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4月24日讯】一
据说不久前，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曾造访北京。在离京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特鲁多刚拉开话题，不料话筒失灵。趁技术人员检查的空隙，特鲁多突然推开话筒，即兴秀了一把他的黑色幽默，高声发问：“是不是因为我说了不许说的话？我是不是被‘封杀’了？”在场的外国记者哄堂大笑，中共人士则一个个低下头无语。
这种明显对中共人权现状带有嘲弄的口气，若是出自任何一位大陆教授之口，那下场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大学生中暗藏的告密者，会向有关当局告密，举报教授的“政治错误的言论”。这是一种卑鄙的政治告密，而告密者也许尚未意识到此种行为的卑劣 。继而是大学当局对教授作出严厉处理，譬如取消这位教授的授课资格，或者干脆开除教职，让你的饭碗丢失。所谓“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这是中共决不允许的！网上翻墙，见清华大学有学生在告密信上恳求：“热切盼望上级机关……逐步扫除思政 课上的牛鬼蛇神”。那口气内隐含的阿谀之态——恕我直言——令人联想起辛亥革命前紫禁城内阴阳怪气的太监。
二
在近、现代史上，学者、教授被指为“牛鬼蛇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上世 纪“文化革命”红色恐怖时期。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近年来中共官方虽未公开叫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已有大批网警，每天24小时轮班监视着显示屏，不断删除知识界自由言论。他们粗暴封杀博客和公众号上的文章，他们对许多文章的作者肆意骚扰、威胁 。为了监控教授与学者们的话语，大学不仅在课堂内安装摄像头，还在大学生中收罗 、甄选了告密者。这些告密者们有着统一的称号——“秘密信息员”。由此，大学生的政治“告密”，几乎蔚然成风，致使许多教授因言获罪的现象，也不断呈上升趋势 。如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因呼吁宪政制度，指出中共“年耗20万亿养党”，先被省公安厅“约谈”，威胁他必须闭口。后又遭更大政治迫害，被开除教职；如山东建筑 大学教授邓相超，直言指陈当年毛泽东，“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 ，少斗死2000万”，被当局视为“散布错误言论”，并发动五毛党对邓围攻、殴打， 最终邓相超又遭行政记过、停职和强制“退休”等处置。因告密而遭整肃的还有：北京师大副教授史杰鹏，重庆师大副教授唐云、谭松，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 大学副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
大学生告密，何以如此普遍？这实在很诡异。要知道，在中共治下的大学，如果一名教授在课堂上只知照本宣科，语言味同嚼蜡，学生不知所云，但教授却完全不必担心有学生“告密”，甚至还可以长期在课堂内心安理得地混下去。尽管这种“告密”有 很大程度的合理性，迥然不同于下流的政治告密，但却没有学生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而“告密”，更不会有学生向校方提出交涉——要求更换教师。而另一些教授一旦在课堂上讲了真话，传播了真理，就会有学生踊跃“告密”，甚至欲致教授于死地而后快。当代大学生如此“逆向选择”，其中原因究竟何在？
三
1965年，马里兰大学杰出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问世。直至上世记末，这部经典的中文版终于姗姗来迟。借助奥尔森的思维路径， 可以发见大学课堂上教授滥竽充数，何以没有学生为维护自身权利而选择正当“告密 ”。进而推导出坚守真理的教授，为什么却屡屡遭学生的政治“告密”。
按一般思维，组成集体的个人，通常会为集体收益的最大化作出努力。原因在于集体收益的增加，是个人收益增加的条件。奥尔森却反其道而推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个人理性并非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原因在于组成集体的个人，在考虑是否要为集体争取最大收益而采取行动之前，有一个简单的理性分析，即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当个人企图为集体收益作努力时，若发现成本将由自己个人承担，而收益让集体共享，此时个人为集体争取最大收益的动力还有吗？
这个道理可轻松移植到对大学课堂的分析。在课堂上学生如果遇到一名只知照本宣科的伪劣教授，这是学生不希望接受的事实。然而有谁为了课堂内所有同学的正当权益，而甘愿出头向校方“告密”呢？况且这类教授虽不学无术，却深谙人际关系，往往与学校领导层有着难以说明白的关联。这意味着不仅合理“告密”的成本由一人承担 ，同时附加风险也由“告密者”一人承担。原因在于在中共国，此类“告密”成功的 概率极小，一旦“告密”失败，“告密者”反难免受教授的报复。
倘使校方倒真的将“告密”当一回事，终于换了学术造诣较高的教授进课堂，结果收益却是学生集体共享。如此“集体行动的逻辑”，注定没有学生愿意为维护正当权益而“告密”，所有学生只希望自己从容“搭便车”——由别人去“告密”，自己作为集体的成员，乐得轻松参与收益的共享。
同样在中共治下的大学课堂内，一名忍不住要说真话、传播真理的教授，就远不及一名不学无术的教授那么幸运了。前者面临被政治“告密”，继而遭政治迫害的风险；后者则可悠然自得地占据讲台，还能心安神泰地照本宣科。现今长期接受洗脑的大学生，听惯了“马列毛、邓三科”之类的歪理邪说，头脑里灌满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梁家河新的太阳”等信息嘈音。当有教授在课堂上谈起权力制衡原理、宪政秩序或天赋人权等话题的时候，他们也许已分辩不出，这正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结晶。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自己正处在极权制度的欺骗和压制下。他们更不明白，一个没有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地方，怎么能妄称大学？他们以为，凡主张权力的分立，主张宪政制度的约束，以及人们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诉求，就是“政治错误 ”。这究竟是天真，还是愚昧？
大学生政治“告密”成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已不复存在。大学生面对一名教授在课堂上讲真话、传播真理，如果一旦感到难以接受，他转身准备“告密”的时候，他知道在自己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这就是中共无所不在的极权。所以他的政治“告密”绝无风险，同时“告密”的成本也极低——只需在手机上简单发一个微信即可，或者在课堂上将教授的言论偷偷录音后，转发给指定的联系人，“告密”即成功。不仅“告密” 的成本低、无风险，还能定期领取酬报，作为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概而言之，大学生在政治“告密”的过程中，不存在成本与风险由个人承担的问题，更不存在收益由集体共享。这是大学生政治“告密”慰然成风的奥秘，也是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极权制度下已不存在的原因。
四
然而，我还是要提醒大学课堂内的告密者，你们正悄悄沦为中共手中最廉价的工具。政治告密，历来就是为读书人所不屑、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卑劣行径。因为所有告密者，无一例外地需要先期选定一个主子，然后才能将自己的师长、朋友乃至父母的思想言论或隐秘信息，私下出卖给主子，以换取主子的恩宠。网上有人指责说真话的教 授：“‘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你捧中共的饭碗，就得被中共管 ”，奴才的嘴脸彰然若揭。同理，你为中共充当告密者，也得被中共管。从这个意义上看，告密者一旦走上这条路，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下贱的奴才。人们对告密者的普遍厌恶，古今中外一概如是。因为告密行为，是对人性与普世伦理的公开背叛，对于人们心中隐藏着的自然道德律，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摧毁。也许接受告密的主子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告密者最终又会遭主子的唾弃。
知道古代告密者杜肃是怎样遭唾弃的吗？后周武皇则天当政时，朝中有一张姓官员任左拾遗，因妻子分娩产下男婴，便在家私下宰一只羊宴请宾客。同僚中有杜肃，官拜补阙，也应邀赴宴。谁知宴散回府后，杜肃即写了告密奏章上报武皇，称张某人私自宰羊、违抗君命、大逆不道。原来武则天早谕告天下：无论官员百姓，一律不得宰杀牲畜。告密后的杜肃洋洋自得，等候武皇的赞赏。次日早朝，武皇见左拾遗就问：“ 闻知你喜得贵子，可喜可贺！你府上的羊肉大概味道不错吧？” 左拾遗听了大惊，武皇问罪如何是好？到了这一步，唯有跪下叩头，口中念叨“臣罪该万死！”
谁知武则天转而当着朝臣的面接着说：“朕下令禁止宰杀牲畜，红白喜事又不在此之列，何必心惊胆怕？倒是你宴请宾客，总不能连无赖也一同请来吧！”言毕，将告密者的奏折展示给朝臣们观看。原来在武皇的眼里，告密者就是一条狗，转眼间就被唾弃。那杜肃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羞辱，浑身汗流浃背，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立马钻进去。
杜肃告密的下场是自取羞辱，不过这无法掩盖主子邪恶、狠毒的一面。应当明白的是，皇权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如武则天之流，无论怎样邪恶与狠毒，在程度上与现代极权主义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董乐山先生在《一九八四》的中译本序中，概括了汉娜﹒阿伦特与卡尔﹒弗雷德里克等人对极权主义的深刻洞察后指出：
……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 严密控制之下（极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权力主义”），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
这就意味着，若是有人选择向极权主义“老大哥”告密，对社会文明的进步，危害更大；同时告密者自身的下场，也许就远远不只是自取羞辱了。
五
中共极权主义对告密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要人陈布雷，素有介公“文胆”之称。布雷先生最钟爱的小女儿陈琏，年轻时因受马列主义邪教的蛊惑，于1939年瞒着乃父偷偷加入中共，1941年受中共指使潜回父亲身边，盗取布雷先生经手的民国政府机要情报，以此向中共告密。这在事实上不仅出卖了民国政府，也出卖了自己的父亲。抗战后陈琏与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在国共内战中，夫妻继续充当“告密者”，为极权主义者夺取江山立了大功。
陈琏作为告密者，下场如何？1957年丈夫被打成右派，继而被押送劳改。子女因此在学校遭歧视，陈琏被迫与丈夫离婚。1967年4月起，陈琏成为中共的“重点审查对象 ”，数月后的审查结论是“叛徒”。同年11月，已是彻底心灰意冷的告密者陈琏，在上海泰兴大楼的11楼纵身跳下。陈琏虽自杀，对她的批判也没放松。中共对这位告密者的最后结论，是冰冰冷的四个字：“自绝于党”。
另一告密者傅冬菊，系傅作义将军之女。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是华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被中共利用的傅冬菊，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机会。相反，为窃取父亲的军事机密，傅冬菊在家哄唆年幼的弟弟拿到父亲的钥匙， 将保险柜内极重要的军事机密拍摄下来，向中共告密。傅作义的全部军事意图与安排 ，由此全在中共掌握之中。接着，傅作义在战场上处处被动。痛不欲生的傅将军，经常打自己的耳光，以额头撞墙。在一旁作壁上观的告密者傅冬菊，却秉承中共旨意， 一味地催促父亲投降。
由于傅冬菊的告密，傅将军在军事上完全失败。北平遭中共四野的围城，不得己选择了投降求和。因告密而为中共作出巨大贡献的傅冬菊，下场又如何呢？文革降临，傅冬菊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从皮肉到灵魂遭受残酷批斗。当心头伤痕滴血的她，带着孩子探望父亲的时候，老泪纵横的傅将军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走到这一步，估计傅冬菊早已追悔无尽，只是有口难言而已。冬萄的晚景，更是十分凄凉。卧床两载，贫病交加，连房款都无法支付。
捱至2007年，这个曾经主宰着北平命运的告密者，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这就是告密者的下场。客观地讲，陈琏与傅冬菊都因受共产理论的蛊惑，轻易上了贼船。二人对自己父亲苦口婆心的教诲，都置若罔闻；对极权主义及其“老大哥”，却是忠心盲从。二人都深深伤害了自己的父亲，也坑害了自己的国家与大陆民众。而今黑暗与悲剧尚未尽头，只要这个极权制度存在一天，告密就不会终止。尤其1949年以后的文化界，几十年患难与共、无话不谈的知交，一转身就告密。胡风与舒芜的相互告密，引起一场“反胡风集团”的惊天冤案，致使92人被捕入狱，2000余受株连，最后连舒芜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戏剧家田汉设局告密另一戏剧家吴祖光，更充满荒诞的戏剧性。据章诒和披露，自作聪明的黄苗子，多次告密出卖聂绀弩；翻译家冯亦代为了长期告密，干脆卧底在章伯钧的寓所……。文革中，子女告密父母、妻子告密丈夫、学生告密老师、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告密，更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常态。那个时代， 大学校园里将一些知识分子的暗中告密，鄙视地称为“打小报告”。
然而，在当代大陆的大学生中，竟然滋生出许多被称作“秘密信息员”的告密者，以专门监控学者与教授的思想言论为己任，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悲哀。
六
当代大陆大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肩负着为一个古老民族启蒙的重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上世记80年代，有幸遇到大学教育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接受了人文与社科领域良好的熏陶，又亲身经历了“六四”的洗礼。他们对当代极权主义发动的“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整风反右”、“三面红旗”、“大饥荒 ”直至“文化革命”等种种罪恶，借助人类重要的思想成果形成自己深刻的思考。他们对于抗日战争、韩战与越战，也拥有相对完整、清晰的信息真相。从上世记末开始 ，他们开始发出自由主义的呼声。
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布《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一文，宣布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破产，并对一党独裁公开作出指责。直至前不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在文中明确规劝中共“淡出历史舞台”；清华教授许章润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中，对于习政权“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等极权主义，公开亮出自己的不满态度。他们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反对极权主义的特权与特供政策，对挥霍民脂民膏的大撒币作出旗帜鲜明的批评。他们呼吁文明的宪政制度，不赞成诉诸暴力的革命，期待类似天鹅绒革命那样温和的变革，以避免剧烈的社会震动。他们的观念与思想，正成为古老民族新的希望。他们有理由获得这个社会的尊重，而不应当是被告密或遭迫害。大学课堂的告密者们，千万别陷得太深，以至于难以自拔。你们涉历太浅，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学者与教授，实在缺乏起码的理解，令人深感遗憾。
寄语大学课堂的告密者，务请先三思而后行！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