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讲完“正事”后，让咱们来看看当年轰动一时的“社会案件”罢。

泰德‧甘迺迪的过失致死案

美国当然是没有“皇室”的国家，但是“甘迺迪家族”却是许多美国人私下认定的“美国皇族”，这是因为曾富甲一方的政治世家“甘迺迪家族”第二代中，约翰‧甘迺迪总统与他的弟弟罗伯特‧甘迺迪兄弟两曾一度权倾美国政坛，而又双双在权力巅峰之际遇刺，皆死于非命。

曾任驻英大使的老甘迺迪（Joseph Kennedy）有四个儿子，长子小约瑟夫（Joseph Jr.）于二次大战中担任飞行员时，在欧洲战场上为国捐躯，次子约翰（在PT109鱼雷快艇上担任艇长）也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之海战中受过重伤，几乎没了命。不少美国人在同情心驱散下，对其他的家族成员备加关怀，礼遇呵护之忱，不下于一般英国民众对其王室之尊崇。

老甘迺迪的四个儿子死了三个，剩下来的只有么儿泰德‧甘迺迪（Edward“Ted”Kennedy）了，他在老哥入主白宫后，承继了老哥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之遗缺，年纪轻轻就已正式步入政坛。

但是二战后甘家剩下来的三个孩子，或许是因为财大势大，都有些儿玩世不恭，多多少少被外界贴上“花花公子”的标签，所以这名为“查帕奎迪克事件”之丑闻（Chappaquiddick  Incident）会发生，应该是不出社会大众意料之外的。

泰德‧甘迺迪于七月十八日夜，在“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 ）岛东边的一个名为“查帕奎迪克”的离岛上，租了一栋别墅开派对，参与这派对的几位男性皆非单身，而六位女性皆未婚，嗯，对不起，这派对之性质我就不予评论啦！

发生在七月十九日凌晨的这场车祸，是泰德‧甘迺迪驾车，载着芳龄仅28的一位女性友人柯必珍（Mary Jo Kopechne），由派对现场驶返“玛莎葡萄园”本岛之旅馆时，路经一条没有护栏的便桥Dike Bridge，车子不知何故竟然四轮朝天地翻落桥下，甘家子弟皆善泳，但是落水后甘迺迪径自游泳脱险，没有将坐在身旁不到一英尺的柯必珍顺手拉出，以致她不幸当场溺毙。

在这事件中甘迺迪犯下两项严重错误，其一是美国有车祸法规，当发生车祸时肇祸者必须留在现场，静候警方来处置，那个年代“手机”虽未发明，但是在他走回开派对的别墅之前，是可以向离现场非常近的至少四家住户请求协助救柯必珍的，至少也该向他们借个电话报案，静候调查。但是他即使回到了派对别墅，也没有去报案，只是低声向两名男性友人讲述车祸经过，三人紧急回到现场后，救援柯必珍的黄金时段已过。

甘迺迪犯的第二项严重错误是，他回到旅馆后，若无其事地呼呼大睡，直到十九日清晨8点20分，在享用早餐之后才报了案，但20分钟前，8点还不到时，附近早起的渔船已经发现落水之轿车而向警方报案，甘迺迪迟报了20分钟，已经不算是“自首”啦！

有报导分析，甘迺迪之所以未即时报警处理车祸案，主要是因为想避免酒测，他是现任的国会参议员，“酒驾”绝对是政治上的“致命伤”。

甘家财大势大，泰德‧甘迺迪虽俯首认罪（过失致死与擅离车祸现场），但法官只判了他两个月的缓刑，一天牢都没坐过。他的父亲老甘迺迪此时虽已半身不遂卧病在床，但仍然在世。

老甘迺迪在1968年6月6日，另一个儿子罗伯特于逐鹿“白宫”时遇刺身亡后，本来是把甘家子弟“进入白宫”之一切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泰德身上的，但是老甘此刻大概已意识到，经过这“查帕奎迪克事件”之丑闻后，甘家子弟将从此与“白宫”无缘，沮丧之际，病况恶化，于数月后的1969年11月8日含恨以终。

泰德‧甘迺迪显然是被极富同情心的麻萨诸塞州选民们“原谅”啦！连续当选代表麻州的联邦参议员达四十六年之久，直到丑闻发生的四十年后，才在参议员任上病逝。

两百多年来，甘迺迪家族确实是以“走私”致富起家的，所以有人说甘家发的是横财，如今终于有了“报应”，连小约翰‧甘迺迪（甘迺迪总统之独子），都因日后驾驶私人飞机，不慎坠海毙命。我想这都是牵强附会、也不够厚道之说法，就请读者们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言闲语罢。

我自己的“1969”

元月间，当我还在花莲机场担任空军防空炮兵第205营通信排排长时，全营突然奉命调驻马祖前线的弹丸小岛（就是现在已改名为东莒岛的东犬岛）。

该岛面积还不到两平方公里，没电、缺水不说，当时连一颗树都没有（好像现在已经绿化，成为观光景点啦），至于岛上之生活有多么艰苦难熬，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已详述过，在此不再赘言。但是这半年多的罪没有白挨，它是我踏上新大陆，接受人生考验之前的最佳“训练营”，是花学费都买不到的。

七月中旬退役后返回台北，此时离出国留学也只剩下短短五个礼拜而已。当年去美国是可以乘轮船的（许多货轮上附有几间客舱，价格约为飞机票的五分之一），但是时间上已来不及赶上八月底的开学注册，只得忍痛花了两万元新台币，买了一张单程的赴美机票（学生包机）。

如果你不了解当年币值的话，一两黄金的时价是新台币两千元，所以那张单程机票可是花了十两黄金买的。父亲几年前两袖清风地由军职退役，在几间大专院校教英文谋生，生活勉强糊口，那儿来的十两黄金？说穿了，原来是父母亲“打会”标来的“会钱”，算是向亲友们借来的钱啦！

在八月下旬飞美的包机上，巧遇大学同班同学沈以峰（我一贯唤他沈某，他则称我谢某），两人虽不邻座，好歹还结了个伴同行，旅程中稍有“倚靠”。

飞机是康维尔880型喷射客机，好像当时还不能直越太平洋，得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所以我们的入境手续是在Anchorage办妥后，才迳飞目的地──加州奥克兰机场。

沈某与我领了行李，相偕出了奥克兰机场的入境大厅（应该是二或三楼），站在阳台上往下张望，跃入眼前的景况，是那停车场上整齐排列着的一片浩瀚“车海”，少说也有四、五百辆轿车，时值正午，车顶在艳阳下闪闪发光，煞是壮观！

这是我两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奇景”，两人不由面面相觑地摇头惊叹（赞叹），没想到给我们的第一个异国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就是这“汽车文化”。

当然，在几周之内，我两都意识到，这“汽车文化”的实际意义，那就是：在美国生活，“没有车子”等于“缺了双腿”，几乎寸步难行（除了纽约市这款大都会之外）。

在美国，“汽车”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中之必需品。

五十年后，我两在闲聊中，还会想起这初抵美国时，在机场的“深度震撼”，相对摇头感叹不已。

当然，“汽车文化”给我们五十年前初到美国的移民之“震撼”，只是一段小小的“前奏曲”而已，其它各式各样，给初到移民的“震撼教育”，实在不胜枚举，在这儿随便举两个我在1969年亲身体验到的例子罢。

“种族岐视”是我立刻想到的“震撼”之一。

因为我留学就读的学校是处于“Deep South”（南方底）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而且即使到今天，密州仍然是美国民风最保守的一州，我几年前曾写过一篇“一个焦黑十字架的故事”，提到几桩让我“震撼”不已的往事，甚至我在“底特律的故事”一文中，也遭遇过类似的“震撼”。不过本文不是以讨论“种族问题”为主轴的，我还是就此打住罢，不想因愈扯愈远而失焦了。

美国的“体育文化”也是让我能立即感受的“文化震撼”，且不提每逢周末，学生宿舍交谊厅电视机前挤得满坑满谷的球迷，与他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周一在课堂里，还由教授领衔，上课之前先讲“球经”，用十分钟时间与学生们讨论上周末之各项赛事。

我从刚开始时的“鸭子听雷”，不知道何谓“达阵”，到日后成为达拉斯牛仔队死忠球迷，在球赛电视转播时，常因全神贯注于赛事而招致“六亲不认”之“恶名”。

更别提我曾连续十五年，购买四张牛仔队季票的那付疯劲儿。呃，那绝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恶习”，是五十年来，长期遭美国“体育文化”给“毒害”之结果。

后记

这1969年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又经历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与上一次的“机械工业革命”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电子工业革命”，它所带给人类之影响，也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的“工业革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甚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距离，都因电子资讯的蓬勃发展而愈来愈短。

生产自动化不但大大地降低了工业产品之成本，也提高了产品品质。对“外太空”之探险，也让我们在“生命”之起源上有了崭新的认识。如今，这“电子工业革命”还在稳定地循序渐进中，其进展之快，连我这退休的电子工程师都看得眼花撩乱。

所以当我在此预计，“这个世纪在结束之前，人类会到月球上大举殖民”时，你总不至于会以为这是我“谢某人”的幻觉罢？！◇（节录完）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