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红十字会接手了审查和分派牧师到世贸灾变现场服务的工作。所有感兴趣的各教派神职人员，只要有意愿继续担任志工的，都受邀聚集在纽约圣公会主教区办公室。红十字会规划了好几个工作区域，让牧师们选择自己感受召唤想前往服务的地点——家属中心、圣保罗教堂、万豪饭店、永久或临时停尸间。

我心中毫不怀疑自己属于哪里。我见过的死者遗体比大部分人都来得多，我自忖，举手表示想到灾变现场停尸间服务。我万万没想到，我即将祝福的都是些残骸，而不是遗体。

从我第一次轮值开始，大型黑色尸袋几乎都已改成了小型红色塑胶袋，有时只装了一颗牙齿或者一片人体组织。燃烧了一百天的瓦砾堆已逐渐变成一个越来越干净的坑穴，地狱之火的鼓吹者已被清干净，期盼转换成了决心。

灾变现场四周，商店橱窗闪烁着节庆彩灯，提醒我们生活仍然照旧，即使被死亡浸透。黑暗寒冻的夜晚为那个美得令人心痛的九月天——以及在那之后像把匕首将我穿透的每一个碧蓝天空——提供了慰藉。因此我欢迎雪白冬日的到来。感觉就好像天空排空了它的颜色，以便帮助我们重新来过。

我边走边缩紧下巴抵抗风寒。

“寒冷可以让遗体保存得久一点。”我心想。

这阵子我满脑子就只想着这些。所有一切都和灾变现场、遗体、在这里工作的男男女女脱不了关系。我看了人行道上匆匆来去的一家人不止一眼，心痛地想起我自己的孩子。一小时前我才和他们亲吻道晚安，这时却感觉他们仿佛在另一个世界。

“你非去不可吗，妈咪？”

我的八岁女儿在温暖的被褥中问。我那六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了。

“每次你出去我都好担心，而且圣诞假期还没过，万一你出事怎么办？”

她的眼睛打量着我的脸，露出一种认知到生命无常的早熟表情。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想证明什么？”

我常这么问自己——直到我走进灾变现场。这时我的矛盾和自责消失了。我无法想像自己是唯一有这感觉的人。

我女儿不可思议地把死亡看得很平常，不单是因为九一一，也因为在我们家这话题常被拿出来讨论。从小在一个担任安宁病房牧师的母亲身边成长，她参加过的守灵、见过的遗体，或许比我认识的任何成人都还要多。

然而她也了解，那些死亡大都是疾病造成的，通常是长期罹病而且以老人居多。她能够走向陌生人的棺木，将她的小脑袋放在亡者胸前，用小天使般的美好信念说：

“没事了，你和天使在一起了。”

她说这话时，听起来莫名地真实。

如今她了解，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可能发生在双亲出门上班，或者搭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可能来得毫无道理。

“答应我一定要回来。”

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说。我也很挣扎。身为母亲的我为了必须离开而为难、内疚，然而身为牧师的我却迫切地想要上路。离开家门有时感觉就像撕下一片绷带——道别拖得越久，心就越痛。

孩子们会没事的，我告诉自己。他们会没事的。这是事实，差不多和一首为我抒解离开他们的愧疚感的颂歌一样真实。我试着不断复诵它来让自己相信。我丈夫在家陪他们，万一他们半夜醒来，他可以安慰他们。我离开时没有多回想他的模样。他也一样，只问我是不是又要到市中心去。我看不出他是否为我担心、感觉被遗弃，或者和我的世贸灾变现场生涯渐行渐远。

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分享的东西，一些我感觉他并不希望我拿出来分享的东西，渐渐地我也变得越来越退缩。一部分的我迫切想要拥有他的同理心和支持，能有机会述说我的种种经历，然而另一部分的我也害怕，一旦说出口会被他不情愿聆听的态度所伤。

还有另一部分——或许我们两个都有——则是，拒绝面对我在世贸灾变现场的工作将会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为自己、为我们的关系，以及为孩子们。

我已经相当熟练，一到达灾变现场就把这些念头打包，装进一只干净漂亮的箱子。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在停尸间以外的生活，可以等以后再说。

也许我在哄骗自己：驱使我一次次到这儿来轮值的是服事神的心，而不是某种特殊的私心。也许两者兼有吧！我只知道，接下来八小时我将实实在在活着，我将超越自己作为妻子、母亲的角色，更趋近于一种让人能回想起上帝的怜悯和存在的东西（尽管相当微弱）。

我将寒冷的空气吸入肺里，让安检站的警官扫描我的识别证然后放我通过。身穿迷彩军装的年轻士兵在灾变现场边界内站岗，不时将重心从冰冻的一只脚转移到另一脚。

我无法想像在这样的大冷天里站得笔直，就算穿着沉重的靴子也一样。我总不忘向他们致谢，并且鼓励他们在休息时间多利用圣保罗教堂提供的休憩设施。除了供应食物、热咖啡和温暖的休息空间，教堂也有按摩治疗师、脊椎指压师、浴室，还有宁静。

他们总是微笑、礼貌点头以对，男人外表下的男孩稚气有如底层的闪电隐约可见，突然迸现，马上又消失。

当我继续往停尸间走，一股新伐木材的香气让我放慢脚步、昂起头来。我深吸着，就像闻到苹果派时本能地感到幸福。朝香味的来源转身，我看见为公众设置的一段通往观察台的长长斜坡已经搭建完成，预定三天后开放使用。这也是灾变现场筹备中的四座观察台的第一座，以便让一般市民能够更清楚、没有阻碍地观看这场公共悲剧。

除了来看灾变现场，他们同时也是见证者，能够亲睹这儿进行中的各种工作，以及整个城市展现寻找遗体、收复这块土地的刚毅决心。我了解观察台的设置引起不少争议。有些人表示担心世贸灾变现场将会变成观光景点，但事实上，它已经是了。

这并不表示访客都是抱着窥探或不敬的意图而来，他们就只是很想看看。这跟想要参加守灵的冲动不同，不管是出于对遗属的敬意，或者是为了相信死亡的真实性而必须去看看死者。

如果我没有在这里服务，我也会很想来的。我会被这个充满伤痛的地方吸引，想要来表达敬意并且祷告。

我继续往前走，离开空荡的观察台——到了周日肯定会挤满人群——到达充作停尸间的简朴活动拖车。这里绝不会开放访客进入的。这里是灾变现场的圣器室。

在这个长方形房间的尽头摆着两张不锈钢接收桌。和我们一样，它们耐心等候着下一批残骸被送进来。几名救护技术员坐在折叠椅上轻声谈话，一位看来相当年轻的纽约港务警局的官员倚在墙边，一个坐在小桌子后方的警探伸展着筋骨。

我走进去时，他们全抬起头来，挥手招呼或喃喃说声哈啰。一本巨大的册子摊在桌上，一页接一页登录着无数生命的遗失部位：一只脚、一只手臂、一个乳房、一根骨头，包括部位名称、时间日期和地点。轮值的人换了，字迹也跟着改变。

很显然地，被起出的残骸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这让我想到，这本详列着寻获残骸的册子已成为记录九一一灾后惨况的断肠资料库。

有好一会儿，我站在那里浏览它的内页。整齐的条目无止无尽地延伸下去。我强烈意识到我无法为这些七零八落的生灵做些什么，但想到有人来为他们祈福，多少让我感到宽慰。某个不知名的同事，某个虔诚的人，愿意作为天使的化身，为一个生命作证。捧着这本册子，我知道我同时也捧着我念诵过的祷词。我正捧着我祝福过的那些遗体——我闭上眼睛片刻，让呼吸缓和下来。

当我把册子放回桌上，那名警探打了个哈欠，揉揉疲倦的眼睛。他告诉我这个晚上相当平静，送来的残骸非常少，也因此时间过得特别缓慢。起码我们有个地方可以躲避寒冻。我看了一眼那位港务警局官员，认出他是我曾经在这里见过的人——鲁迪。一个大约二十八岁、长得高大威风的男子。肩膀宽阔，胸膛似乎就要从外套里迸出来。

除了体格壮硕，鲁迪有着亲切迎人的脸庞和笑容；不像拖车里的其他人，他完全没有疲惫不堪的样子。那种强烈对比实在惊人。我很好奇会不会是他的年轻或者光滑的橄榄色肌肤遮掩了他的疲态。我有股直觉，他的精力是源自某种更深层的——属于内在性灵的东西。

第一次在停尸间见到他时，我指着他帽子上的字母，问他是不是宾州来的警官。

“噢，不是。”他大笑着说：“PAPD指的是港口事务警察局。”

我觉得好丢脸。在重建工作的前几周，我越来越习惯在帽子、夹克上看见各式各样的字母组合，因为有太多穿制服的人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帮忙。最常见的缩写是FDNY（纽约消防局）和NYPD（纽约市警局），但还有好多其它的单位。

鲁迪很有耐心地——而且自豪地——解释，港务警局的人员是九一一攻击事件发生后，第一批赶来支援的执法人员。当天他们折损了三十七个人，比任何警局都要来得多。这让我想到他那厚实的肩上不知扛着多少重担——哀伤的重担、存活下去的重担、追忆的重担。

“嗨，鲁迪。”我朝他走过去，说：“宾州还好吧？”

他暖暖笑着，伸出手来。

“嗨，真高兴见到你，牧师。”

从他的强大手劲，我感觉到他的活力——我不禁又想，我背后那本工作日志中不知藏有多少正值青春的男女。这念头沉重得让人无法承受。我问他最近如何，他在现场投注的大量时间都是怎么熬过的。我们一起靠在墙边，不自觉地抵挡着紧压在墙的另一侧的伤痛风暴。

“我忘了上次有没有告诉你，”他轻声说：“有天晚上我在这里值班，有人说他们认为他们似乎找到了一名劫机者的遗骸。”

这话有如音爆轰一声袭来。◇（未完，待续）

——节录自《让光照亮你的心》／联经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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