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多年过去,我老了、疲惫了,但这一条街会是我的留恋,
尤其当一条街,愈来愈像一条河的时候。
“重庆”指的是空间。“潮汐”说的是时间。
路宽似海,来回往复。人流、车流,
合力涌动着一股能量,转动街景的变化……
我在台北市重庆南路,接待过几位重庆朋友。有作家、出版社老总与教授。
他们或直接上楼,或我事前接了电话,在楼下候着。两种方式,我都紧张,把能招待来宾的地点、方式,在脑海细细揣摩。“你们等着哪,不好意思。”最惯常让来客等着,我穿越重庆南路到对街购买咖啡或茶饮。
人多,寻常咖啡厅没有完整圆桌;人少、甚至单独来访的,也希望安静地说,会客地点多在放置出版品与杂志的会议室了。有时候招呼不来,我会请总机人员帮忙。她们见多来宾,端茶盘、洗杯子,已是生活日常,是可以依赖的后盾。
我拎着简单的饮品上楼时,来客眼神乍然一亮,仿佛我跋涉千山万水,终得浊酒两坛,我不好意思说“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只能问还对口味吗?来客喝得慎重,把眼珠子喝得闭起来,有的还微微上扬,品酒一般赞扬,只差没有把杯子重重一摊,大声说“好”。
来客多不知道我工作所在的路名,正是“重庆南路”,经我一说,忍不住梭巡门牌,“呀,真的是。”仿佛江湖踏久了,已不知远方映哪一座山、眼前流哪一条河,下榻孤漠的野店,饭食黄昏间,听见邻桌乡音熟悉,禁不住回头探看。有人走出骑楼,仰头打量,千里外的重庆市与重庆南路,可像孪生的兄弟?
不像的。但也不能说不像。
一个名字,确实就是一声呼唤,我们喊着重庆,心头映有重庆的人,一律都会回头。“哎、哎,早上重庆出发,傍晚则到了重庆。”很远很远的,常可以近近地想了起来。这是命名的魔力。
如果经过重庆南路时,是徒步的,且留心每一条相会的街,就会不停回头,武昌、沅陵、开封、汉口……像个魔术,让人很快逛完一小圈中国。有人说了,“台湾同胞念念不忘故土,同胞爱正该如此。”
我不好意思点破他的浪漫。多数不解台北街衢命名的人,也以固守台湾、心怀祖国,来解释这些街名。
重庆南路在清代称“府前街”,日据时代称“本町通”,抗日胜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国民政府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都转了个向。要更名的街道何其多啊。直到一九四七年,才纷纷为失去名字的道路安了身份。
郑定邦是上海来的建筑师,受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直接复制上海街道命名的方式。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借,街道得改名。英、美、法等,没有人愿意失去自己的街名,一条街,成了殖民帝国角力的场域。英国领事麦华陀想出了大家各自退一步、又毫不吃亏的方式,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以中国地名、城市命名。
我好奇郑定邦是纯粹省事,故在台北复制了上海,还是初履台北,乡愁涌动,以街名想念他到不了的街道?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守台湾,住在大陆省分与城市街名交织的城市,是否走进了更深的困局?
还好,这个局已经换了。那个走了几乎半世纪的局。
“我到过重庆的哟。”我跟访客说。二○○六年夏初,我在台北想着我的重庆城。那做为抗日基地,住着不屈不挠中国人的重庆城。它当然不是纪录片里的重庆了,不再有空袭、壕沟、死亡与泪水,也幸好不再有了。重庆依山而建,楼得够高才设有电梯,于是有了专司扛重物的挑夫,帮忙妇女把菜扛上楼。久已不见重庆访客,不知道这个行当可还存在否?
当年,挑夫三、五人,挨着街头,或蹲或倚靠路边的栏杆,叼着烟聊天,颇有魏晋气象,但一有活儿上门,又俐落轻巧。他们着黑色功夫鞋,衬衫撩开,都长得清瘦。
最大的惊奇是在重庆与台湾同胞“相认”。访问团的接待者多台湾同胞联谊会成员,一见面,就兴冲冲说,他们的老家在台中、高雄或台南,他们前年、去年或十年前,曾回过台湾。他们是台湾第二代或第三代,父长不满日本帝国统治,离开台湾,远赴大陆,没料到就此别离家园。有位吴姓女士,祖父于日据时代到大陆行医,台湾光复后,祖父母返归旧籍,父亲却留在重庆。她说重庆市台湾人少,要吃年糕、粽子,都得自己来。
我有一种错觉,觉得我是一阵风、或者一种讯息,当他们靠近了我,也就汲取了他们要的部分。比如说口音、或我衣物上还沾着的台北灰尘。有次到南非,我从牛皮纸袋取出礼物交给华侨,问赵姓女主人纸袋该扔在哪里?她接了过去,谨慎压平轻微的皱褶,郑重收起来。当时我才懂得唐朝王维诗,“寒梅着花未”的愁心与揪心。
我在重庆盘桓四天后,乘游轮下长江。出发前透过安排,与发明鸳鸯火锅料理的何女士,于红崖洞餐聚。餐厅位置高,本可眺望一江好水,那年正逢干旱,长江面色饥黄,汇流的嘉陵江,反倒清冽盛大。何女士说她会在餐厅,目送我们一行人离去,当船远离渡口,我频回头,似乎真见着了一名女士,站立窗后。
那不是一段声音可以穿透的距离。那也不是挥舞着手即能传达离情的距离。但我满足地盛着另一款重庆,没有悲伤,但也不是不悲伤。
到台北市重庆南路访我的大陆朋友,无论来自重庆、深圳或北京都一样,每一位都满满满的行程。我好奇借来行程一览,如果行程是水、旅游天数是岸,他们挤得满满的,就算是长江,也该泛滥了。但不会满的,再怎么满,满不过二十四小时,所以他们匆匆来,只为一见。
我送他们下楼。时间许可时,常取柜台后头的公司名号为背景,合影几张。您站中央,不、不,该是您……然后是总机小姐的微笑,让一切位置静止下来了。
我们回到重庆南路街头。我总是陪着走好一段路才走,他们也总是扬手要我别送。回头见我又跟,“别送、别送,改天上重庆找我。”我止住脚步,看他们走往“武昌”、“开封”与“汉口”,也把他们,种在我的重庆南路上了。◇
——节录自《重庆潮汐》/ 联合文学出版社
(〈文苑〉登稿)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