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6月04日讯】没有婚纱，也没有戒指，在民政部领了结婚证书，双方亲友聚餐，举杯祝贺，就算完成了婚礼。

虽不如第一次来得那么革命，但感到特别亲切、温馨。婚后不久，我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弟妹们都前来祝贺，我和新婚妻子伫立在门前，向来到的妹妹、妹夫、两位弟弟和弟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妹妹和我们夫妇握完手后，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对我说：“三哥，如果你娶的不是她而是那位长尾巴的姑娘，她和我握手又摇着尾巴欢迎我，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去去去！今天是大喜日子，还开这个玩笑。”

我亲自做了丰盛的晚餐：豆瓣鲫鱼、粉蒸牛肉、鱼香肉丝、三杯鸡、糖醋排骨、回锅肉、麻婆豆腐、香菇青菜、沙拉等。大家频频举杯，为我们这两个经历过坎坷，苦难生活的夫妻祝福。大快朵颐后，尽欢而散。

30 改正

1976 年，在胡耀邦的主导下，全国无数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但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待遇不是平反，而是在历次运动中从未听说过的什么改正。这是因为邓大人的一句一言九鼎的名言：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

说得真是轻松，站着腰不疼。所谓的真正的右派，只有章伯钧、罗龙基、储安平，还有北大的学生林希翎等五人不予改正，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扩大化。

五个人所谓的有罪，竟扩大到几十万人，世上哪有这样的扩大？加上亲属几百万人，跟着受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事实上这几位民主人士和北大的学生，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真心希望中共改正错误和缺点的爱国的谏臣。

剧院为右派改正的全院大会上，由当初钦定右派名单的党委书记负责宣布。每当宣读一个定为右派的所谓罪状后，人们竟报以热烈的鼓掌，弄得党委书记既尴尬，又下不来台，因为必需一个一个念完才能下台。

当轮到最后一名右派，念到我的罪行：

“李科林1957年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喉舌，黑板报，提供给剧院其它部门以及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恶毒向党进攻的炮弹和阵地。处分：降两级，留原单位，监督劳动。”

人们听到这一不三不四的所谓罪行，一片哗然，嘘声四起，党委书记一改昔日，颐指气使的威严，赶紧收起文件，紧锁眉头，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同事们都纷纷来和我握手表示庆贺，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一种上当、受骗、被人出卖了的感觉。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反右没有错——这一党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既不认错道歉，又不给予这些蒙冤受屈人们的精神、物质的赔偿。宋庆龄基金会和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曾有意出资赔偿。

据调查，目前全球幸存的右派也只有一万多人了。大多是古稀、耄耋，垂垂老矣。最后一位不予改正，自己也绝不认错的右派——林希翎，也于近日在巴黎含冤含恨而去。

最多二十年，中共的这一块烫手山芋，也会逐渐冷却，以至于被人遗忘，但这一万多的右派，在相继离世后， 必然要去和马克斯、毛泽东算总账，讨还公道。

31　我和中提琴　

我学音乐的历史是“业余／专业／业余”，我的小提琴是在中学时跟一位学过几年琴的同学学的。上大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父亲不准，说音乐那玩意儿是女孩子学的，男孩要学理工，我偏偏不争气，数、理不及格，为了不使父母伤心，我进了农学院。整天和水稻，麦粒，果树打交道，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白天上课以应付考试，晚上就练琴，和赵民礼请教，就这样在大学混了三年半，还有半年，到农场实习后就毕业，拿农学士的文凭了。

这时赵氏夫妇已在北京极力鼓励我来京考艺术剧院，那时我父亲在四川，天高皇帝远，再加上土改后家里由资产阶级一落千丈成了破落的平民了，经济拮据，父亲自顾不暇。我是和同学晚上办夜校，半工半读混了三年半大学的。

我以一个麦苗、韭菜不分的农学院的肄业生，和一个自学了不到八年的业余提琴爱好者的资历，竟然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北京艺术剧院的交响乐团。五七年以前都是拉小提琴，当了右派，不让拉提琴而是叫我打镲，还要打扫院子和厕所。

文化大革命，江青说，中国没有歌剧，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要撤销歌剧院，由于我们剧院有很多老演员都是延安鲁艺，东北歌剧院的老革命，以及美国、苏联留学归国的歌唱家（如张权等），人才济济。我们全体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咸水沽，由部队带领我们劳动改造。

林彪的事出来后，大家都纷纷回北京，领导不让我回去并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看好大家的乐器和行李，二是看守期间改学中提琴，因为拉中提琴的人手少。

看守对我来说没问题，我单身一人北京也没什么牵挂的事，可改中提琴却让我苦恼不堪。我的手很小，拉小提琴高难度的八度都很勉强，十度就根本不可能。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号，手指就更够不着了，谱号和指法，和小提琴也完全不同。

领导根本不考虑你的条件，也不和你商量，这是命令！只得老老实实的练吧！

我每天除了做两顿饭，日日夜夜地练，中音谱表也逐渐熟悉了。这样苦练了三个月，剧院派车来拉行李、乐器，我也随车回到了北京。不久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所谓政策，领导将我安排担任中提琴首席，任务就是带领中提琴全体演奏员按指挥的要求分声部练习，统一弓法、指法等等技术上的问题。

劳动改造了十几年，一旦恢复了工作，又委以重任，因此竞竞业业，认真负责，颇得领导和指挥的赞许。

一次，我们乐团接受了一项重要的国事任务，为一位小提琴家出国参加比赛伴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其中有一段是中提琴与独奏者的合奏，指挥让我好好练练。这是要录下音出国参加比赛的重要任务，我当然下功夫日夜地练。

练好以后我请指挥先听一听，提些意见和要求，指挥听了，很满意，说没问题。当独奏家来了，排练时，拉到这一段我们一起合奏的段落时，我的手不由自主的抖起来，指挥说，你在下面拉的不是很好吗？不要紧张，没事，再试试。

反复试了两三遍，我还是无法控制我的手， 我说很抱歉！我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请让坐在我旁边的小朱来演奏这一段吧！

原来我有一种预感，我肯定会紧张，我同时也将谱子给了小朱练，他刚从音乐学院毕业，拉这 一段毫无问题。不过既然指挥已听过我拉，我想自己也不妨试试，也许能通过呢！结果不出我所料失败了。

这件丢人现眼的事过后，指挥和很多关心我的同事都来找我，建议我去看看医生、针灸或按摩，我谢谢他们的关懐。但我独自一人静下来后，思前思后，我认为医生也治不了我这个病。

无论是五七年右派挨批挨斗，还是文化大革命挨批斗，都是在一大群人的众目睽睽下，又是喊声又是拳头。现在一切都变了，悠扬的乐声代替了喊声，整齐划一、上下移动的弓法，代替了上下一致高举的拳头。但人群还是那些曾经高喊打倒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李科林的人。

现在我又是在这群人的众目睽睽下，不是低头交代反党罪行，而是仰头演奏世界名曲，怎么我也转不过弯来，我不是理直气壮地，而是诚惶诚恐地在继续用音符来交代我的问题！

我心里并没有这么想，但下意识里，却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在说：

“你不要以为摘了帽子就完事大吉，帽子在群众手里，如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带上！”

这件事后，我已接近退休年龄，我向领导和指挥提出为了让年青人早日接替我的位子，中提琴首席由小朱担任，我坐在他旁边，有什么问题和他一起商量。

领导先是挽留，对我这种让贤的高姿态表示赞许，以后就作出决定了。乐队的坐位前后、里外，都表示某个演奏员的资历、修养、技术高低。音乐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技巧不错，独奏也不错，但跟随指挥、与其它声部的配合、伴奏歌剧的经验不足，因此指挥都喜欢用老演奏员。

我这一让位，还在整个歌剧院传为美谈，都说李某，经过改造，不争名夺利，不为自己而多为年青人前途考虑。我听了这些赞美之声，真是感到欲哭无泪，你们那里了解我内心的痛苦，和无助，这顶右派的帽子是摘了，可是政治斗争、挨批斗的紧箍咒，还阴魂不散，时刻都伴随着我。

譬如现在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子，或重重的敲门，我都会心跳、心悸，因为红卫兵就是那样一边重重的敲门、一边高喊我的名字：李科林！出来劳动！因此我认为我得的是一种医学病例上也找不出来的我称之为：政治运动挨批斗惊恐后遗症。（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