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12月10日讯】文革之后，邓小平重新掌权，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再瞎折腾，中共就是死路一条。不得已，邓小平只能改革开放，对内允许私营经济，对外拥抱西方资本主义，但这样的做法，实质等于否定了中共灌输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不敢否定社会主义理论，那样，共产党就完全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当然，邓小平自己也没什么理论，只有个“白猫黑猫”论。1978年，改革开放的路线正式确立，却没有任何理论基础，邓小平只能说“摸石头过河”，受中共长期极左思想灌输的中共各级干部，基本一头雾水，也没有动力去跟随。邓小平只能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质是在党内承诺，中共家族先富起来，这样中共的官员们才有了动力。

随后，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后退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存在，似乎就变得合理了。今天，中共编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走到头了。

“姓资姓社”的争论被中止

邓小平直接指挥六四屠杀之后，撤掉了赵紫阳等政治开明的官员，扶持江泽民上位，江不断左转，1990年，中共党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公开争论，左倾言论显然占了上风，改革开放，眼看名存实亡。

1992年，已经卸任的邓小平，只好再次走上前台，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放弃“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看风向变了，马上附和。

很快，中共宣传部门的一干左派人物落马，“姓资姓社”的争论被中止。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终于撇去了理论障碍，港台商人的工厂，纷纷迁入大陆，小商小贩很快活跃了市场，就业人数增加了，收入增加了，生活必需品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中共官员通过贪腐，确实先富起来了。

资本主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资本主义更让中共官员们先致富了，这种致富，是中共官员，利用社会主义的独裁权力，打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幌子，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获得的。

“姓资姓社”被继续搁置

邓小平打开了中共官员的公开贪腐之路。之后的江泽民，更直接提出“闷声发大财”，中共官员纷纷效仿，江泽民凭此笼络了大批官员，掌了权。

在中共治下，从中央到地方，名曰拉动经济，或称集中财力办大事，一个个大规模投资建设项目，争先恐后，越是号称世界先进水平越好，技术等级越高，定价越高，需要的资金越大，贪腐的金额就越多、越快，同时还可捞取政治资本，名利双收。这些项目是否真正需要，是否产生了效益，赔了多少钱，能不能维持，无人关心，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自然是没有好果子吃。

进入WTO后，港台企业和西方外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每个企业都被迫行贿中共的各级官员，以消除不必要的麻烦，大陆的私营企业更不必说。中共各大家族控制的私营公司，不断“蛇吞像”，大肆侵吞国有企业，再不断换名重组，在上海、深圳股市圈钱，再之后，更屡屡到香港和西方国家上市，大圈外汇资产，中国大陆不断出现一个个莫名其妙的大亨，富人榜一再刷新。这些大亨们的企业，是真赚钱，还是做假账，或是吞并了真正的私营产业，甚至只是把银行的钱倒来倒去，都是不能说的禁区，谁说了，弄不好就是杀身之祸。

资本主义带给中共官员巨额的财富，他们又把这些财富转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亲属都取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居留身份或公民身份。中共官员不想再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但中共又需要维系社会主义的幌子，继续独裁的权力，才能不断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获取独占的利益。

既要维系社会主义，又要拥抱资本主义，“姓资姓社”可以不讨论，但两者的矛盾却始终存在。

“姓资姓社”矛盾的显现

胡锦涛接位后，“姓资姓社”仍然不讨论，但矛盾却逐渐显现。

中共要维系社会主义的独裁，就需要控制国内经济中的主要行业，维持国有企业为主，不能私有化，中共不可能让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私营经济只能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内，一旦超过限制，就可能形成中共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这种限制，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种程度，就会丧失内在动力。

胡锦涛在位期间，私营经济的发展，逐渐达到了限制内的饱和，再没有发展空间；大量国企业，放到市场上就会倒闭，只能靠政府订单和不断投资维持，成了无底洞。中共只能继续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同时维持巨额贪腐模式，以维系中共的吏制。过度投资，不但催生了地产泡沫，也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极度失调。到习近平上台后，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美国和西方国家早就看到了巨大风险，一再提醒，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中共当然不会接受。

中共的贪腐，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两级化，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有限，负担高房价后，剩余能支配的收入，仅能支撑有限的消费市场，却撑不起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众多的外资企业，曾经对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抱有无限的希望，事实证明，他们的愿望落空了。技术被迫转移后，大多数外企已经一无所有，再面对美国的高关税，他们已经没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中国。

中共最依赖的是出口，它的逻辑幼稚可笑，认为出口可以持续增长，再严格控制进口，贸易顺差的外汇就可以源源不断。换句话说，长期多卖少买，那就需要美国长期少卖多买，中共又喊着超越美国，假如真超越了美国，出口产品再卖给谁呢？亚洲四小龙当初规模小，靠出口模式增长，短期内还可以，后来也被迫纠正。中共模仿了亚洲四小龙，但想维持的出口规模大得多，严重搅乱了国际贸易秩序，最终导致了美中贸易战。

中共只愿意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但又不肯放弃社会主义的独裁，中国大陆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运作，目前失去了内在发展的活力；在国际贸易上，中共也想搞经济独裁或单边出口经济，不愿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可惜行不通，靠大量补贴催生的出口增长，也已经到顶，陷入了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四处撞墙，“姓资姓社”的矛盾，浮出了水面，不是理论的争辩，而是现实的冲突。

“姓资姓社”矛盾再无法掩盖

中国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出路只有一条，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理论，才能解套。私营经济应该继续大发展，国有经济再大量转化为私营经济，才能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对外国投资的企业同样适用。受法律保护的公平市场竞争，不但可以激发私营企业主不断投资，还可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不是剽窃，更可以带来国民的充分就业和收入大幅提高，拉动消费增长，促使经济的正向循环。

这样再平常不过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却严重冲击了中共的社会主义独裁意识，那将意味着，中共必须放弃独裁的权力，更得放弃贪腐的机会，中共的官员们只能去竞选，中共家族要办企业，只能去市场公平竞争，中共当然不会干。

中共需要经济发展，才能维系独裁权力，但按照社会主义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又一次无路可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呼声逐渐升高。移除中共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逐渐成为共识，中共政府的无能越来越显现出来。

中共害怕了，在党内会议上，亡党危机被屡次提及。中共害怕失去政治地位，于是不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害怕失去经济垄断，于是不断扼杀私营经济，强调国有经济控制；中共害怕颜色革命，于是更加严禁社会不同意见，在党内都不可妄议，只能定于一尊；中共害怕任何一个不利的社会动向，维稳打压和监控不断升级；中共害怕西方国家的批评，经常歇斯底里的回应；中共也害怕港台民众的自由民主意识，传播到大陆，一面拚命渗透搅局，一面拚命造谣，转移视线。

“姓资姓社”的矛盾，中共无法解决，也不敢面对，中共不断向左转，企图极力回避“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共保党保独裁的种种言行，不但无法掩盖“姓资姓社”的矛盾，实质上激化了这个矛盾。

“姓资姓社”又到十字路口

近30年来，没有人再讨论“姓资姓社”了，别说老百姓，中共的各级官员中，也没人再相信所谓的社会主义或者“初级阶段”了。那只不过是中共用来维系独裁权力的一个幌子，什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理论”，都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不过是中共御用文人的文字游戏罢了。假如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今天还有效，这些对中共同样无关紧要。

然而，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共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独裁政权，当然拒绝市场经济，拒绝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拒绝放弃中共家族控制的产业，更拒绝任何不同的意见，特别不能接受政治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走到头了。

中共的独裁政权，再次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扯下社会主义的幌子，剔除共产独裁政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移除中共政权的障碍，中国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全面转型为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14亿人口的中国，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理所当然的，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中心，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到今天，“姓资姓社”不再需要争论了，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选择的十字路口，向后退，或者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继续变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已经行不通，顺理成章的选择就在眼前。

世界上，本就不应该有“姓资姓社”的问题，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一场早晚要收场的闹剧，被社会主义否定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定义，也完全没有意义，人类本就应该活在普世价值中，是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特权，把这一切都扭曲了。抛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红祸，中国人终归要走回正常的社会状态，像正常国家的人们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