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她接受采访，不许她给丈夫维权，她被威胁说，如果再接受采访，就要抓她。

记者：您以前意识到余文生律师所做的会有风险吗？

许艳：一开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压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个支持香港占中的当事人。因为不让他会见当事人，他坚持律师的会见权，就被抓了。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他会有危险，包括他这次失去自由，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范围内尽力去帮助当事人。

《宪法》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他从法律角度给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如果得不到鼓励与表扬，绝对不应该因此而被抓捕，更不应该以此作为定罪的证据。

记者： 2014年他被抓放回后，身体非常差？

许艳：对，他进看守所之前的体检，身体很健康。被关了99天后，身体就非常差，后来几天，他走路腿不会迈步，我扶着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只手抬着那个腿一步一步地迈。结果回来12天后，他就要去医院做手术。

那次他在里面遭受了酷刑。坐审讯的椅子，椅子特别高大，还有棱角，他个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环绕不了那个椅子，他们就硬拉，给他戴上手铐，连续长时间审讯，手肿得非常厉害。

放回来的那个晚上，他一下就喝了两壶水，晚上还必须要开灯才能睡觉。

后来他代理王全璋压力就特别大，但他也一直尽力。石景山国保阻止他去天津见王全璋，楼下一层停的都是他们的车，国保坐车里，不让他出门。但他还是想办法连夜到了天津，要求会见。

记者：他被抓后，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传唤，原因是什么？

许艳：我其实就是一个家属啊，给丈夫维权而已。他们就连续三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我。

必须要有法律证据才可以刑事传唤人的，但他们最后也没有解释出为什么要传唤我，他们说，就因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再接受采访，就要抓我。他们不许我接受采访，不让我给余文生维权。

记者：那您平时也被监控跟踪吗？

许艳：现在楼下的平房里一直有人，有时是社区的，有时是警察、有时是国保，有拍照的，有跟踪的。有好几次，他们限制我出门。

一次我出门，八角派出所警察，还有两个居委会的、两个便衣，就跟踪我。我打出租车，警察直接对出租司机亮明身份，说他是警察，不让他拉我，让司机靠边停车，司机只能靠边，让我下来。

我的手机是被监控的，我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环？他们什么都知道。

记者：您知道为什么把余文生羁押在徐州吗？

许艳：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从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这一年五个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遥远让我的维权路雪上加霜。

高铁票还有吃饭、住宿等等其它消费，去一次花销非常大。为节约开支，赶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钱，早上4点多我就要出发。冬天天还没亮，我一个人出门，确实感觉特别凄凉，努力的过程很艰辛。

记者：这一年多，您一直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有什么效果吗？

许艳：我每次去徐州，为他奔波维权，申请监督，尽可能跑很多部门，看守所、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监察委、人大这些监督部门，包括律协，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这些部门，没有一处是能够进大门的，这是最让我伤心和无助的。我根本就找不着监督部门和人，因为大门我都进不去。

在江苏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请监督，也是进不了大门。有时我就把材料邮寄过去，但是没有任何回复。

但我就要坚持为他去维权。我就是不放弃！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时候，我是大松心，什么都不管，现在我得担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过节时我还会哭，但是现在就不会哭了，哭解决不了问题。

记者：这一年多，您一直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有什么效果吗？

许艳：我只能拿法律去争取法律权利，还能怎么办？法律条文说得非常好，都有规定各种权利。

但余文生这个案件，我现在就是很无助，感觉到不公平、不正义，法律在各个部门找不到监督。我希望中国能够有真正的法治，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记者：您觉得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最难的是什么？

许艳：我从北京到徐州为余文生维权，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严重。

国内网络上已经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师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账号也已经被封，我的微博账号也被封，我重新注册也注册不了；微信发个贴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发不岀去，在名字中间加上图标才可以发岀去。经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发出去，发出个声音都特别艰难。

记者：过程中您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许艳：以前我打电话给他，一显示“无法接通”，我就非常紧张，担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准备出去，刚和孩子走到车那儿，要打开车门，突然就冲出来一些人，不知道从哪冲出来那么多人，其实他们就隐藏在附近，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传唤我，审了我 9个小时。

所以后来我每次下楼，走到车上的过程中，总感觉他们潜伏在附近，就特别紧张，担心他们冲出来抓我，这让我非常恐惧。

是应该放弃为他维权？还是继续努力？这个选择有时很艰难。我确实腿经常发抖，有时候，就是一边发着抖，一边往前走。

有时我和孩子说：要坚强、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要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我觉得对于孩子，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现在只要出门，我就随时做好失去自由的准备，我把手机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把消息发出去。

记者：余文生律师的事情，对孩子影响很大吗？

许艳：警察抄家五次，对我传唤三次，都是在夜间，及周六、日孩子在家的时候，这对孩子伤害非常大。

2015年“709”开始抓捕时，警察敲我家门，余律师不开门，和他们要法律手续，结果他们就用电锯锯门，声音很刺耳。锯开铁门后，警察一脚就踹开木门，几十个人冲进屋子，当着孩子的面，他们把他爸爸推倒，然后把他爸爸双手背铐带走。警察走了以后，孩子吓得一夜没睡，吓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这次余文生是在楼下被围住带走的，当时是早晨6点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学。有很多辆警车、特警车、很多警察，孩子见到了这个场面。

现在孩子一回家，马上就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以前不是这样，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时都夜里二、三点了，我发现他还没睡，自己在房间里走。

但每当我想和孩子说他爸爸的情况，孩子都会把话题岔开，或者不说话。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别痛苦、特别残酷的事情，也不愿意回想，我也这样。

记者：孩子在学校也受影响了吗？

许艳：有一次我去开家长会，班主任公开点名字骂我的孩子，说孩子有主意的样子“特别不要脸”，如果这样的话迟早会像他爸爸一样被教训。当时其他家长也都在。小孩调皮也是正常的，但我没有想到班主任会这么说。

以前这班主任对我们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好，非常尊重，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我想这都和国保有关吧。

我是想好好保护孩子，但是无能为力。

记者：您有特别无助的时候吗？

许艳：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每个周末都去野外玩，现在余文生不在家，孩子还想去。我想让孩子感觉生活变化不大，就答应带他去。以前都是余文生开车，我不敢开。山道上弯弯曲曲的，开始我就特别想哭，特别委屈、特别无助，特别恐惧，本来不敢走山路，但我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不敢，为了孩子，我还是要挑战自己。

作为母亲，我没法完全保护得了他，我只能尽量让他少受伤害。

记者：看您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东西，感觉您时时刻刻都想着余文生律师？

许艳：是，除了我睡着了，每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想着他的事，想着怎么为他维权，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他。

过去生活大事小事都是余文生解决，家里好像什么事都不需要我去处理。他对我非常好，遇到危难，他都是第一时间保护我和孩子。坐地铁他会给我让座，给我背包。弟弟的问题、父母的问题，他都会安排好，包括怎么教育孩子，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都能照顾到。

但现在我也没觉得自己命苦，我相信他，他现在遭遇不公平，是为了公益。

这一年多，遇到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我也都能想办法过去，天无绝人之路吧。未来也是一样，也许很难，但我能做的，就是勇敢去面对。

记者：您和其他“709”家属不经常在一起？

许艳：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好孤单，后来有朋友就对我说，你回想一下，这一年多，有几次是你一个人在维权，一个人在努力？我仔细一想，确实是。我跑了那么多的部门，几乎是没有一次是一个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帮我。

有人到车站接我，有人把我带到住处，有人把我送到机场，下飞机后，有律师等着我接我，整个全程，都有人关心保护我。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关注和帮助我。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许艳：我认为不管是对谁，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人要真实、诚信，我不喜欢虚假的东西。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你善良地对他，他都会以善良回报你，在他的能力范围去帮助你。我以我的善良、真诚去对待别人，我得到的经常也是对方的善意和真心帮助。也许对方很有社会阅历什么的，但也会以我的这种态度对待我。我很多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

我不认识太多的人，包括余文生代理的当事人，几乎我都不认识，但他出事以后，我就感觉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在帮我。

那些人开始也许只想帮我一分，跟我接触以后，他就可能会帮我六分、八分。得到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善良和真诚。

记者：听说您现在想考律师，为什么呢？

许艳：其实我大学是学法学的，一毕业就进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饭，教育孩子，基本没有工作经历。

现在余文生的律师证被注销了，以后可能就没法做律师养家了，那以后的生活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最近一两年，我很强烈地想去考律师。

余文生简历：

余文生，1967年生，中国北京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信仰案，代理“709”王全璋等多位被捕律师案。

2018年1月，被注销律师证。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第二天即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秘密开庭。

2018年11月，余文生获得“德法人权奖”。

过去一年多，许艳四处奔忙，呼吁救助丈夫。但是，她聘请的律师一直没有见到余文生，她向很多部门申请监督余文生案，没有任何回复。她屡遭中共威胁，三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她和儿子出境也被限制。

采访整理：孙天浩 责任编辑：苏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