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11月09日讯】30年前的重大事件，是一连串现代寓言，展现了选择的意义。

一、东德政府关于“六四”的两份声明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血腥镇压学生运动，震惊世界。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之严厉谴责，而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则称：“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6月8日，东德人民议院发出声明，称北京事件是中国内政，他们坚信，中国会继续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1989年10月7日，在东德40周年国庆活动上，前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向昂纳克提出建议，应当实行改革。他说：“生活会惩罚那些迟到的人。”昂纳克拒绝提议。

10月9日，近7万人在莱比锡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游行，要求自由，示威迅速扩散到东德其它城市。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东德共产党政权被推翻。

1990年6月，新的东德政府通过公开选举的人民议院发表了第二份关于“六四”的声明：“对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声明表示公开道歉，人民议院全体成员，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两德统一后，昂纳克逃亡到苏联，后被引渡回德国受审，被控叛国罪。他虽然避开了终审，却无法洗脱耻辱和罪名。“惩罚”当真应验了。

二、北京-柏林

2019年6月4日，在一次讨论会上，两名前东德“异议人士”讲述了“六四”经历。据德国之声报导，斯蒂芬·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和安德烈·舍恩菲尔德（Andreas Schönfelder）分别谈到，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大多数东德民众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将向何处去，许多人也担心政府会采用“北京模式”镇压民间抗议。他们分析说，东德当局没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多次强调，苏联不会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中共因为镇压而遭到国际孤立，这让经济陷入困境的政府有所顾忌。

当天与会的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认为，中国争取民主的学生鼓舞了东德和东欧：“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1989年，北京被坦克和枪弹染红，盛夏在恐怖中冻结。秋天，东德人民和平地推翻了共产极权的高墙，创造了真实的奇迹。莱比锡大学的校长曾说：“难以置信，没有人被杀，没有人受伤，没有一块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从这里路过洒下了鲜花。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刻。”

一位亲眼目睹柏林墙边狂欢场景的德国作家写道：“就像圣灵降临，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

这一次，希望，从欧洲传向遥远的东方。

三、柏林墙——选择的考题

1. “我们不愿像从前那样活着”

自从两德分离，东部民众一直向往资本主义的西部，因为那里不仅有民主、自由，也拥有着更丰富、繁荣的物质基础。近三百万人从东向西流亡就是最好的证据。东德居民甚至把西德亲戚寄来的香蕉视为珍品。

1989年10月9日，七万莱比锡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几十年未有的大游行。当时，政府要严厉镇压的消息四处流传，人们虽然感到恐惧，可还是决定踏出“安全区”。

市民埃瓦尔德·迪姆一家三口就在游行队伍中，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卡车里待命。他说：“我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如此壮观的场面使我受到鼓舞。我们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说不出是出于喜悦还是害怕。我们不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活着，管它降临到头上的会是什么！”

这次游行是一根导火索，引发了各地的抗议浪潮，群众喊出了“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的口号。11月4日，50万人聚集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东德人民的意志，推倒了柏林墙，也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2. 执政者的决定

面对人民的吼声，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开枪，不管是出于恐惧、权衡还是别的何种理由，这一决定最后导向了和平、统一，戏剧性的变化如水到渠成，令人万般惊讶、又欢欣鼓舞。当年，戈尔巴乔夫选择顺应潮流，不仅促进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从容的位置。

1989年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令人惊讶地在联邦议会上提出《十点计划》，描述了德国统一的步骤，包括立即对东德进行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两德部分政府机构逐步合并、两大阵营裁军等。科尔在位期间，提高了向东德旅游者提供的“欢迎费”，放宽了紧急家庭团聚限制，西德政府向来自东德的逃亡者提供就业、免费职业培训和免费住房等。这些慷慨而人性化的政策，解释了数百万东德人用脚投票的原因。直到今天，东部德国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力等方面均落后于西部，凸显两种体制的本质差异。科尔因其对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做出的贡献获得了非常高的声望。

3. 你无权忽视良心

人人面临选择，军人更无例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道德典故即源于柏林墙边的射杀。不过，事件的真实版本是这样的。

1989年2月6日，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Chris Gueffroy）在翻越柏林墙时被守卫英格·亨里奇（Ingo Heinrich）击毙。亨里奇于1992年1月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他在法庭上称，“我当时是遵循民主德国的法律和指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Theodor Seidel）在宣判时表示：“不是所有合法的事情就是对的。”“在20世纪末，在代表权力机构杀人时，没有人有权忽视自己的良心。”他还说过，开枪的士兵触犯了基本人权，因为被害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想要移民。

良心与命令，这是更加严肃的选题，人间的法庭也无法忽视道德的至高存在。

四、柏林墙的启示

今天，世界正面对中共的挑战。大陆乱象满地、民怨沸腾；香港是抗争的前沿。中共以“第二大经济体”释放威慑，试图推行新的极权监控样板。更多人在呼唤自由，在为自由而奋战。柏林墙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更远一些的预言同样值得重温。

1953年1月1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离职演说中谈到了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人的世界拥有很多资源，貌似强大。但是他们的社会存在致命的缺陷，那是一个无神的、奴隶制的体系；没有自由，没有自愿。铁幕，秘密警察，频繁的清洗，这些都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虚弱的症状——统治者惧怕自己的人民。”

“长远来看，我们的自由社会以及我们的理想的优势，将战胜一个既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的制度。”“不管共产党的统治者们是否会自愿地改变他们的政策，或是变化以其它方式出现——我都深信不疑，变化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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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阻挡自由的隔离带，被催生，又被摧垮。不同的决策和选择，造就了历史的悲剧和喜悦。这其中，蕴含了多少深刻的教训，闪现着希望的启示，今日世界可曾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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