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以及监狱不得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然而在实际运作上，中国政府对劳教系统和监狱的企业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以此鼓励和吸引外资合作和出口。如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56号文件明确规定，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些监狱摇身一变即成为公司，如山东省女子监狱对外合作的身份是“山东省兴业发展有限公司”，石家庄监狱叫“金泰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名为“吉林省吉新集团有限公司”，名正言顺地与外资合作或委托加工产品。

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或者说无偿劳动力，反而成为他们吸引外资的亮点。湘南监狱的招商引资广告中就特别强调，“湖南省新生煤矿，又称湖南省湘南监狱。位于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劳动力资源充裕且相对低廉……”

1999年7﹒20镇压开始，2000年以后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或投入监狱。就像Jennifer所在的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地处北京大兴县南苑，原为北京市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原来是男子劳教所，因为抓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原有的女子劳教所容纳不下，就将女所和男所互换了。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2000年7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2001年4月的近千人。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原来关押200余人，2000年10月刚过不久，猛增到700多人，其中95%以上是法轮功学员。这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廉价劳动力，加工能力也随之提升，而法轮功学员几乎是无偿劳动，劳教所的收入和利润猛增，仅2002年上半年，该劳教所仅加工费就盈利57.13 万元。两年里，盖了一座十几层的办公楼、一座接见楼、一座大锅炉房。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甚至以每名800元的价格从其他的劳教所买法轮功学员，该所在难以维持时就靠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强迫生产而创收而复苏。同时，警察也得到分红或更多的奖金，这也促使他们愈加残忍地奴役法轮功学员。

上海劳教所与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徐泾红三角长毛绒玩具厂、上海海发玩具有限公司、长富玩具有限公司等都有合作。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是海欣集团公司其中的一个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各类长毛绒，部分出口欧美，但是这些产品部分生产基地却是劳教所生产的。

上海劳教所靠奴工获利，2004年新盖的大楼竣工，一楼是超市，二楼是二大队电子流水线，三楼是强戒四大队电子流水线，四楼是多功能会议厅。

据明慧网2013年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调查的3,653个被关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110人是被超负荷劳役直接致死的，占比3%，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

敢问出处？

当你在超市看到雀巢公司赠送的可爱的小兔子时，你绝不会想到它出自劳教所。

Jennifer所在的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承接了多家企业出口产品的手工加工业务，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只是其中一家，它和新安劳教所仅相隔500米。2001年2月，被非法关押进来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为其无偿劳动， 加工生产雀巢公司转包给咪奇玩具承做的10万只玩具兔用于促销。

迫害出狱后移居到澳大利亚的Jennifer称，需要加工的兔子通常由一个中年妇女骑一辆三轮车送到劳教所。一只兔子需要30多个工序才能完成，即相当于十几个小时才能做出一只，而每一只兔子的加工费才合人民币三角钱！加工费是付给劳教所的，我们拿不到任何报酬。

“通常我们都是从早上5点半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地加班，否则就完不成任务。任务最紧时，我上完厕所连手都不敢洗，为的是不敢花费那几分钟的时间在洗手上。到了晚上，我曾困到连从一数到九都数不清楚，还得奋力睁着眼睛织毛衣。毛衣的花样很复杂，头脑不清醒时很容易织错，有时候好容易在晚上织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却全织错了，还得拆了重织。长时间的超强度劳作和睡眠严重不足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我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当你在超市看到雀巢公司赠送的可爱的小兔子时，你绝不会想到它出自劳教所，同样你也难以想像，有名的正林瓜子是劳教人员嗑出来的。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于1988年由台湾商人林垦在甘肃省创建，是当地最早的台资企业之一。

自1992年在兰州设立公司以来，便与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和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又名西果园看守所）联营，约一万名在押人员──包括在1999年7月以后几十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性地为其手拣精选瓜子，这可是一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在押人员被要求用嘴磕一种大板瓜子，然后再用手剥去瓜子皮，取出里面的瓜子仁。冬天在放风场露天分拣大板瓜子，许多人手被冻伤、磨破，手上的疥疮淌着脓血滴在瓜子上。很多人牙被嗑掉、嗑坏，指甲整个被剥掉。在押人员每天被迫从早到晚连续蹲着干十多个小时以上，得不到任何的劳动报酬。

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和西果园看守所为赚取高额利润，为在押人员制定高额劳动定额，看守所的狱警肆意毒打被管教人员，并且有贪污和经济犯罪行为。1998年，大砂坪看守所的一个大队长因贪污瓜子加工费被发现而饮弹自杀。

2001年4月底，57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被非法关进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万贵福被强制每天大强度的用嘴磕、用手剥瓜子，导致双唇肿烂、两手指甲脱落，手指流血流脓。由于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万贵福被第一看守所4队队长吕军暗示9号室的犯人毒打致腹部严重受伤，2001年12月20日，被送进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三天后死亡。

医生从万贵福的腹中抽出了许多腹液，是被毒打所致。据长期关押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证实，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每年死亡率相当惊人，但由于封锁消息具体死亡人数不详。

这些无偿的劳动力，为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1999年度其营业额达4.6亿元。短短几年的光景，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炒货类食品生产基地。其主打产品“正林手选瓜子──即经在押人员手拣挑选的瓜子，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为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假发，为了赚钱，还以每名800元的价格从其他的劳教所买法轮功学员。该所在难以维持时就是靠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强迫后者生产奴工产品出口创收而复苏。

河南许昌市禹州县是中国假发制品最多的地方，这里有64家企业生产假发制品，而河南瑞贝卡在该行业规模最大。劳教所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河南省毛发制品出口高速增长。1995年以前，年出口仅1,000万美元左右，1996年增至4,525万美元，1999年首次突破1亿美元，而1999年正是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民众的1年。

到了2002年前10个月，河南省省毛发制品出口更增至1.3886亿美元，形成产值高达10亿元的大产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毛发制品行业实现连续数年均近30%的增长速度，生产的毛发制品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1/4左右。不过，许昌第三劳教所制造各种假发，出口世界各国，明明是人工制造的假发，总要打上“百分之一百真发”的牌子。

        

劳教所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河南省毛发制品出口高速增长

辽宁女子监狱共有十三个监区，每个监区有十个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有五六十个在押人员，辽宁女子监狱至少关押了五六千人。而监区长同时也是兼职服装厂厂长。

因为监狱的效益跟每个监管人员的利益捆绑，所以从上到下都在利益驱使下狠命的奴役在押人员。辽宁女子监狱监管人员，还充份利用心狠手辣的刑事犯人充当“管事犯”，并以减刑为诱饵，唆使管事犯以各种残暴手段威逼在押人员超负荷干奴工。在押人员中流传一段话：“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干的比驴多，吃的比猪孬。”

第一监区和第七监区奴役在押人员做服装，是辽宁省女子监狱的所谓“龙头企业”。2016年，张晓兵任第一监区监区长、服装厂厂长，生产指标达到了九千多万元，全女子监狱第一。

2017年，女监给她又定了1亿的指标，到11月份已完成了九千多万，也是全监狱第一。这时张晓兵坐在单位突然口吐鲜血，被送到医院，在一个多月中遭受两次大手术折磨后，张晓兵于年底丧命，年仅五十岁左右。

明慧网统计发表的《中共监狱奴工劳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奴工产品的种类仅近两年披露的就有上百种，覆盖人们的吃、穿、住、行，休闲娱乐、化妆美容、婚宴、祭祀、节庆等。同时因中国不少企业（包括很多从事出口生产的企业）与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注册的“企业”有业务关系，因此大量的奴工产品通过这些公司出口到美国、澳洲、印度、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非洲、土耳其、意大利、阿拉伯、马来西亚、加拿大、港澳、台湾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

让人唏嘘叹羡的每月60元“工资”

中国大陆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生产奴工产品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公司名义直接生产经营，另一种是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国内外公司委托加工。杭州中赛实业有限公司竟依托38所监狱加工生产。该公司的招商广告毫不隐讳地说：“各位老板，如果你们有能力和渠道接到大的订单，但是苦于厂子小，工人少，接了怕做不了，不接又怕白白浪费这个机会。怎么办？可以考虑与监狱系统服装厂合作，把大订单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将会以低的加工费，超高的质量，高速的效率来完成您们的订单！本公司依托监狱加工，能够为您的订单生产负责。”

监狱服装加工工厂，有点特殊，但比起其他厂家却存在极大的优势：一、这有绝对稳定的工人四万余人，且全部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工厂内实行军事化管理；设备优良，品种齐全，自动平车，钉扣机，电剪，电蒸汽烫，一应俱全。二、因为有专门的技术培训，可以承接加工羽绒服，棉服户外运动服等各类服装。”四万在押人员就这样成为其稳定的劳动力。

上海市青松女子劳教所三大队与意大利名牌“My Doll”、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上海达芙妮鞋业有限公司、上海海欣集团公司等公司合作。

199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李迎，曾就职于上海一咨询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

她在证词中说，三大队自从2002年6月一直到2003年4、5月，一直在加工这些玩具娃娃产品，有些是直接包装出口到意大利，有的是做一些半成品。其中，玩具娃娃是直接运到劳教所来的，都是用大麻袋装的，共有三种规格，大娃娃每个麻袋装100个，最小的娃娃每个麻袋装500个。这些娃娃都堆在劳教所的地上，有些因为天热发霉，但娃娃都被穿上衣服，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有多脏。

这些直接包装、出口的产品，都有时间要求。劳教人员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从早上7点不到开始工作，正常情况是晚上9点收工，但大多数都要工作到晚上11点左右。劳教所定指标是按照10个小时的工作量来计算的，但大多数根本无法完成。

她称，完成指标的工资是3元，但只有10%左右的 “多进宫”的劳教人员才能完成。40%左右的人能做到2.5元左右。根据每个月完成指标情况，确定吃饭的等级。如果月工资50元以下，每天只能吃素菜，而且还要干装货、卸货等体力活，有时还要被“整训”──到操场上跑步、进行队列操练、不停地“蹲下、起立”。

依据明慧网的相关文献，对36家奴工场所（包含监狱、看守所、戒毒所和已经解体的劳教所）奴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统计显示，奴工们每天要被迫10～20小时不等的恶劣奴役，当“生产任务繁重”时，奴工们几天几夜不得阁眼。其中，奴工每天被迫“工作”12～14小时的监狱最多，占统计比率的36.11%；其次是16～18小时，占25%；位列第三的是14～16小时，占19.44%，三个时间段累计占总样本数的80.56%。

湖南男子劳教所整天有18小时以上的奴工劳动，有时因为赶货通宵加班，奴工们就叫“东方红”，意指今天一早上班，第二天太阳出来才能下班。在那里，时常看到人走路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而看守所、戒毒所的奴工，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报酬。监狱、劳教所很多同样没有“工资”，部分监狱和劳教所有颇具讽刺性的几元“工资”，出手相对最“大方”的有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因为承包出口业务，根据劳动强度有5元～100元/月不等的工资，这在奴工中已经是鲜有难得的高工资了。若谁能拿到60～100元/月，就会引起其他奴工们的唏嘘叹羡。

“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

一有外人来，就把在押人员锁在屋里，不准出入，不准发出声音，怕外人知道。为什么？

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法轮功学员不愿生产饼干。狱警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警察被问住了，没吱声。她继续说：“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

“……你去看看那个厕所是什么样子？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足的地方都没有，便后在自来水管上冲一下手，连块擦手的毛巾都没有，只能在自己系的围裙上抹两下子就去包饼干了，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是炼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

监狱和劳教所的生存环境就很恶劣，生产环境亦如此。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经常停水，有时是狱警为了节约水费人为停水，有时是因故障停水，但即使停水十天左右，奴工产品仍照正常生产。在押人员因无水，上厕所没有人洗手，洗澡更是奢望。

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各监区都有老弱病残队，这些人因肝病、肺结核、年老等原因，不能到生产车间。但是她们也得做摘毛衣上的毛球、编围巾的穗子、包牙签、挑选荞麦等零活。有些监区的监舍全是病人，染有各类传染病，病毒、细菌密集度很大。有些犯人摘毛衣上的毛球时，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有的用鞋刷子刷，有的往毛衣上吐唾沫，再用脏手上下左右抹平舒展，然后叠好后上交。

因监狱的厕所使用受到严格控制，上午允许去一次，下午允许去一次。有拉肚子或尿急等情况者必须给看管厕所的犯人一些小恩小惠，才能背着其他人偷上一趟厕所。经济困难无东西贿赂的在押人员，憋不住尿时就背着狱警钻到制作出来的衣服堆里，用塑料袋接尿或直接尿在衣服堆上。委托单位接受到衣服后，发现衣服上有痕迹的，可能怀疑是水痕，但也有可能是尿迹。

“曾有犯人看不惯狱警们良心败坏赚黑钱的做法，把监狱里包装卫生筷、牙签、挑选荞麦的内幕，通过特殊渠道反映到相关一些单位。”但是那些官员们只要收到好处费，对所有的大小罪恶都开绿灯，即便检查出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而狱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从商店买回的衣裤，都用清水洗一遍之后才穿，他们自己也担心所买的物品会不会是监狱的奴工产品。

石家庄监狱的情况就很糟糕。方便筷堆在院子里的土地上，厕所也在地面上，比地面略高。夏天下雨过后，厕所里的屎尿随着雨水溢到地面，“泡湿了堆在院子里的筷子袋。天晴以后，地面干了，她们就把粪便水浸透的筷子袋打开，把筷子摊在地下晾干，然后还用纸条包装起来，照样装箱运出去出售”。

这些产品黑箱作业，无人监督，无最基本卫生条件保障。正常的食品（入口），以及服装（贴身），都应有身体无传染病等保障，然而在中共监狱内，这些都是空谈，奴工食品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和检验、检疫。而服装生产，上岗合格证就是一个摆样子的牌子。佳木斯监狱也知道生产这种极不卫生的奴工产品是见不得人的，一有外人来，就把在押人员锁在屋里，不准出入，不准发出声音，怕外人知道。

国际谴责

长期、残忍的奴役屡被国际曝光，甚至被拍成电影，震撼人心。

2001年12月20日，法轮功学员王可非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害怕担责任，匆忙把她送到铁北劳改中心医院。王可非于当日含冤离世，年仅35岁。十八年来，王可非的家属一直在追问她的死因，但却没有音讯。

2019年5月20日，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电视台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这一人间惨剧拍成了9分钟的调查影片，在新闻11台（FOX 11）播放。

王可非就是因为绝食抗议超负荷奴役而被迫害致死的。当时，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劳教人员每天早晨四点开始劳动，一直干到晚上10点，有时到半夜12点，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很多人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有几个人受不了，晕了过去。

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干活到深夜2点还不让睡觉。王可非站出来说：“我们没有犯错误，没犯罪，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值班狱警、主管生产的大队长栾云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

王可非坚持自己没错，为了抗议迫害，开始绝食。三小队狱警王丽华把王可非单独关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站立着绑在双层铁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动。这种刑罚不亚于死人床，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一双脚上，时间一长，双脚、双腿浮肿，关节不能活动，头晕目眩，精神恍惚，非常痛苦，况且王可非还在绝食期间。

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有一次接近走廊尽头的时候，听到可非喊，‘你们放开我，都关了我9天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51条明确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第52条规定，“连续使用戒具不得超过7天。”黑嘴子劳教所对王可非的迫害已经触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时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几天给灌点食。几次灌食后，王可非开始吐血，身体虚弱得已无力行走，狱警甚至还逼迫她下楼搬东西。从王可非开始绝食到12月20日被送到省劳改中心医院后离世，前后一共25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逝去了。

在此之前，一部反映法轮功学员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被奴役的影片《求救信》在海外公映，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奴工产品问题的指控。

“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把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他们就将遭到酷刑折磨、打骂体罚虐待，几乎没有工资（一个月10元人民币）。”

2012年10月，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凯斯（Julie Keith）从家中的储藏室拿出万圣节装饰品，意外发现装饰品中这封求救信。信件是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发出的。写信人孙毅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进劳教所，被迫超负荷工作，并被残酷折磨。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了这封求救信。

2016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了的《缝纫致富》报告指出，中国服装出口占世界服装出口的比例为41%，仍是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供应地。而一位不具名的服装业内人士称，来自中国监狱系统的服装生产量，约占到全国服装生产量的10%，也就是说，中国监狱服装生产量约占到全世界的4%左右。

2012年8月1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工业事务的委员塔亚尼在记者会上说：“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58%产自中国的商品被列为危险商品。产自中国的童鞋，其铬黄含量超标10倍。”塔亚尼也负责追查涉嫌舞弊的劣质商品，他表示：“源自中国的假冒商品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行业，包括玩具、工具与纺织业。”

很多资料显示，中国大陆许多出口产品来自监狱场所，由奴工在恶劣环境下生产，质量难以保证，极易危害健康，奴工产品的诞生过程集脏、乱、毒、违法于一体，不仅严重侵犯人权，也违反国际法规标准。

（待续）

责任编辑：李洁思、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