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3月08日讯】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贸易战重要一环，尽管北京积极表态改善，但专家指出，就算中美达成协议，基层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处理这类企业官司，中方的承诺只是再继续“拖上几年”。

对于知识产权在中国的状况，美籍华人黄天文感受很深。他是环保技术“生物活性植被毯”技术拥有人、美国独资企业洛基山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自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受害者，也是近来中美贸易战下的潜在受惠者。

根据黄天文的说法，2012年他原本要和中国本地公司合作，后来发现，即使签订了保密协议，自己的技术、机器图纸仍被对方窃取，于是提告委托加工设备制造厂及购买设备的公司，指他们合谋窃取商业秘密，制造大量机器设备销售，使其损失人民币数亿元。

2017年5月，他在上海公安局杨浦分局成功刑事立案，但案件进展缓慢。

今年1月22日，他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上海市长应勇，信中简述了自己的案情，并重提习近平去年12月1日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中的承诺：要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

黄天文告诉中央社记者，上海市长办公室很快就有了回应，公安局也打电话与他联系。他相信，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时间点，让官方对这类案子更重视。

不过，黄天文依法维权走的是辛苦路。为了证明自己的商业秘密被窃，他前往鉴定单位鉴定了3个关键的“密点”，每个要花7万元，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做。

上海共有5家司法部门授权的商业秘密鉴定单位。据他了解，“不成文的规定是，窃取密点要超过两个、被窃价值超过50万，而且提告方有做保护措施，才能立案”。

黄天文的例子说明中国的知识产权官司在刑事立案上并不容易，门槛也不低。专家也表示，在侦办相关案件方面，中国政府的资源分配非常有限。

一位参与过多起知识产权案件的上海律师告诉中央社记者，中央即使想保护知识产权，地方基层也办不到，因为鉴定机构不够多、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人力不足、专利审查员平均水准不够高，整体来说，政府投入不够。

他说，“查一个商业秘密被窃取案要能够成立，必须花很多精力，警方人手也不够，往往是有关系的、媒体有报导的、有领导批示的优先”。

此外，知识产权官司的判断也有其难度。相较于有形资产，它的边界不那么清楚，鉴定技术的相似性有其专业，即使已申请到专利，专利的范围大小及是否有效也需要裁量，这又跟专利审查员的水准有关。

他认为，如果按照目前媒体报导的方向达成中美贸易协议，以中美联合监督机制的方式审查中方对美企知识产权的偷窃，“相当于设立中美合作的知识产权法院”，短期可能会有些成果， 但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可以拖上几年”，情况好比“拖着走得慢的人跟你一起跑”。#

责任编辑：李金本

（转自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