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6月05日讯】今年正逢六四惨案和柏林墙倒塌发生三十周年。在过去三十年里，海内外每年都有不少文章去回忆和纪念这两段沉重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但论及北京六四惨案如何深刻影响柏林墙倒塌和东欧民主进程的文字，却几乎罕见。事实上，六四惨案对柏林墙倒塌和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之巨大，研读许多史料，从中都能体会出来。而在1989年10月9日发生的东德莱比锡（Leipzig）大游行中，这种影响对抗议和镇压的双方，都显得尤为明显和强烈。
198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立40周年，东德政权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庆祝典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90年3月15日－1991年12月25日）亲自从莫斯科赶来参加庆典仪式，在公众场合对东德国家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拥抱亲吻，表达热烈祝贺。但是，在这样喜庆、热烈、祥和伪装的庆典之下，整个东德却早就成了一个四处冒烟的火药桶，又有谁会知道，这个看似强大有力的政权，仅仅一个月之后，就将随着柏林墙轰然倒塌呢？
这一重要的历史片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在莱比锡，当时东德的第二大城市，离首都东柏林（East Berlin）仅仅相距189.8公里。
玛丽•艾丽丝•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当时是哈佛大学政府和历史学访问教授，南加州大学历史学院长教授（Dean’s Professor），前白宫学者和德国汉博尔特学者（Humboldt Scholar）、国际关系委员会专家，她调查访问了50多位当事人、查阅数以千计的档案资料、亲临实地考察，用了数年的时间写下了《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The Collapse，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 Wall，中文本译名：《柏林墙的倒塌》）一书，其中详细记录了这个事件。
1989年10月8日星期日，东德国庆节的第二天。莱比锡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个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清楚，明天（10月9日）就将是星期一，另外三所在步行距离之内、莱比锡最有影响力的麦克里斯教堂（Michaelis Church）、改革教堂（Reformed Church）和托马斯教堂（Thomas Church）将与著名的圣•尼古拉斯教堂（St. Nicholas Church）一起在傍晚5点同时进行集会，莱比锡的市民会在教堂集会之后利用这个机会举行游行抗议，因此这次抗议的规模将会非常庞大。仅仅四个月前的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残酷镇压的血腥事件，明天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此前的两个星期里，莱比锡的市民利用每个周一教堂集会的机会举行游行抗议，9月25日参加的人数估计是6～8千人；10月2日达到了近万人，明天又会有多少人参加？当局和市民一直在进行着“控制”和“反控制”的较量，东德的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是当时号称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特务机构，其格言便是“党的剑与盾”。就在东德庆祝建立40周年、表面上一片祥和和喜庆的掩盖下，光在10月份的前八天内，东德政权就已经逮捕了超过3,000名示威抗议的人民。
在前些天，昂纳克在柏林会见了安全部队和东德各地的领导人，其中就包括莱比锡的代理第一书记海尔姆特•哈肯堡（Helmut Hackenberg，1926年3月2日－1999年4月25日）。昂纳克坚决的说道：“我们需要准备面临更多的暴乱，要在萌芽状态就将之砍除消灭。”10月8日星期日、莱比锡爆发抗议游行的前一天，昂纳克再次召集了党内高级领导制定详细的镇压计划。有间接证据表明，昂纳克甚至在会上提出让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东德总理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年3月19日－至今）亲自前往莱比锡指挥镇压示威抗议的群众。
就在几天之前，埃贡•克伦茨率领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四十周年。四个月前（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致迎接他到达的欢迎仪式都无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不得不临时改在首都机场未铺红毯的水泥地上匆匆了事，并取消了原定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纪念活动。6月4日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后，在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却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指出：“中共当局镇压反革命分子是正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也发表声明称：“北京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此刻克伦茨的访华，无疑给六四惨案后处于外交孤立状态下的北京政权鼓舞了士气。
但是，克伦茨的这次访华，却给东德政权自己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小威廉 F 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年11月24日－2008年2月27日）是美国著名的作家、编辑及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演讲家，他在1955年创办了美国知名的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他被誉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之父和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一生获得过35个荣誉学位和无数奖项，他也是1991年度美国总统自由奖章的获得者。在2008年伯克利逝世的追悼声明中，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艾德温•福内尔（Edwin Feulner，1941年8月12日－至今）对伯克利作出了高度评价：“没有伯克利就没有《国家评论》，没有《国家评论》就没有保守主义运动、没有传统基金会、也没有里根总统，以及今天的美国。”可见小威廉 F 伯克利对当代美国的影响之巨大。
小威廉F伯克利在2003年7月七十八岁高龄之际，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柏林墙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其中就三次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其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针对克伦茨对东德人民所说的“相信我们的新政策”的讲话，一位东德的退休老工人这样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他（注：指克伦茨）去中国祝贺他们血洗（注：指天安门屠杀）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他？当他操控了最近的一次选举之后，当他掌控了国家安全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他？就连屋顶上的麻雀都不会再相信他了！
北京的天安门事件，也给东德政权提供了防范和镇压莱比锡游行抗议的经验和教训。东德政权准备了四套班子去对付10月9日将要发生的游行抗议活动：第一套班子：国家人民军（National People’s Army），配备了真枪实弹和各种镇压装备，由柏林直接派遣调动。第二套班子：号称东德“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史塔西”。东德“史塔西”的头目——部长埃里希•穆尔克（Erich Mielke，1907年12月28日－2000年5月21日）10月8日在柏林总部亲自审查了镇压计划，电令授权莱比锡的“史塔西”携带武器；更新政治异见人员的名单；对敏感人士实施抓捕、看管和监视；阻止西方新闻记者进入莱比锡；指示特务、线人全力活动收集情报，并在莱比锡主要建筑上安装电视摄像监控设备，向柏林高级领导直况转播抗议现场的情况。第三和第四套班子：警察和武警（Paramilitary，原文：准军事人员，其作用与武警相当），其中“武警”又被称作“打斗团队”（Fighting Groups”）。
10月9日。莱比锡的警察局长葛哈特•斯川森堡（Gerhard Strassenburg）向出动镇压抗议群众的警察明确指示：已经得到批准在执行这次任务中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采取一切措施”——一句多么熟悉的语句！几个月前的6月3日，就在军队向大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用冲锋枪扫射、用坦克碾压前，北京当局曾经也说过：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这样的话语。仅仅过去四个月多，现在东德当局也向出动镇压示威抗议的警察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那天在镇压莱比锡游行抗议的动员会议上，当局发给每个警察的书面指令上，在最醒目处都印着这样的句子：“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将见分晓”（Today it will be decided, it is either them or us）。一位名叫吉恩斯•伊林（Jens Illing）的警察向警员们分发武器弹药后，偷偷警告他的父母：“10月9日将会发生‘最糟糕’的事，呆在家里！”“今晚将会决定你死我活。”随后他又接到命令，向每名警官发放马卡罗夫手枪和最少两个弹夹的子弹，传闻说警官将会用这些弹药来对付不肯执行命令的士兵。他还被命令向卡车上装载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另一名士兵斯尔维喔•罗斯勒（Silvio Rösler）后来回忆说，在10月9日上午11点集合时，他听了要让这天与“中国天安门广场相当”的传达。为了鼓动士兵的仇恨情绪，每个人还被强迫传阅了在德累斯顿（Dresden）“骚乱”中严重烧伤的警察照片。他说：“（那天的）格言就是：‘你死我活’，他们真的用足了恐怖宣传（来让我们感到恐惧）”。他告知他的家人：“开枪的命令已经下达了”，他让家人“站到后面”。莱比锡市民吉赛拉和沃夫冈•莱德（Gisela & Wolfgang Rähder）夫妇也接到了当警察的儿子打来的电话：“枪炮正在转动，已经命令开枪了。”
恐惧笼罩着整个城市。教堂管理员乔纳斯•里查特（Johannes Richter）是莱比锡秘密警察“史塔西”抓捕名单上被列为第六号的人物，他在10月9日当天的日历上这样写道：“恐惧。会发生什么？中国方式。”（注：指六四镇压。）莱比锡的许多市民心里都在默默思虑：今天会不会发生德国的“天安门事件”？但是，这样的恐惧并没有阻吓住他们走出家门前去游行的脚步。
这天的莱比锡，每个市民所担负的使命，人们看到的景象，真如改革教堂的牧师汉斯-觉根•西维斯（Hans-Jürgen Sievers）在那天教堂集会中所讲的那样——他在当天布道的时候，面对着讲坛下挤得水泄不通的民众和到处安插着的秘密警察和特务眼线，一开始便用坚定、沉稳的语气，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一段哥林多（Corinthians）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的经典话语：“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When I was a child, I spa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他的话语的内涵，便是告诉在场的每一位成年人，应该懂得放弃幻想，担负起责任，去勇敢地面对现实了——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了！
当天，在莱比锡抗议中起关键作用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内外更是挤满了人，牧师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1943年3月5日－2014年6月30日）讲道结束后，莱比锡几所教堂的人员聚集在一起，数以万计的市民冲破了恐惧的笼罩，他们从尼古拉斯教堂出发，肩并肩勇敢地走向莱比锡最主要的交通要道——环路（Ring Road）——如果说东德人民是为了追求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今天不得不走上街头抗争的话，那么，发生在四个月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使得东德人民更加明白，为了自己，为了后代，为了国家，为了未来，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柏林墙”都必须倒下去。
那么，六四天安门事件，又是怎样影响东德政权最终放弃了武力镇压莱比锡大游行的呢？
小威廉F伯克利在他的《柏林墙的倒下》一书中，记录了一位西德记者说过的话，对克伦茨作出了精彩和生动的刻画：“他的脸上比任何领导同志更能时刻堆满笑容甚至开怀大笑，但是，他在发布一道死刑执行命令的时候， 他的脸上同样可以堆满笑容甚至开怀大笑。”这段话语，把一个独裁政权的头目冷酷无情和阴险狡诈的两面性描写得淋漓尽致。
但是，面对镇压莱比锡大游行，克伦茨却顾虑重重。
就在莱比锡举行大游行的前一天10月8日星期日，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召集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领导，为部绪对莱比锡大游行的镇压确定最终方案。东德统一社会党负责安全的高级官员悉数出席，其中就包括负责安全事务的东德总理埃贡•克伦茨。昂纳克要求克伦茨亲自坐镇莱比锡指挥此次镇压行动。
克伦茨为此却坐立不安。六四时期中国北京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还历历在目，克伦茨不想成为东德类似的无辜牺牲品，因此他秘密地打电话给苏联驻东德大使瓦切斯拉夫•库彻莫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1918–1998），据说克伦茨在电话中称他不想成为替罪羔羊，如果东德发生“天安门事件”的话，昂纳克就有理由把他逐出权力高层，让他在公众面前为血案负责，来实现他驱除政敌的目的。库彻莫索夫在电话中只是给了些模棱两可的答复。他后来回忆道：“我知道他（指克伦茨）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知道其中主要的圈套是针对他的。”
尽管东德高层的权力斗争错综复杂，但对莱比锡大游行镇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还是有条不紊。为了避免像六四惨案一样被全世界的媒体聚焦，莱比锡当局驱赶了全部外国媒体的记者，西德广播电视联盟（ARD）的电视频道报道称莱比锡全市已经对记者彻底关闭。
虽然克伦茨极力避免直接坐镇莱比锡指挥镇压，但他仍然在东柏林的办公室里遥控莱比锡的行动。莱比锡市代理第一书记海尔姆特•哈肯堡一直在向他汇报镇压的准备情况，包括准备了5,00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社会力量”混进圣•尼古拉斯教堂及各处集会的人群中去抢占教堂的席位。
统一社会党的领导班子还吸取六四镇压中有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的教训，他们抽调了大量外地军队和警察，配备了装甲车、警犬、重机枪和大量的弹药以及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来对付抗议群众。为了日后辨认抗议者和抓捕的方便，当局还在高压水炮中加入难以褪色的颜料。为了处理镇压后的局面，所有医院都做好了“适当准备”，在10月7日和8日的夜间，他们还撤空了马克里堡（Markkleeberg）附近的一个马棚，把在建国40周年活动中抓捕的抗议群众以10人一间挤着关进狭小的马棚，腾空牢房来准备关押莱比锡大游行中的抗议群众。审讯人员还告知被关押在哈库特街（Harkort Street）单人牢房里的异见人士哈腾豪尔（Hattenhauer）说一旦外面镇压游行抗议的枪声响起，他们也将立即对她行刑。
10月9日晚上6时，当四所教堂参加完集会的人群聚集在离圣•尼古拉斯教堂咫尺之遥的卡尔•马克思广场（Karl Marx Square），游行队伍向莱比锡市区的交通要道环路由南向北挺进时，负责镇压行动的现场总指挥、莱比锡市代理第一书记海尔姆特•哈肯堡，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昂纳克的亲自授权，如果一旦其它措施无法阻止示威游行，哈肯堡可以在不请示东柏林的情况下，有全权使用武力采取一切措施处置游行抗议活动。
示威游行的队伍正在逼近，但是，此刻哈肯堡却忧心忡忡。东德的抗议活动如火如荼，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自己一旦像镇压六四那样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就算暂时没有受到清算和审判，但也未必能够逃过党内权力斗争的排挤，更不要说逃脱历史的清算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日趋严酷，昂纳克本人也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一旦他失去权力，谁还会为这次镇压背书？想到下令镇压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在这紧要关头，尽管哈肯堡有全权处置，但他不敢贸然下令，他还是决定当着莱比锡市第二书记罗兰•沃兹尔（Roland Wötzel）的面，拿起电话向克伦茨汇报请示——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他需要有一个证人在日后可以为他作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回忆中，哈肯堡说在电话里，他告诉克伦茨“估计约有100,000人”正在游行抗议时，显然，克伦茨本人对这样庞大的数量也感到震惊。哈肯堡说他与莱比锡市警察局长葛哈特•斯川森堡讨论当时的局势，俩人都一致认为如果一旦动用武力镇压，“不流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哈肯堡说因此他“建议让游行队伍通过”。克伦茨在电话中呆了很久，他最后说“无法确定”，他要同“他人”商量一下，再回电告知。
设在莱比锡铁路总站的现场指挥中心里等待的头脑们，包括“史塔西”头子穆尔克，都以为克伦茨几分钟后就会回电。时间正在分分秒秒的流逝，游行队伍的前端已经到达莱比锡环路东北角的“东结”枢纽（Eastern Knot），在镇压计划中，这里便是“血流成河”的地方。在东德政权倒台后，穆尔克在证词中称克伦茨很久都没有回电。哈肯堡说大约45分钟后克伦茨才回电。而克伦茨本人则回忆说，他立即就回电了，并命令军队撤出莱比锡——当然，在东德政权垮台后，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尽量为自己开脱责任。
事实上，他们之中每个人心中都对人民充满了恐惧，正像莱比锡市第二书记罗兰•沃兹尔说的那样：“看到这样庞大的人群，我们之中已经无人再想与其对抗，我们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是夜，莱比锡大游行得以圆满成功地完成，环路上所有的旁观者都冲破了恐惧笼罩的阴影，加入进了游行的队伍。莱比锡大游行在东德历史上，成为影响柏林墙坍塌和东德政权崩溃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莱比锡大游行发生后的第8天，10月17日，埃里希•昂纳克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埃贡•克伦茨政变弹劾，克伦茨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新的中央总书记；仅仅一个月后的11月9日柏林墙就轰然倒塌。由于东德和莱比锡当局最终放弃了发出镇压游行抗议的命令，这在事实上也挽救了他们自己的命运，避免了东德政权垮台后因为莱比锡镇压而遭受清算。
埃里希•昂纳克本人后来流亡苏联，苏联解体后又流亡多地，在德国发出逮捕令后于1992年7月29日被遣返回到德国开始接受审判。由于他患有晚期肝癌，审判没有最终结束，1993年柏林宪法法院出于人道原因搁置了案件。1993年1月13日，昂纳克飞往智利与女儿女婿团聚，1994年5月29日因肝癌在智利圣地亚哥去世，终年81岁。
埃贡•克伦茨在1997年被控在冷战期间犯下罪行，包括对四名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犯下的屠杀罪等其它罪行被判处6年半有期徒刑。上诉失败后，他又向欧洲人权法庭（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提出上诉申请，称被错用东德刑法法律，又遭驳回。在服刑近四年后，于2003年12月出狱。2012年和2013年，克伦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出面邀请下两次访华，并到中国各地考察访问。在北京，他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广场上的纪念碑，回想起1989年10月的北京之行和看到北京六四之后那种肃杀的气氛，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如果克伦茨当年在莱比锡大游行中下达了血腥镇压的命令，那么，历史对他的审判也将会完全不同。
莱比锡大游行对柏林墙的坍塌和东德政权的最终崩溃有着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莱比锡大游行的最大意义在于莱比锡人民彻底突破了东德政权的暴力恐惧，为东德人民树立起了一个“人民不再恐惧”的榜样，这使得东德这个依靠军警镇压和恐怖治国的暴力机器由于失去恐吓作用而在瞬间土崩瓦解。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对莱比锡大游行的镇压也一度被东德当局视作一场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严峻较量。
由此可见，1989年春夏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虽然在6月4日被残酷的血腥镇压了下去，但这场壮烈的民主运动对东欧人民的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却是巨大的，这个影响和作用在莱比锡大游行中尤其清晰地反映了出来。而莱比锡大游行对柏林墙倒塌的重要性，恰恰表明这场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事实上对东德柏林墙倒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而柏林墙的坍塌，又对东欧国家民主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东欧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崩溃的多米诺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1989年5月15日，当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他在北京亲眼目睹了中国青年学生和市民追求民主、反对特权和腐败的呼声和热情如此高涨，北京当局为了避免尴尬，不得不取消多项原定的活动，改变行程，避开集会抗议的人群，仓促应付这场原本因该是高规格的、两个最大、最具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过了二十多年敌对状态后，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首次元首级别的访问。5月18日，戈尔巴乔夫到达中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和工业城市上海，但他看到的还是相同的情景。他从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下机后，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到处是游行队伍的市中心区域，不得不在当时还很荒凉的上海西郊程家桥地区与市民作了简短的交流，就入住附近的宾馆。
同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参加东德建立40周年的庆典，但在官方刻意安排的热烈、隆重的检阅仪式背景中，他看到的同样是人山人海的群众在强烈抗议东德政权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所到之处，他亲眼目睹的这些波澜壮阔的场面，必然在戈尔巴乔夫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影响，相信他一定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对日后苏联解体产生深刻和重大的影响。
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的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虽然至今仍然是中国和世界人民“不愿想起、无法忘记”的伤痛，但它曾经对柏林墙坍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竟是如此巨大和深远，可以这么说：六四改变了中国，同样也改变了世界。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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