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6月03日讯】来自上海、现为香港中大社会学系讲师的黎明，2009年首次和同学参加维园六四晚会时，深惧被“被拍到、被认出”，戴着口罩、夹杂在同学中间，但如今的她将昂首挺胸第九年出席六四晚会。

香港《明报》6月2日刊发对中大讲师黎明的专访文章，讲述了黎明到香港后，是如何摆脱对中共的恐惧，及自己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

中共1989年6月在天安门屠杀爱国学生时，黎明只有4岁，有亲人参与过上海的学运，“家人评价那亲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们对六四的印象是负面的，这是我对六四的第一印象。”

在她成长阶段，家中、校内无人提起六四事件，逐渐明白六四是忌讳︰“大家不想讨论，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已经否定了。”

2007年，她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身处较自由的环境后，她与大陆同学一样，也慢慢敢于触碰六四忌讳。

她说，“有比我年长、来自北京的同学对六四有印象，他说当时北京民众热情，全民都投入运动”，然而，“只是一夜之间，没人敢再提，对于经历过的人，他们知道，政府曾经真的辗压过，记忆上有恐惧，身为内地生，很难摆脱。”

到2009年的六四20周年，香港社会铺天盖地宣传六四，当时在中大读书的黎明，也受到香港同学的邀请一同出席维园烛光晚会。

“当时仍维持旧有思想，很挣扎、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担心被人‘洗脑’”。想起还是心有余悸，可幸身边有同学保护，让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独自一人落单遭认出，穿过人群、坐下，她却仍是忐忑不安，宛如惊弓之鸟。

当台上喊“结束一党专政”，她就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喊；当台上喊到“建设民主中国”，她就想这个似乎可以跟着喊；当台上再喊“追究屠城责任”，她就又想“算不算屠城呢？”。总之，她回忆到，当时有“很多这些反应”。

2010年六四时，她再次参加维园集会，当时“被传媒拍到一个镜头，出镜了两秒，很怕很怕，怎么办？”但自此以后，黎明风雨无阻，每年坚持出席维园集会。

2014年雨伞运动时，黎明第一次在facebook上发帖文支持学生，首次公开自己的政治取态。“那是一种释怀，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态，但这行动改变了我。”

去年中大的民主墙风波时，她再次勇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踏出一步后，我回头看，意识到恐惧对我的控制如此强大，恐惧是政权的控制手段，令人不敢向错的政策、措施发表相反言论，我已踏出一步，为何又要让恐惧进入意识，监察自己的思想、言行？”

黎明告诉明报，她的家人、父母都在内地，民主墙事件后，父亲遭有关单位“请喝茶”，却无阻她继续发声。

她说：“很多人问我怕不怕被人打压，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你认为这是对的就应该讲……当所有人都不怕，到实践理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需要怕……没有恐惧，才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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