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间的瓯脱是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即长城之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区既不属于汉，也不服于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间。若这个地区的均衡可以维持，双方可以和平相处，若均势打破则冲突即起。可以借此对这个地区争夺与控制，测知汉匈势力的消长。汉匈冲突两国关系虽断绝，草原与农业文化仍涓涓渗透，相互交流，就是瓯脱居中的媒介作用。后来，汉控制这个地区，筑城屯田，将农业文化移植塞外，匈奴来归即同样居住这个地区，胡汉杂处，促使草原文化的转变。其文化转变的过程，初则与汉人混居杂处，互相往来，逐渐放弃牧畜，而定居农耕，形成半农半牧的社会形态，等待机会翻长城进入中国。永嘉风暴后，五胡十六国在黄河流域建立统治政权，可说是农业文化在塞外互动发展的结果，并非异族入侵中原。
后来我讨论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转变，即以这个论点出发。不过，我对拓跋氏文化转变的探讨，也是几经周折的。最初因讨论汉匈的和战问题，读了劳干先生的《居延汉简考释》。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设立，探讨农业文化向长城以外的拓殖，并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请研究计划。计划没有批准，但却附了一封信，说我的研究计划和用的材料，及预期获得的结论与他们最近一篇博士论文相似。并附了论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联络。我细读之下，发现论文作者竟是张春树。张春树是高我一班的学长，对秦汉史的造诣非常深厚。于是，我写了封信给他，说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别七年，海角天涯，没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不久，春树来信说，论文是他写的，并且说当前所有汉简资料，他搜集齐全，这个问题已无发展的空间。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晋去。
回到魏晋，当时的新亚研究所有钱宾四、牟润孙、严耕望诸先生都是治魏晋史的大家，的确是一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好环境。于是先定下研究范围，从永嘉风暴边疆民族在长城内的迁徙，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华化，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间相互的激荡与调整。但当我材料搜集妥当，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接到我同班同学金发根寄来的一本书，他的硕士论文《永嘉之乱后北方的豪族》已经出版。所引用的材料与结论，与我准备写的前半部分相似，于是我只得放弃这一部分。集中讨论拓跋氏汉化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孙同勋的新书《拓拔氏的汉化》又寄到了。孙同勋的论文非常缜密。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也无法再做了。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材料已经搜集妥当，论文不能不写，但更换题目另起炉灶，时间已不允许。因此，如何从这些材料里另谋出路，就颇费思量了。于是绕室而行，数日不得安眠，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寻觅汉化中胡化的残余。因为即使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最后放弃自己享有的文化传统，完全融合于汉文化之中，其历程往往是非常转折与艰辛的。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非常复杂。往往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一旦遭遇挫折与阻碍，必须经过不断地再学习，再适应，再调整之后才能完成。而且不论融合或被融合的双方，都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无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残留下来。这些被残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后，经过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分，不仅增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也增强了汉化的活动力量。
中国历史自魏晋以后，由于边疆民族不断涌入长城，结束了汉民族在长城之内单独活动的时期。汉民族不断和不同的边疆民族融合，使汉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内容。在永嘉风暴中，拓跋氏部族是最后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不仅收拾了黄河流域的历史残局，并且总结了秦汉以来，渗入长城的其他边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和汉民族作彻底的融合。经过这次融合之后，新的血轮注入汉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开始在汉文化中孕育。后来这些新的血轮与新的文化因子，又转变成支持隋唐帝国建国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先从〈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开始。因为我去香港之时，鲁实先先生希望我能继承王昶《金石萃编》之业。因此曾仔细地读了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以，应用《集释》所录集若干北魏宗室墓志的碑文，所载的姻娅关系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但将这些资料缀集后，可以发现孝文帝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斩断中原士族社会的婚姻关系的锁链，使北方贵族和中原士族通婚，彻底消除草原与农业文化残余的矛盾，使其政权得以持续。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我在山穷水尽已无路之时，经此一变为自己拓展了另一个境地，后来我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的一系列论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至于我对中国长城文化的探索，那是因为一个日本人上了长城。当年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进入长城，而洒鲜血抛头颅，现在这个日本人竟大摇大摆登上长城，并大放厥辞。这个日本人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此，我愤怒，于是开始关心那条横卧在西北边疆的沉默巨龙。中华民族是个农业民族。筑城不仅是农业民族特殊的技巧，也是农业文化发展必经的阶段。因此，我以城的形成与发展，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分成筑城、卫城、拆城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所谓筑城，从新石器后晚期，农业民族从建筑一个小城开始，到秦帝国建立，将西北边疆许多城连缀起来，筑成一座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城，这座城就是万里长城。过去讨论长城过分突出防胡的消极意义，但最初长城的建立，并不是消极的防卫，而是农业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极限。所以长城所表现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一条国防线，同时也是地理的分水岭，更是分划农业与草原文化的疆界。最初长城的筑构没有受任何外力的影响，而是农业文化自我发展，自我凝聚，经过长时间累积而成的。然后，长城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融而为一，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象征。
至于卫城时代，从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开始。“平城之围”是成熟的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不幸农业民族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农业民族不得不将边疆后撤长城。于是长城不仅是一条文化的分划界，同时也变成了一条主要的国防线。中国历史的发展随着进入了“卫城”的时代。以后千余年的历史，至少在中国近代以前，中国历史都是农业与草原民族，以长城为基线互相冲突与调和的历史。至于“拆城”，因为近代以后侵略中国的夷狄，不再是从西北骑马翻越长城而来，而是带着坚甲利兵从东南海上乘船来的。于是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开始用夷变夏师夷之长技。所谓师夷之长技也就是现代化。中国近代与现代为适应现代化，将长城环抱的许多小的城池拆除。于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拆城的时代，在拆城的过程，往往进退失据，中国近代的许多悲剧，便种因于此。（待续）（本文限网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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