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8月15日讯】一个没有良好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障公平社会的到来，也会扼杀生产力甚至使社会丧失基本的正义。实际上，经济越是发展物质越是丰富，人们对体制改革的诉求就越是强烈。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停留在原地转圈，而是要迅速建立一个公平民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改革开放关乎子孙后代的福祉，停滞、拖延和回避显然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社会大变革之际，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民众的一些诉求，可惜的是，主动变革的时机已过。当年光绪皇帝要变革，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变革者，废了皇帝。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变革，并且变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远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只是大势已去，变革成为一股潮流，任何被动的变革都难以挽回崩溃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又一场革命到来，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预见性的看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遗憾的是，打江山的那一代未能完成体制改革，也没有建立起良性的上下一致形成共识的社会体制。

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繁荣，取决于长治久安的良好体制。如果继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民众享受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的发展成果，走下去将越来越艰难。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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