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9月04日讯】
一
上世记现代物理学最后的一位通才——美藉意大利裔科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在核子物理研究领域乃是堪与爱因斯坦比肩的奠基人，也被诩为自伽利略以来意大利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中国，爱因斯坦早为妇孺皆知的标志性人物，而费米作为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者李政道的导师，其人与贡献却鲜为人知，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有时我突然想到，这是否与费米曾经的一段“叛逃”经历有关？
1938年费米携妻、儿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却与全家人悄悄坐船跨越大西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生涯，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彼岸自由与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上世纪40年代初，在美国以原子弹研制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中，费米以侨民身份忝列主要领袖之一（另一位是奥本海默）。但费米投奔美国之前，即是罗马大学名教授兼意大利皇家科学院院士。
费米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若按现今炎黄子孙的说法，费米的祖国培养了他，也给了他不菲的回报，包括名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费米却背弃了自己祖国。说得准确一点，也许这就是“叛国”。中国作家王蒙认为：祖国就是母亲，母亲即便错打了儿子，儿子也不该记恨他的母亲。更何况费米的祖国母亲，并未打击或迫害过费米。
二
诗人张耳直言指陈：“王蒙是个优秀的奴才”。不过在我看，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也许更确切。回到正题上来：费米为什么要“叛逃”？二战爆发前，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是因为感受到纳粹极权主义制度巨大权力的压迫，不得已逃离美国。这与中国钢琴家傅聪、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叛逃”颇为相似。那么费米究竟为何“叛逃”呢？许多人认为原因在于费米太太萝拉是犹太人，在意大利受迫害无法生存，才迫不得已选择了逃离。此一说法，至今在网上流传，其实纯属牵强附会。墨索里尼政权后期，对犹太人的排斥是受纳粹德国的推动而形成的，这一点在费米太太所着《费米传》中有很清晰的描述。1954年费米因病逝世后不久，费米太太在丈夫生前好友的建议与推动下，写成《费米传》一书。《费米传》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是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3年译本，另一种是大陆何兆武先生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手头的一本即香港版。
《费米传》的文字客观真实，行文质朴而传神。费米太太不懂高能物理，所以凡涉专业的有关陈说，都由费米的朋友审阅后才定稿。通常为自己亲人立传，多有为尊者讳的遗憾，或者干脆欺世盗名、掩蔽事实。但这本《费米传》丝毫看不到对费米的刻意颂扬。事实上费米是世界上稀有的物理学天才，任何人为添加的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 。《费米传》内容显示，在希特勒权势向意大利渗透之前，未见墨索里尼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少女时代的费米太太在与费米第二次见面前，费米太太是这样陈说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家庭：
那时我们一家计划到法国白朗峰沙蒙尼去度夏。我的父母亲之所以决定到国外去玩，是因为当时外汇的汇率很合算。我们领取护照并无困难，父亲是海军军官，很有点儿势力，旅馆房间也订好了，于是便收拾行装。……
同在《费米传》中，费米太太回顾起1938年底，全家人在驶往纽约的轮船上，费米太太当时的思绪是：
……战争终于到来，意大利在最后一瞬间离弃德国而投向西方的一切希望终成泡影。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结合了起来，意大利等于德国的一个省份。但法西斯还在抵抗全盘的纳粹化，保留着自己面目的一部分。德国的占领造成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悲剧，对于意大利的犹太人，这种悲剧尤为迫切而直接。有的犹太人逃入意 大利的山里，有的徒步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比较安全的瑞士集中营。……许多老年人自以为有年龄为保障的，结果都被德国人抓了去，送入苦工营和瓦斯室。
这些是五年后的事。我在离开义意时幸而并没有这种悲剧的预感。……
这表明，在费米全家逃离意大利之前，尽管费米太太是犹太人，但把费米一家“逃离 ”的原因，归结为躲避墨索里尼政权的排犹，其实是捕风捉影。
三
费米的“叛逃”，纯属费米“个人行为”的选择，而决定这种行为选择的，是费米的价值判断。当然，费米也可以在获诺贝尔奖以后，选择继续留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 利、继续留在罗马大学从事核子物理研究，乃至率领他的团队制造出第一个原子弹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然而，费米偏偏作出与此绝然相反的行为选择。什么是个人行为？ 个人行为即个人有目的的活动。上世纪奥地利学派的旗手米塞斯，在其经典名著《人 的行为》中指出：
……行为将意志付诸行动，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力量，是瞄准目标和目的的，是自我对刺激及其环境条件做出的有意义的反应，是一个人为适应决定其生活状态的宇宙所作出的有意识的调整。
美国学者卡拉汉（Gene Callhan）沿米塞斯的思想，将人的行为概括为人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进而作出的行为选择。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则将人的行为解释为：行为人用“应然”（what ought to be）替代“实然”（what is）所作的努力。费米全家告别意大利和罗马大学。次年加盟芝加哥大学，主持代号为“冶金实验室”（实为原子能反应堆）的实验。当然这是费米个人行为的一种选择，是出于一种不满所引起的个人行为。费米的个人行为，取决于费米对两种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与比较。欧洲科学家通常很少与太太谈论政治或社会制度，与中国科学家们政治上老成的夫人们相比，费米太太显然幼稚得多。费米第一次到美国的大学作演讲是1930年，此后又分别在1933、1935、1936、1937年来过美国。费米太太在书中回忆：
每次回去后，他都更喜欢美国，对美国人的了解也更深，同时他也有机会可以从外边来看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这种整体的透视，是在里边的人所看不到的。
每次回去之后，在他未沉浸于工作而忘记一切之前，他总是谈起要移居到美国来，要离独裁而到民主制度下来生活。我却总是反对。
在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前一年，费米太太对丈夫的价值判断有了进一层了解。她指出：
费米对于法西斯的各种花样和标语都不大理会。有一次，他对法西斯所表示的轻蔑颇使我吃惊。那是1937年9月的事情，费米刚从美国回来。和他同行的有出生于瑞士，定居在加里福尼亚，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立克斯‧布洛策。
费米、布洛策和我一起坐我们的车到弗罗伦斯去，这时我们的车已不是小宝轿，而是较为堂皇的奥古斯达了。沿路的法西斯标语虽然还未因希特勒的访问而刷新，但仍然从残旧的农家墙上映射出来，十分耀眼。
我的两位同伴大声地读出了那些标语，并加上他们的评语：
“墨索里尼永远正确；废话！”
“作战是必要的，战胜更必要；废话！”
费米太太由此清晰感觉到费米的“不满”。造成费米“不满”的原因，不是因为住房，不是因为货币收入或名誉、社会地位等原因。追根溯源，费米的“不满”，出于对自己所处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不满，又是费米采取个人行为的动力源——要想改变“不满”状态，唯一出路是靠个人行为的选择。对自由民主社会与极权主义社会两种制度，已形成价值判断并已作出个人行为选择的科学家，当然不止费米一人。在离开罗马启程赴斯德哥尔摩之前，费米和他的朋友们有一次小型聚会，费米太太在书中的回忆流露出淡淡的伤感：
大家都知道这番离别的意义，但都不愿意说出来。这是12年来他们合作的结束。他们这群人都离散了。自从赛格勒于1936年到巴勒谟去，拉赛谛又到美国作较长期的逗留后，在罗马就只剩下了费米和亚玛律第。……到伯克莱加州大学去参加夏季研究会议的赛格勒，在看出意大利演变的趋势后，已决定不再回来，并把他的太太和一岁大的孩子都接了去。
拉赛谛静静地在找欧洲以外的工作，他终于在1939年7月离开意大利，到加拿大魁伯克的拉弗尔大学当物理学教授。……
四
极权主义制度下，统治者宁可置民众生死于不顾，也不会放弃对核武器的研制。这是维护极权制度的重要手段。为此目的，他们需要收买一批科学家，并设法让他们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核武器成功制造的后果，导致极权主义者因看到自己的强大而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并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强行推销极权统治的“正当性”，也使被奴役的民众永无出头之日。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友与附庸的法西斯意大利，倘若二战后期在费米团队的努力下造出原子弹，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此时作为杰出物理学家的费米，大概也难逃为虎作伥的罪行。
对于一个邪恶、强大的极权主义政权而言，个人行为的最优选择就是逃离。林肯说：“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善于选择和善于放弃。”费米的逃离，恰恰是把个人选择与放弃结合起来，由此为人类自由与民主的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无法逃离，起码也不能助纣为虐，从而使极权主义者更加有恃无恐。当然，如果对某种政权或社会制度缺乏明晰的价值判断，也就无法正确作出个人行为的选择。由此看来，费米“叛逃”的行为正当其时，也顺应了天意。任何人只要脑子没进水，都应当为费米的“叛逃”高声喝彩。
永远怀念费米！#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