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11月05日讯】中共最近刚开完四中全会。会前海外媒体对此会有诸多猜测，但此会结束后中共公开的消息更扑朔迷离，像“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之类空洞的口号，究竟所言为何？只是新的意识形态宣传，还是为了摆脱现实困境？中共官媒倒是透露了一个新说法，叫“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谋求改善官场行为，似乎就是这次全会为化解官场怠政而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真实意图。
一、中共的正式会议起什么作用？
中共是集权政党，其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不是研讨政策的场所，更不是讨论人事变更的地方。政策制定和人事变更都是最高层事先确定后，拿到会上来举手通过，走一个过场。这些会议的真正功能是让下级表态去落实高层确定了的政策。通常，上层内部确定了政策和人事后才召开正式会议，会议的具体形式是听取报告，分组讨论，领会精神，表态支持。涉及内容分两类，即不对外界公开的议题（如这次会议可能涉及中美经贸谈判、香港问题），以及对社会公开的议题（如这次的官场治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参加过中共十三大，我参加过全国人大1986年的年会。党代会和全国人代会的代表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两种会的操控模式也差不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大会很少安排发言，而分组讨论是必须发言的，因为发言与否是与会者是否顺从的检验，而发言内容则体现了他们政治态度的具体特点。与会人员发言的内容由会议简报组记录整理，然后编印成让代表们阅读的会议简报，目的是使代表们了解，上面的精神应该如何领会。此外，还有一种不对一般代表公开的简报，仅供中共高层阅读，内容是代表们在会场内外的各种正式、私下议论，以便高层随时掌握会议内外的种种动态。
四中全会比中共的党代会和全国人代会规模小得多，但会议控制模式是相同的，在这样的会议上与会者不敢随意讲话，对高层意图只能猜测、顺从，没有插嘴的余地。在严密控制下，基本上不会发生会议失控或代表造反之类的情形。每个代表参加会议，只不过是党内地位的体现，而他们参加会议的具体任务就是用集体的“听招呼”行为完成开会这个仪式。借用每次全国人代会的会前动员会上经常讲的套话，那就是“开好会议”，即老老实实按照指示听会、讨论，别出“么蛾子”。历史上只有一次中央全会的简报运作曾经被公开，即九届二中全会的简报，对社会公开的原因是为了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对中共高层政治感兴趣的人可以通过当年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材料看出这类会议的运作和控制模式。
为什么权力斗争似乎不是此次全会的基调呢？因为权力斗争通常不是中央委员与总书记之间的斗争，而是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在中共内部，下级只敢暗地里发牢骚，至于公开在会场内外串连、然后在会场上向总书记或党主席发难，那不是省部级官员敢做、能够做到的事。高层的权力斗争多半发生在会前，取得某种平衡后才会召开正式会议。
历史上在中央全会期间高层直接就重大事项争论、顶牛，只有一次，那就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前提是党主席华国锋镇不住那些想翻“文革”之案、试图夺权的老干部，这些人对华国锋不买账。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来不在高层的计划之中，当时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和邓小平的部署，原本准备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并没开大会，而是分为8个小组开会讨论。会议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与文革有关的历史问题，其发言通过会议《简报》印发给与会人员，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胡耀邦也在小组会上提出，“文革”期间毛泽东打击老干部的种种冤案需要纠正，引发许多老干部纷纷发言支持。这些老干部的发言冲破了华国锋和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会议就失控了，变成了批判“文革”、“凡是派”和极左思想。随后临时决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改与陈云合作，于是邓、陈得胜，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势。这样的会场上的权力斗争以后好像再未发生过。
二、为什么中共官场出现“囚徒困境”？
此次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背景实际上是中共的政治困境，官方称之为“囚徒困境”。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前些天公开承认官场上“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且强调，这次四中全会要开始破除官场的“囚徒困境”。所谓官场的“囚徒困境”，按照官媒的说法是，表面上每个官员都承认，靠土地财政和银行贷款营造房地产泡沫，难以为继，但每个人又不愿意跳出这个大坑，相反还希望继续从中捞到好处，同时对高层想摆脱这个大坑的意图非常不满。中共官媒把这种局面称为“金融—地产”式“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的代表性例子。其困境的实质是，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群体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理性选择（为了减刑而招供），却往往导致同伙们的罪行暴露无异，方便了司法当局办案；相反，若囚徒们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司法当局便无法获得足够证据来定案，结果此案的嫌犯们均可能轻判；但囚犯们在拘押期间无法沟通，每个人都怀疑同伙会为了减刑而出卖他人，谁不招谁吃亏，结果每个人招供的结果是同伙们都难以掩盖罪行，最后谁也无法逃避与罪行相应的刑责。
目前为什么官场出现“囚徒困境”？从官媒释放的信息看，官员的集体消极抵抗不仅是暗中对反腐不满，现在也表现在经济行政上拆台。由于房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可能诱发金融危机乃至撼动中共政权的地步，中共高层不得不“刹车”，不让各级地方政府再继续玩“土地财政”。于是官员们过去近20年来玩的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GDP、从而达到贪腐和升官的这套官场运作机制遭到了来自高层的狙击。但各级官员们认为，谁退出房地产开发泡沫，谁就可能吃亏，因为别人会继续“玩下去”。
集权体制下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囚徒困境”，只是中共过去没用“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论概念来描述它。毛泽东时代各地响应毛的号召搞“大跃进”，最后导致经济崩溃、饿死数千万人口，即为一例。1996年也发生过一次，那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还是国企，尽管这些企业亏损严重，但各级地方政府依然命令本地银行为亏损企业不断贷款，理由是维护“安定团结”。这样的“安定团结贷款”最后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濒临破产，最后朱镕基发动了国企全盘私有化（其官称是“改制”），让国企干部私吞了大部分国企资产，造就了共产党资本主义。2019年的这次“囚徒困境”与1996年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在各级官员发现，上一次国企干部走出“囚徒困境”时，高层给了他们自肥的机会，而这次的“囚徒困境”却没有“好出路”；相反，他们今后再也没有捞好处的机会了。因此，他们虽不敢公开与高层唱反调，却营造出普遍的怠工惰政现象，同时开始普遍怀念江胡时代。
三、习近平为何关注“国家治理”？
在江胡时代，中共官场的正式运转机制包括几个部分。其一是GDP考核机制，即以GDP增长率衡量官员政绩；其二是个人的条线关系网以及腐败化官员的贿赂晋升机制，从下往上各级官员纷纷寻找“靠山”，行贿换取升官，也行贿保住腐败后的安全；其三是“土地财政”的财富激励机制，这既涉及地方财政敛财的动力，也包括官员个人捞钱的动力。各级官员在这样的运转机制中混得如鱼得水，这就是他们怀念江胡时代的原因。
习近平上台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官员“腐败”、金融业的“金融投机”和各行各业的“房地产炒作”等江胡时代官场通行的运转渠道被逐步关闭。习的动机是改变腐化已到了极致的中共，以延续其时限。但各级官员大多数从来就不认同习的路线，我今年5月1日发表在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上的文章《中共官场新“气象”》曾分析过这一点。以反腐为手段的政治高压虽然令官员们恐惧，但多年来利欲熏心、权欲熏心的官员们从来就不死心，只是高压之下不得不收敛低头而已。
江胡时代的GDP考核机制、个人条线关系网与腐败化官员的晋升机制，以及“土地财政”的财富激励机制已被削弱，今后可能会进一步“打断”，这自然会让官员们暗中的不满日益积累。官媒最近对“金融—地产”式“囚徒困境”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公司，中共高层就等同于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由于对高利润的业务调整，同时得罪了“股东”（各家银行）和“部门经理”（地方官员），于是“股东”们不愿意增加投资，“部门经理”在那里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结果连累得公司业绩连年下降。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规则，那就该由“股东”们集体投票更换“董事长”和“CEO”，但中共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是不能更换的，不仅如此，反腐之后高层的威权已凌驾于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团之上，所以，“股东”和“部门经理”们便只能乖乖听话。
但习近平的困难在于，反腐产生的政治高压并不能解决官场的怠政之习，于是就有了这次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问题。所谓“国家治理”，其实核心是“治理官场”。从来世界各国的官场靠两种治理，一是民主国家的选举、法治和公务员伦理，一是集权国家的政治高压加腐败激励。前一条路，这次中共的四中全会已经完全堵死；后一条路则被习近平堵了一半，即遏制腐败导致官员们失去了激励。中共的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重点放在“新的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上，要“重新建立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僚的考核、激励和晋升机制”，并且为此戴上了“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帽子。
其实，官场出现“囚徒困境”，本身就标志着专制失灵，因为专制虽然可以制造政治压力来迫使官员和民众顺从，但除了毛时代的个人崇拜，没有其它方法可以让官员们产生足够的自我激励，去为集权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别无它求。在集权体制里，驱动官员们的无非是“棍子”和“胡萝卜”，政治高压是“棍子”，腐败激励则是“胡萝卜”。当下的“治理官场”想取消“胡萝卜”，也承诺“棍子”不会整天不停地挥舞，又要“驴子们”不停地努力“拉磨”，人类社会中还从来没出现过如此的“政治现代化”。看来，中共的难题远不是民怨累积那么简单了，“官场治理”难题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集权体系的内在运转机制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而这样的困境将或早或晚表现在经济进一步下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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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