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皇太后在世时，尊崇黄老，抵制新政，新即位的汉武帝出于孝道，暂缓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隐藏心中规划的帝国蓝图，当了几年韬光养晦的清闲皇帝。这期间，汉武帝表面上忘情山水，打猎游玩，扩建上林苑，与文人雅士吟诵歌赋。不过，他内心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

建元五年（前136年），窦太皇太后突然病笃，无瑕顾及政事，汉武帝下诏恢复博士官，召回之前被罢黜的儒生，再次拉开尊儒的序幕。次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和障碍，真正走上领导大汉王朝迈向强盛的道路。

在汉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见大臣，商讨国家方针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相见恨晚的董仲舒也在其中。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再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成立太学、设立明经之师，为国家培养人才。没有了阻碍、渴望着大一统的汉武帝，开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议。

五经博士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道德教化，视其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要实现教化作用，必须有完善的教育制度。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已经着重提出了兴办学校、增设教师以培养人才的建议。

他说：“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口中的明师，是明经之师的意思，也就是朝廷中的博士官。太学和博士古已有之。太学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国人喜欢把高、大、甚、最这些意思，与“太”字相关联，譬如太阳、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即天子执掌的中央大学。

上古时期，中国已经有高等学府，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学称谓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出现太学一词，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都能设立太学。不过，当时的太学不是单纯的学府，还是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的场所。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中央官学。

我们再简单介绍下古代的博士。博士之名，始于战国，具有教授弟子的职能。秦始皇时期，博士多达70人，不仅有儒生，还包括其他学派或擅长诗赋、方术、卜筮等专长的人。秦博士隶属于九卿之一的掌管祭祀典礼的太常，不再承担教育工作，而是博古通今、具有专门学术知识的朝廷顾问。

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为《易》《礼》两经增置博士，与文帝、景帝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博士合为“五经博士”。这五经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都是儒家经典。汉武帝的举动并未遭到窦太皇太后的反对，一个是当时太皇太后本人年迈病重，更主要的原因是，汉武帝仅仅完善博士机构，并不属于新政。

董仲舒的建议，是将博士与太学制度结合，确立以经术造士的制度，因而五经博士与汉初的博士官有很大不同：第一，博士从太常处分离，恢复战国时的独立性，学术性更强；第二，博士重新取得了教授弟子的职能，成为主掌五经的国家最高学府的学官，堪称“天下宗师”；第三，也是最大的变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成为国家的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儒家学者外，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失去担任“博士”的资格和机会。不过，即便是儒家学者，要想成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须在“五经”之内，即便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有所成就，超出这个范围也无法成为博士。这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含义。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学”。这是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叫《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着，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写成书，并受到汉景帝的重视。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学，应与其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包括尊王、维护中央最高权威、主张“大一统”等，深深契合汉武帝的宏伟志向。

完善太学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复出，担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方正的诸儒生，展开对策会议。这次，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儒生公孙弘，他和董仲舒一样，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孙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岁才开始研习《春秋》，60岁被推举为“贤良”，参与建元对策；后来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汉武帝心意，称病回乡，直到元光元年才复出。

在元光元年的对策环节中，汉武帝询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策论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他还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

一开始，官员在审核这一百多篇策论时，把公孙弘的文章列为下等。但是汉武帝看过后，却把他的文章选拔为第一。之后，公孙弘被汉武帝召见，因为一表人才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又被擢升为左内史、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文臣之首。

公孙弘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汉武帝将“尊儒术”的政策落实。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颁布一道兴学的诏书：“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诏书中强调了制礼作乐的重要性，并命太常商议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于是，作为宰相的公孙弘，与太常官员一同拟定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接受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设太学，并选出5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50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从建元年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学制度臻于完备。

与兴办太学相应的，地方、郡国也相继开设学校，设立学官，置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中说：“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在全国范围推广儒家教育，对儒学振兴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博士是朝廷官员，博士弟子中的优秀者也可当官，经学就与政治和仕途产生紧密联系。在汉代朝廷中，许多名臣都是经学大师或博士弟子，出现《汉书‧儒林传》说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的盛况。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读书人致力于研习经学，并以此作为取仕做官的途径。特别是之前提到的公孙弘，他以个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励志经历，引领了同时代文士的学经之风。《汉书‧儒林传》中说道：“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博士弟子在西汉时多至千人，东汉末年更增加到三万人。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汉武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通过兴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举措，汉武帝成功地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并成为中华王朝正统统治思想。儒学的这种主流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悉延百家

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文化上的专制，他非但没有排斥其它学说，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其“罢黜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在确立儒学为官方学术的前提下，汉武帝在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实行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策略。他的施政思想，不仅有王道，也就是儒家，还包含了霸道即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其实儒家学说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思想，它的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还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史记‧龟策列传》描述为：“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汉武帝即位后，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在其它方面都是广开艺能之路，全面招延百家学问，招揽精通某种技能的人才，各按所长，随才录用。有的能够侍奉左右，极尽君臣亲厚之意；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展平生文武之才。比如前朝奉行黄老的老臣汲黯，在武帝时期仍受重用，历任荥阳令、中大夫、太守、都尉；著名的酷吏张汤，是法家代表，用法严峻却为官清廉，很受武帝宠信，历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主父偃擅长纵横术，因为上书言事受到赏识，以平民身份封为郎中，一年内四次被破格升迁，官至中大夫。而在民间，汉武帝同样允许各类学派的活动。

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搜集遗文

无论是尊儒还是悉延百家，都反映出汉武帝对文化学术开明、尊重的态度。举国的文化学术活动不仅没有因为尊儒而衰落，反而更加繁荣。而汉武帝对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大规模地搜集前代典籍文章，并使之成为汉朝的一项文化工作。

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入驻咸阳后，火烧咸阳宫和秦始皇陵，大火三月不灭。这场大火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使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辛苦建立起来的所有档案，以及先秦以来众多的文化典籍毁于一旦。“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以前的华夏典籍几乎都被付之一炬。汉初，朝廷开始搜集遗书，《汉书‧艺文志》载“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但是由于缺乏专门官员和具体可行的措施，搜寻的成果并不显着。到了汉武帝时，社会仍然存在“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问题，汉武帝也为此叹息“朕甚闵焉”！

汉武帝不满于汉初搜寻遗书的工作状况，在元朔五年的诏书中也提到了搜集经典文献的重要性：“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武帝纪》）“举遗”指的就是搜集古代遗文。为此，汉武帝展开了一系列措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他成立专门机构和官员，建造用来誊抄古书的竹简，把搜集到的诸子学说、礼乐经籍、诗词歌赋等天下文章，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中。《隋书‧经籍志》还记载，汉武帝曾下令，丞相、太史令、太常、博士官，都有搜寻天下书籍的责任。

在中央大力搜求遗失经典的同时，地方郡国也争相效仿。比较著名的当数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百姓贡献珍贵的书籍，献王就派人抄录副本，留存真本，并重赏献书者。因而当时的学者不远千里汇集到献王处，进献祖先留下的藏书，以至于献王一人的藏书量与整个汉朝相当。

还有一位鲁恭王刘余，曾拆毁孔子旧宅准备为自己扩建宫殿，却在墙壁中意外发现了《尚书》《礼记》《论语》等几十篇古籍。这些孔壁中的古书，和汉廷藏书相比，《礼记》多出39篇、《尚书》多出16篇，而且用古篆文写成，通称“古文经”；五经博士所用的经书，用汉隶书写成，世称“今文经”。古文经最后都进献给汉武帝，丰富了朝廷藏书，而经学领域中的古今文之争，也由此而来。

搜寻古代遗书的行动，由汉武帝大力倡导，成为贯穿大汉王朝的文化风尚。大量的古文献经发掘、整理、珍藏，重现人间，为汉代的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文化领域的兴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父子，正是得益于古文献的丰富，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史记》。这也是搜集遗书的又一大文化贡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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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