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挡”难，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难题。过去习惯了的平道“快速挡”，不得不换到走坡道的“爬坡挡”，只有靠技术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发展。而“换挡”难的真正原因是，侵犯知识产权在中国早已蔚然成风，创新反而吃亏，这种局面绝非三年五载便能改变的。

一、中国经济这辆车，“换挡”谈何易？

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开始谈论经济进入了“换挡期”，其大意是，中国经济这辆“车”，要从习惯于走平道的“快速挡”，换到走坡道的“爬坡挡”，不能再指望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给经济带来增长，而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5年过去了，今年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原财政部长楼继伟说，现在“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这辆“车”，“换挡”已经试了5年，到现在仍然还在琢磨着怎么“换挡”。看来，“换挡”难，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难题。

“换挡期”这个说法，本身不错；但是，为什么非得“换挡”，北京的智囊们却讲得不清不楚。说白了，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路”变了，从一帆风顺的“平道”变成了崎岖的“坡道”，所以，中国经济“这辆车”，不得不从走平顺宽敞的大路的“快速挡”，换到能够走坡道的“爬坡挡”。会开车的人，对这个形象的比喻都能心领神会。“换挡”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路况”变了，从“平道”变成了“坡道”；二是，中国经济这辆“车”很难“换挡”，是“司机”们（指企业经营者）不会操作，还是“车”上本无“变速箱”，所以自然就无法“换挡”？

空口说说“换挡期”，当然不难；识别“平道”变“坡道”，也容易得很；但是，要让“驾车人”承认，“车”上本无“变速箱”，就挺难的了，那是“打脸”的事；至于如何造出“变速箱”，再把中国经济这辆“车”大卸八块，安上一个本该有的“变速箱”，就十分困难了。因为，很多“司机” （企业经营者）不喜欢或没本事走“坡道”，安了“变速箱”，他们就不会“开车”了；更另其担忧的是，在“冰雪溜滑的陡坡”上“开车”，闹得不好还可能“车毁人亡”。总之，经济“换挡”，不仅是个“学问”，还会让不少企业、乃至地方政府难以适应，甚至破产。然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中美经贸谈判的现实表明，“换挡”一事，不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选择了。

二、“平道”和“坡道”，差别何在？

我在去年12月26日登在《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上的文章《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成定势》中提到，到2009年前后，以外商为主的出口创造了持续十年的“出口景气”，但随着成本上升，企业外移，“出口景气”难以为继；此后，政府推动的土木工程投资又“接力”维持了不到十年的“土木工程景气”，而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已接近饱和状态，“土木工程景气”也自然消褪了。

当很多人还沉浸在回味过去20年的经济高增长时，陡然间，中国已不得不对那20年重新审视了：那20年的繁荣，其实不过是在铺设好的一帆风顺的“平道”上奔驰；现在，再如何回想当年的得意，都改变不了走完“平道”后爬不动“陡坡”的困境。我们分别来看看“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下企业的运营方式，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在“出口景气”时代，外商运来了设备，拿来了图纸（机电产品产业）、版样（服装制鞋产业），准备好了订单和原材料、零部件；只要建好厂房、招来工人，加以短期培训，然后加班加点，按照技术要求生产出产品，就可以装上集装箱，送到港口，然后就是出口结汇了。在这个过程中，中方的企业管理人员只要按照国外订单和设计要求，维持设备和工人运转，就实现了制造业增长。但是，这些管理者研究过国外市场变化、产品销路、新产品设计吗？没有，那是外商和国外下订单的公司的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外企的技术和设计被“转移”到了其它中资企业手中，但这不属于研发，而是剽窃。本来，一种新的出口产品，从市场调查到产品设计、应用技术开发、原材料实验、加工工艺研究、成本控制、生产管理，直到产品包装、国外市场营销、售后服务、顾客反馈，是一个很长的作业链，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环节的中国企业，才算是合格的出口导向企业。

中国“出口景气”时代的中方弄潮儿们，他们充其量只是承担了上述作业链当中的成本控制、工厂管理等区区几个环节，剩下的那些事，都由外商或国外客户替他们做完了。所以，他们过去是在别人“铺好”的“平坦大道”上奔驰，走的是别人研发、他们加工的出口“大道”。一旦外商撤了，或者外国订单没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条“平坦大道”不见了，自己其实不足以独立经营出口产业，面前的路变得异常坎坷；这“坡道”何止是陡峭崎岖，同时还“溜滑”，如同冰雪天的上坡路，因为任何不靠抄袭剽窃的自主研发，通常成功率不高于30%，所以，大多数靠真正的研发来寻找国际市场的企业，会从“结冰的陡坡”上滑下来，归于失败。

至于“土木工程景气”带动的企业经营，无非是由政府提出项目并准备好资金，自己找个建筑设计院完成土木工程设计，买来钢筋水泥，招来工人，在工地上按图施工。项目没了，企业也失去了方向。当初提出“一带一路”，其实就包含着为这样的企业找出路的意图。事实上，这样的企业谈不上“换挡”。

三、低素质成长与高素质成长的区别标志：知识产权的收益占多少？

 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年代，其实是在低素质制造业的道路上昂首阔步；所谓的“换挡”，就是要转到发展高素质制造业的道路上去。中国已经不再具备靠低成本劳动力挣幸苦钱的条件了，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而中国的打工人口又正在相对减少，这种情况下，只能靠自主研发，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自主知识产权带来的经济收益。那么，低素质发展和高素质发展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两种素质之间的差别在于，企业自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在企业总资产和利润中占多大比例，比例越大，自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就越大。。

据《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报道，10年前全球企业的净利润中，美国约占25％，而现在这个比例已大幅度上升到39%。其原因是，美国已经形成了由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创造利润的产业结构。通过调查美国企业持有的资产可以看出，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已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了工厂及店铺等有形资产；美国企业无形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已达到26%，是10年前的2倍以上，而日本现在的这个比例还只有6.4%。《日本经济新闻》没有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很可能，最多不过是日本的几分之一而已。

中国现在也十分清楚，靠廉价劳动力赚得的利润只是制造业产业链当中的很小一块。于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去“捞”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就成了获取知识产权收益的“捷径”，这样做，说白了就是硬抢外国企业的利润。但是，指望偷和抢来夺取知识产权收益，早晚一天要碰壁的，于是就有了中美之间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经贸谈判。

四、“换挡”却无“变速箱”？

中国的企业就不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吗？技术的自主研发谈何容易，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提出这个口号，而在于中国的企业是否存在技术研发的原创动力。知识产权收益的唯一可靠来源是产生原创动力的制度；而原创动力的保持，需要创新的敏感度和技术可用性方面的直觉、风险承受力以及创新成果的安全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创新成果的安全性，如果没有保障创新成果安全性的制度，任何创新都可能被其他企业随意剽窃，那么，哪个企业还愿意投入大量研发投资，最后“为他人做嫁衣”？

中国缺的就是保障创新成果安全性的制度；而企业界的常见做法则是剽窃获利。最近有个网上匿名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经济，而是发展的原创驱动力》的文章，其中提到，“现实情况是：手机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袭google、阿里抄袭亚马讯、腾讯抄袭脸书、华为抄袭思科和高通”。这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并没有具体举证。但美国在最近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反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恰恰证明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和美国对此类问题的高度关注。

剽窃其他企业（既包括外国企业，也包括中国企业）的设计、技术、冒用品牌等等，都是侵犯知识产权。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而长期以来，中国连知识产权法庭都没有，只是由经济法庭的不具备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能力的法官代为处理，再加上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偏袒，所以，剽窃之风一直盛行。在这种环境下，就算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自主研发，其创新成果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剽窃行为则因惩罚过轻而屡禁不止。

最近两年中国刚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算是填补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空白。但是，这只是个开头，距离真正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还路途遥远。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涉及各行各业复杂的技术知识，审理这样的案件，哪怕是获得法学和工科双学位的法官，也力所不逮；因此必须要依靠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但通常技术专家又不掌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知识，所以，新设的知识产权法院还需要相当时间来积累办案经验和办案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严惩剽窃的相关规定，由于处罚过轻，所以起不到震慑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不断保持企业创新的原创动力，就是因为它的相关法律能把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罚得几乎倾家荡产，从而基本上保护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能不能顺利“换挡”，绝对不是提个口号就能实现的轻而易举之事；实际上，就算政府和企业想“换挡”，但中国经济这辆“车”实际上一直没有“变速箱”，所谓的“变速箱”，就是把剽窃成风的企业运营变成依靠源源不断的原创动力来经营，这种制度转换，岂是三年五载便能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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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