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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国资本主义下的中国经济成长
大体而言，自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实施“放权让利”政策，与苏联、东欧诸国由共产倒向私产，迄一九八八年成效卓著，而实际主导者是赵紫阳。由中国一九八○年代初期流传甚广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顺口溜，已鲜活反应出赵紫阳在经济事务上的能耐。
（一）赵紫阳担纲中国经改
一九七五年赵紫阳出任中央四川省委书记，中国农村由于文革而民生凋敝，赵紫阳乃“放松”政策，允许农民自行种植经济作物，恢复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推动“包产到户”等改革，农民种粮诱因大增，蜀粮年年丰收。赵紫阳推动农村经改获得中共元老邓小平等人赏识，在一九八○年代出任国务院总理，与同样开明著称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形成在邓小平主导下的“胡赵体制”，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大致上，经改由赵紫阳担纲，他将在四川实施成功的改革开放用于整体经济。
简言之，赵紫阳的改革就是走向“私产体制”，但由公产到私产并非一蹴可及，不论是理论、观念的建立和传布，或是实际上众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拦，都是重大课题，而赵紫阳又只有中学教育程度，且活在共产体制里，更让人怀疑其是否真有能力担任改革的重责大任。不过，如上文所言，由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教授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在全球著名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陪同下和赵紫阳对谈两小时之后的评述，可知赵紫阳的确明白中国经济的情况及如何改进，但在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掌控下却碰到困难，而经济自由化有成效之后，引发对政治自由的需求，终于爆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坦克辗压学生，血流成河，赵紫阳被削权、软禁，中国的民主化功亏一篑，经济改革也受阻，更惨的是，六四镇压引发全球公愤，各国纷纷祭出经济制裁，使原本遭遇改革困顿的中国经济更雪上加霜。不过，当时台湾经济过热，金融资产泡沫，劳力全面短缺，劳工、环保运动蓬勃发展，产业转型急迫，中国提供充沛劳力、土地加上其他政策诱因，于是台商如潮水般流向中国。我在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的〈为一丝希望而写〉这篇文章，这样写着：
“这几年，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都没有；我们步向天堂，我们走向地狱。’时常被朋友们朗诵着。两年前，强人时代结束时，一般人是满怀希望期待最好时代的来临，然而，一晃眼，两年消逝了，我们的社会却变化着令人痛心疾首，投机、贪婪无所不在，治安败坏，暴力事件无日无之。于是，原本意气风发者沉寂了，满怀希望者失望了，自我放逐者增加了，整装出走者也络绎于途了。
记得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香港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张五常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为一丝希望而写’，他是中国实施经改五年之后，当一些实地考察过中国的人士都对其前景极度灰心失意时所写的，他说：‘从悲观的角度看，万事皆休！但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看。……我没理由怀疑中国大陆的主要执政者需要大事改革的诚意，……。但我认为这些执政者过于着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见，对经济体制的运作缺乏认识。我也认为干部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既得权力；在半开放、半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就变成官商。……在这个‘只争朝夕’的时刻，要写一些建设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对开放拍手，见到走向歪路，就站起来大声疾呼。‘不乐观，从何建议？’他又说：‘当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议的会被接受，也绝不相信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可以改进社会。……二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中国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张教授写的是中国，但拿之来看今天的台湾，也同样适用，虽然我不具有张教授那般深厚的经济学理功力，也没有他的远见，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关切之情应该远甚于张教授之于中国的，何况台湾的条件又远优于中国，我当然更加急切的对台湾有所盼望，而‘不乐观，从何建议？’……。
……不可否认的，台湾人民的福祉还是寄托于经济进步，而台湾之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靠的也是经济发展；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还更应是如此。那么，经济发展靠的是什么？是产业的发展和其结构的不断演变，经由生产力的持续提升，人民的就业和所得也都增加了。产业演进虽由农业到工业及服务业，而在比例上服务业终会占上风，但基本的生产事业仍然是灵魂，虽然其产值和就业之比重会随经济的演进而下降，但绝对值还是会持续上升，而且生产方式也由劳动密集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这样子的演进既不会有产业空洞化，也不会有失业的出现。当然，不求上进业者是会被淘汰出局，或是向外移动的。
考诸台湾的发展过程，的确符合此种情况，而迄一九八七年明显出现的‘劳工短缺’及‘外籍劳工’现象，更印证了这种演进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两年来，‘表面上’劳工、环保运动蓬勃发展，自力救济层出不穷，导致社会脱序，加上众多民众追求金钱游戏，人心受到腐蚀，社会风气败坏。此外，更因为海防疏漏导致黑枪泛滥，以及警力素质低落和力量的误用，于是治安快速恶化了。
在人人自危，连一般人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你想，必须投下巨资的业者岂不更为忧心？何况已到必须从事投资回收期较长、风险性较高事业之际，怎能不会踌躇不前呢？这个时候，如果别的地区也开始发展经济，又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时，原先在台湾必须转型的业者哪里不会趋之若鹜呢？事也真巧，这几年世界各地掀起一片开放热潮，所以，在台湾内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配合下，台湾的业者就大批的外流了。”
（二）台商西进填补中国的投资
虽然到中国投资的风险大，但生产成本极低和人力、土地资源的致命吸引力，让台商蜂拥西进，而台湾内部的“产业空洞化”忧虑普遍弥漫。就在外力（特别是台商）挹注下，中国并且拷贝台湾经济奇迹的发展方式，以加工出口特区的方式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快速成长起来。
除了台商大举西进的帮忙外，值得再强调的是，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开始在中国洪传，中国人民争先恐后地学练，数年间人数竟上亿，修炼者凡事向内找并将所从事的工作努力做到最好，实现“真善忍”，化戾气为祥和，也将下岗者所可能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化解。
中国经济成长率造假一直都沸沸扬扬，由“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顺口溜或可见一斑，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全球经济一片凄凉，唯独中国一枝独秀地平均每年维持百分之七的成长率，但Thomas Rawski教授在二○○一年为文质疑。中共官方公布从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的累积实质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五，Rawski认为有高估之嫌，他比较了这段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就业，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的趋势，并参考日本、台湾、韩国，以及中国本身过去发展的模式，认为中国这段期间的实质经济成长率，应该是介于百分之零点四到百分之十一点四之间。其实，中共总理李克强自己就有所谓的“李克强指数”（先是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银行贷款；二○一五年又改为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三项），看来他也并不相信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呢！
关于ＧＤＰ及经济成长率的造假，并非中共独有，英国经济学家黛安‧柯尔（Diane Coyle）在二○一四年出版的《ＧＤＰ的多情简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一书中，一开头〈引言〉就说了个真实故事：二○一○年下半年，安德烈亚斯‧耶奥尔耶欧（Andreas Georgiou）从国际货币基金（ＩＭＦ）和欧盟空降，出任新成立的希腊官方统计局（Elstat）局长，几星期后，他的电子邮件遭到骇客攻击，几个月后，新近遭到裁员的旧统计局理事指控他违反希腊国家利益。检方后来在造成希腊人意见严重分歧的一个案子里，指控他玩忽职守，伪造官方资料等重罪。耶奥尔耶欧的罪名是：试图提出与希腊经济有关的精确统计。特别是在统计官员承政客之命，粉饰统计数字几十年后，他的做法真是可能替自己招来牢狱之灾。这个案子关系重大，因为欧盟是否拨付纾困资金，救援希腊政府，防止希腊经济崩溃，取决于希腊是否达成删减政府支出与借贷的目标。该目标是以预算赤字ＧＤＰ的比率表示。
耶奥尔耶欧获得任命前不久，欧盟执行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希腊已经篡改数字多年。这一年稍早，希腊国家统计服务局（新统计局的前身）局长在多少有点绝望之余，跟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联络，“宣称官方干预数字的提供”。这份报告断定，希腊多次误报统计数字。就是怀疑希腊提供的数字造假，ＩＭＦ和欧盟执委会要借给希腊纾困基金时，才派任耶奥尔耶欧创建新的统计机构，作为条件之一。耶奥尔耶欧遭到背叛国家利益的指控后说：“我因为不做假账，而遭到起诉。”
连希腊这种自由民主先进国都会假造GDP数字，中共这个统计技术落后和后进发展的国家的统计数字之可信度就不用多说了。不过，虽然数字造假严重，但中国经改开小门让经济自由，其经济会快速成长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中国经济成长速度
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共根据“铁饭碗”的原则运作，领导阶层不承诺高成长，就业或机会，而是承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基本需求。集体农场奴工和中央计划便足以履行这些承诺，但也只能如此。稳定是目标，成长只是难以企及的理想。
自一九七八年底开始，邓小平打破“铁饭碗”，以追求成长的经济取代。承诺人民自求多福的机会，不再保证粮食和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当时的经济完全称不上自由市场而且共产党也没放松管制。不过，国内企业和外国买家总算可以利用廉价劳工和进口技术，在种类繁多的可贸易制造业产品上创造比较利益或比较优势。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就这样创造出来，中国的ＧＤＰ从一九七九年的二、六三○亿美元，到一九九○年增为四、○四○亿美元，迄二○○○年再提高为一点二兆美元，到二○一一年更攀升至七点二兆美元，在三十年间增加了二十七倍，以此数字来看，成绩着实十分惊人。依此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强权，也将恢复久远之前的明朝时代之地位。
不过，推论很少能正确指引未来，这样的预测看看听听就好。就各地区的发展经验，从未发展开始，就像从无到有，亦即基期很低，由这种成长过程可以得知，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完全称不上奇迹。如果以像新加坡、台湾和日本采取的合理政策取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可能提前几十年发生。但由一些分析和检验，已让许多人质疑，中国是否能继续以飞快的速度成长。
ＧＤＰ可以化约成平均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力的乘积，其成长（即经济成长）动态过程，很容易随着生产因素的使用和耗竭而改变，不论是变好或变坏。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敎授克鲁曼（Paul Krugman），在一九九四年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亚洲经济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共产国家成长快速系奠基于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增，而非生产力的提升或技术进步。该文因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将趋缓而备受批评，但后来证明是先见之明。
克鲁曼就是以“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增加来促进经济成长”这个根本原则来推论：如果劳动力增加停滞、生产力也维持不变，ＧＤＰ也将不变，经济也就没有成长。劳动力的增加系由人口结构和教育来驱动，而生产力则由资本和技术来驱动。
一九八○年，中国经济拥有充沛的劳动力和外国资金的流入，其结果不难预测。劳动力有赖从提高识字率出发的教育，以及更高阶的科技和职业技术的发展来提升素质。中国在一九八○年的农民超过五亿，农民不可能在一夕之间转为工厂工人，需要住宅和运输基础设施之配合，这需要时间，而这种过程在一九八○年已经启动。
劳工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涌入城市，资本也动员起来，因而劳动生产力提升。资金来自外国私人投资（台商扮要角）、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中国的国内储蓄，资金很快被转成机器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
克鲁曼指出，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因素的投入模式是两面刃。当这些因素很充沛时，成长可能很快，但不足时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当劳动和资本投入减缓时，成长也同步减缓。克鲁曼的分析对学界和政策制订者来说是常识，但美国华尔街的啦啦队和媒体所知不多。那些认定久远的未来仍会快速成长的推测，忽略了生产因素终究会耗费、减缓。
举例来说，五个工人以手工组装产品，可以制造一个特定的产量。如果有五个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加入该工厂工作，并用同样的手工组装技术，那么产量将加倍。若厂商买进机器，以自动组装取代手工组装，而后训练工人操作机器，如果每部机器的产量是手工组装的两倍，而每个工人都有一部机器，产量将再增加一倍。在此例中，工厂的产品量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先是劳动力倍增，而后是自动化生产再增一倍。这不是奇迹，而是简单明了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扩增的过程。
不过，此过程有其极限，到最后，由农村来的新工人将不再有，即使有新工人，利用资本的能力将受到实体或财务上的限制。如果每个工人都有一部机器，而同一时间只能操作一部机器，此时再增加机器也无法增加生产。经济发展比这个例子复杂多多，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成长的过程，但减少投入会导致成长减缓的基本原因，却是无法规避的。
投资银行家瑞卡兹（James Rickards）在二○一四年出版的《下一波全球货币大崩溃》（The Death of Money: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书中，就用这个理论以专章来剖析中国的经济成长。他认为到二○一四年中国经济已到停滞阶段，虽不表示成长会停止，但会减速到一个可以持久稳定的水准。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直到不久前还鼓励堕胎和杀女婴，以致陷入人口陷阱。中国的人口成长从三十五年前开始减缓，影响了现今的成年劳动力比率，如ＩＭＦ的报告所言：“中国正面临人口结构的大转变，将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造成深远影响。在几年内，工作年龄人口将达历史高峰，然后急剧下滑。年龄介于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核心，已开始萎缩。在此情况下，庞大低成本劳工的供应，也就是中国成长模式的主要引擎，将不复见，并可能对中国内外造成极深远的影响。”
当劳动力趋于停滞后，技术将成为推动成长的唯一驱力。美国也面对人口结构的不利情势，主因是出生率下降，但美国劳动力仍以每年百分之一点五的速度增加，部分归功于移民，而且美国有科技优势作为加速成长的潜力。中共虽然模仿既有科技上很成功，但尚未证明有能力发明新技术。劳动力和科技是促进成长的双引擎，在中国都早已开始减速，而且报酬递减也早就出现。
不过，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每年中国经济仍以超过百分之七的速度成长（二０一六年第二季己降至6.7％），应如何解释？除了怀疑数字造假外，瑞卡兹由ＧＤＰ(国内生产毛额)的支出面剖析。根据凯因斯所得恒等式，ＧＤＰ＝Ｃ＋Ｉ＋Ｇ＋Ｘ－Ｍ，Ｃ为消费，Ｉ为投资，Ｇ为政府支出，Ｘ为出口，Ｍ为进口，（Ｘ－Ｍ）即为净出口。一般都由这些因素的变动来看ＧＤＰ的增长。当中国的投入因素报酬递减时，这些因素如何增加？瑞卡兹认为得靠杠杆债务和一点欺骗。
由中国的ＧＤＰ组成因素和美国ＧＤＰ组成因素比较可看出端倪。美国的消费（Ｃ）通常占ＧＤＰ高达百分之七十一，而中国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不及美国的一半；投资（Ｉ）通常占美国ＧＤＰ约百分之十三，而中国则高达百分之四十八；在净出口（Ｘ－Ｍ）方面，其为中国的ＧＤＰ增加约四个百分点，美国恰恰相反，净出口为负值，不但对ＧＤＰ没贡献，反将ＧＤＰ拉低四个百分点。简言之，美国的经济是消费驱动（或者应该说，经济成长大部分作为消费，提升生活福祉），中国则是投资驱动，且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
原本投资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好方法，具有双重效果，一是投资本身就是ＧＤＰ的组成因素，其增加ＧＤＰ也增加，二是投资可提升未来的生产力，当然可促进GDP成长。可是，此种投资驱动得看是自动或是强制性的，也就是得看投资是否真的能提高生产力，或者徒然浪费的不良投资。遗憾的是，中国往往是政府驱动的公共建设或基础建设，或者是盲目的房地产炒作投资，都是耗用或浪费资源。更糟的是，这些投资是靠无法偿付的举债来支应。浪费的资本加上倒债潮，让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即将破灭的大泡沫。
(四)中国的投资陷阱（本段引用瑞卡兹的分析）
瑞卡兹指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不良投资，已在中国文明兴衰史上写下新篇章，新的主题是中国世袭财阀体制的崛起。新财阀不同于旧时代的军阀，但同样都是一心追求私利而无视国家利益。新财阀以贿赂、贪腐和威吓横行无阻，他们是中国成长模式和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毒瘤。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接掌政权后，中国所有企业都归国营，直到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底推行放权让利经改。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国营企业有三种走向，一是被关闭或并入更大的国企以提高效率，二是被私有化，变成上市公司，三是仍然保持国有且愈来愈强大，成为特定部门的国家代表企业。
这些超级国有企业中最知名的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以及中国电信集团。共有超过一百家这种巨大的政府企业，由中共的政府管理，二○一○年，十家最赚钱的国营企业总净利超过五百亿美元，这些超级企业被组成十六个超大计划，以便提升中国的科技和创新，计划范围涵盖宽频无线、石油和天然气探勘，以及大型飞机制造。
不论走向哪条路的国企，贪腐和裙带资本主义存在各个环节。被私有化的国企，其经理人都获得许多好处，包括股票上市前的配股、私有化后担任公司的主管。对仍保持国企的来说，贪腐的机会更直接，董事会成品与服务订单。结果是：一个紧密交织的政府官员、太子党和私有化企业经理人构成的网络，坐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这些菁英变成寄生虫阶级，从原本能健康、正常成长的体制吸取养分以自肥。
寄生虫菁英的兴起和不良投资的盛行息息相关。ＩＭＦ和其他国际机构都呼吁中国经济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但这与菁英的私利冲突，这些菁英偏爱基础建设，改革将阻碍利益流向他们的钢铁、铝和其他重工业。
一些基础建设计划的例子可以证明“浪费”是司空见惯的。南京是中国的大都市，人口近七百万，它是历史上最重要都市之一，是数个朝代和太平天国的首都。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年间也定都于此。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一样，都有污染和成长失控带来的问题，但它的环境相对宜人，有许多公园、博物馆和十九世纪末帝制时代留下来的广阔林荫大道。南京位于北京—上海高速铁路干线上，交通便捷，它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经和教育中心之一。
紧邻南京南方的江宁区，兴建七个新城市，以高速公路和地下捷运系统连结。每个城市都各有摩天高楼群、豪华购物中心、五星级饭店、人造湖、高尔夫球场、休闲中心，以及住宅和科学措施。整个都会群的北边是高铁南京南站，南边有一座新盖机场。访客对计划的规模、已完工阶段的品质，以及计划进行的速度，都赞叹有加，但参访者都感到纳闷，所有壮观的设施里都渺无人迹。省级官员和计划经理人都很乐于陪伴有兴趣的团体参观新城市、解说发展的潜力。一座实验室说是将来中国无线宽频科技未来的希望，另一座摩天大楼被生动地描述为明日中国另类资产管理业的孕育场，另一栋未完成的饭店将可接受世界级会议的订位，全球各地重量级人物将在此发表演说。
不过，参访者一眼望去是绵延数里的泥淖地，处处可见钢筋水泥基座，准备兴建数十座商场、摩天大楼和旅馆。七座新城市的景象已够吓人了，但参访者这才想起，南京只是中国各地兴建这类超大规模城市群的地区之一。中共已在全球博得比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营建专家美誉。
中共高铁南京南站并不空荡，但它同样显示了中共举债发展基础建设的做法。二○○九年，面对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萧条，中共推动四兆人民币（相当于六千亿美元）刺激方案，主要用于基础建设的投资。推行四年后，成果是处处可见像北京—上海高铁和南京南站这样的计划。中共官员反驳产能过剩的批评，他们辩说是为长期发展兴建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即使要花五到十年才能充分利用产能，这种投资也值回票价。这是推托之词。这些建设或建筑就是所谓的“蚊子馆”，绝大多数都荒废掉或利用度极低。
鬼城处处的中国－产能过剩
中国内蒙耗资人民币五十多亿打造的鄂尔多斯，是最知名的鬼城，鄂尔多斯的意思是“众多的宫殿”，它的面积三十二平方公里，花了五年建成，原本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中心，奈何却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见证。宫殿内外只有偶尔出现的孤独行人和扫街的人，看起来就像幻觉之中、恐怖袭击之后的幸存者。没有人住，有的只是沙子，这个鬼城连同中心的成吉思汗广场南端的景观湖，最后恐怕只有被黄沙吞噬的命运。中国特色的高价建筑往往很短命，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不用沙漠吞噬，它自己都会很快消失。
鄂尔多斯在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是全中国第一：每人平均ＧＤＰ曾达一万美元，富裕超过北京和上海。鄂尔多斯老区挤着三十万人，政府手中有了些钱，便开始建新城。为何建造的新城没有人气、没有人住呢？主因是高房价和租金太高的商铺。即便没人，政府仍认为新城康巴甚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十倍于当今规模的新区二期建设早已开始。其实，同样的供给过剩，中国到处都是，北京、上海、沿海、内地，一幢幢商业大楼都空着，全国商品房面积二亿平方公尺，空置率据说高达百分之六十。
鄂尔多斯等的房子没人住，但还继续建，在正常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中国社会是不正常的啰？到底如何不正常呢？房价涨到三、四万人民币／平方公尺，已使房子和普通人民完全无关，连年收入十万人民币水准的家庭都买不起。买得起、愿意买的，多是囤积居奇者，试图以更高价格卖出的人，而买得起的完全是中央权贵阶层的最新特权。
房子卖不掉又不降价，而开发商也不破产，玄机何在呢？不需降价、不需撤资，用的一定是别人的钱，并且是不需特别担心还债的别人的钱。究竟是什么人不怕赔钱，不急着还钱，还拚命加码继续建造呢？一定是把持社会公器，可以从中渔利、任意挥霍的那一帮人。
中共的政治领导人了解中国经济充斥着浪费的基础建设支出，但他们的政策受到许多因素掣肘。这些计划确实能创造短期性就业，没有政治人物愿意采用流失就业的政策，即使它们能带来有利的长期效果，毕竟政治的考量是短期的，因而长期的利益经常被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驱动政策替掌管国有企业的太子党、亲信和党干部带来暴利。建设需要的钢铁、水泥、重机设备、玻璃和铜等。大肆营建对这类材料与设备的生产商有利，他们的利益向来是支持不计成本或需求而进行更多的营建。中共没有节制这类利益或导引投资到更有利方向的市场机制，有的是一个菁英寡头阶级坚持其利益凌驾国家之上。政治菁英挺身对抗经济菁英的能力有限，两类菁英其实交错复杂，他们透过交叉所有权、家庭关系、门面公司和名义股东的方式，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影子金融
中共基础建设的背后，是一个更危险的银行业结构，为过度建设提供融资。中国的银行业只是全局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一个影子银行体系，背负庞大的不良资产和隐藏债务，大到足以危及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导致能震撼全球的金融恐慌。这个体系的透明度低到连中国银行监管当局也不知道风险有多大和多集中，这可能使恐慌一旦发生更难阻止。
中共的影子银行有三个构成要素：一是地方政府债券，二是信托产品，三是财富管理产品。中共的市级和省级政府不能发行债券，但地方政府利用保证、合约和应付账款户等方式来运用财务杠杆，中共的信托产品和财富管理产品是西方结构式金融的变形。中国人的储蓄很高，这是基于理性的考量，因为缺少社会安全网、健保医疗、失能保险和退休收入。过去中国人依赖大家庭和养儿防老，但一胎化政策已侵蚀该社会支柱，现在年老的中国夫妻发现必须自求多福多储蓄。
西方的储蓄者一样，中国人也求高报酬。中共的银行提供极低的利率，这种金融压迫和美国及其他各国的做法很像，使中国的储蓄者很容易被高收益报酬吸引。金融管制让中国人无法购买外国金融商品，而国内股市波动激烈，中共的债券市场又尚未成熟，于是中国储蓄者就受到房地产和结构式金融商品的吸引。
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特别是公寓住宅，但并非每个储蓄者都有条件参与这个市场。银行业者为储蓄者设计信托商品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是共同集资或基金，让众多投资人可以买小单位、集资者再以累积的资金投资在高收益资产。可以想见的是，这些资产包括抵押贷款产品、房地产和公司债。中国的理财产品不受法律规范，因而这些产品就像西方最糟的金融产品。理财产品由银行发售，但相关的资产和债务并不列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而银行业得以宣称财务健全，但实际上它们的财务是建立在倒金字塔式的高风险债务上。投资人受到理财商品高收益率的吸引，他们认为有银行支持，理财商品就像有存款保险一样安全，其实高收益率和本金的保护都是虚幻的。
投资在理财商品的钱被用来融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泡沫，这和信用紧缩措施之前银行业利用资金的方法相同。这些计划创造出的现金流不够用来支付给理财商品投资人的收益。理财商品的到期日往往是短期的，而它们投资的计划却是长期的。结果是资产和负债的不匹配，可能导致投资人在恐慌时拒绝展延到期的理财商品。这就是二○○八年造成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倒闭的原因。
出售理财商品的银行业，因应资产违约和到期日不匹配问题的方法是，发售新理财商品。而后新理财商品被用来以高估的价格收购旧理财的坏资产，以便旧理财商品到期时可被赎回。这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庞氏骗局。据估计，二○一三年存在的理财商品有两万种，远多于二○○七年的七百种，二Ｏ一二年上半年的理财商品销售估计募了近二兆美元。
庞氏骗局的崩溃是迟早的事，而影子银行支撑的中国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泡沫也一样。崩溃将从特定的计划展延失败开始，或与特定计划有关的贪渎被揭露。崩溃的具体触发时机不重要，因为必然会发生，而一旦出现，不靠政府控制或纾困将一发不可收拾。只要一出现崩盘迹象，投资人将大排长龙赎回权证，银行将支付排在最前头的投资人，随着人龙愈来愈长，银行将宣布停止赎回，绝大多数人将空留一文不值的证券，投资人会说银行曾担保可拿回本金，银行则矢口否认。然后银行开始出现挤兑，主管当局宣布关闭部分银行。社会动乱将发生，共产党的梦魇—太平天国或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历史重演，将为时不远矣！
虽然中共庞大的外汇存底和ＩＭＦ金援有可能清理金融烂摊，也可能有足够资源镇压不满，但信心遭受打击将大到无以名状。而且吊诡的是，一旦金融崩溃，储蓄会增加而非减少，因为个人需存更多钱来补损失；股市将重挫，因投资人得变卖流动资产以补现在不流动的理财商品造成的影响。对信心和成长的伤害将不限于中国，还将扩及全球。（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