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6月28日讯】编者按：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是伴随着朝鲜战争、镇压反革命同时进行的，号称“三大运动”。土改运动是在农村杀害精英，200万乡绅地主被野蛮批斗、酷刑致死，镇反运动则是在城市、乡野同时大开杀戒，屠杀对中共不满的民众及国民党旧部与国民政府人员，约500万国民党被清算，100万国民党被成批处决。与此同时，中共邪灵嗜血屠杀的癖好以战争的方式延伸到朝鲜半岛，100万中国青年惨死炮火之下。中共在窃取政权后的两三年内，使800万人无辜被镇压、半数丧命。专政喧嚣与红色血腥笼罩大江南北、鸭绿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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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后，一路靠革命暴力起家的新生红色政权尚不稳固，土改运动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国内民众普遍的恐慌，“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1]

因中共暴虐和非法攫取政权，给社会带来极大混乱状态，国民心态复杂。兰州市民众传言毛泽东打算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群众游行，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口号。北京和全国各地均发生反共运动。毛泽东借助土改杀人和朝鲜战争疯狂的势头，于1950年10月10日全面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人立威，巩固红色政权。

土改运动初期，毛泽东谨慎“镇反”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刘少奇接连指示华东军区、铁道部、公安部等各地各部门严厉“镇反”。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和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的情况，并推动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但毛泽东并没有做出相应指示。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上，毛泽东解释说，土改涉及3亿1千万人口，面临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敌人够大够多。同时担心民族资产阶级、失业的知识分子、工人、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对中共不满。出于统战和拉拢人心的需要，在土改初期，毛反而强调不要树敌太多，不要四面出击。

因此，在1950年土改初期，各地行动缓慢，处于绥靖状态。在华南的广东，因为当地侨民较多，叶剑英、方方根据这一情况提出“宁慢勿乱”，广东省制定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没有按照北方的暴力路线走，主张温和、有限地批斗、剥夺地主权利，但要给活路。华南局的广东、广西、福建温和土改后被毛泽东贬斥为“三只小乌龟”。

另一方面，中共的暴力土改，遭到了地方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据统计，1949年前后将近十年间，各地反抗土改的武装力量达近300万人，其中包括还乡团。

用土改的方式杀人，中共在农村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如何把城市也包含进来搞，毛泽东仍在谋算中。早在1948年9月，毛强调进城后要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毛不是不大张旗鼓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寻找时机，各个击破。

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土改和镇反

1950年10月8日中共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土改由缓改急，镇反全面推进。毛泽东当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清楚地解释说，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编者：指的是通过土改敛财），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

在中共邪灵眼里，土改、镇反和战争性质是一样的，方式也必须是一样的。

10月10日毛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彭真密谈，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2]

毛的指示不是杀几个反革命分子就完事了，而是要掀起血雨腥风的群众运动，“双十”指示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其做法就是杀、关、管，公开判决，高调宣传。”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庐山会议上这个数字被提升为10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

与镇反运动如出一辙，毛泽东要求土改要采用暴风骤雨的方式。毛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3]

刘少奇说过 ，“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当然我们不是搞算术，但是一百个地主，一个都不杀就要犯错误。”[4] 1950年10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

土改在农村杀地主，镇反在城乡杀反革命

毛泽东习惯于“算大帐”，1947年毛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文中说，“中国农村约占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到80%的土地。”这个没有经过论证的“大帐”变成了日后地主富农被残酷迫害的“皇谕”。中共的《土地法》说：“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但在运动中，有点田地的佃户都会被打成地主枪毙。

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西北、华北、华南、华东等局土改非常过火。中南局走得更远，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被划出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占总户数的32.2%。他们被扫地出门，迫使全家外出讨饭求生。汉川县两个区三个多月有68人自杀身亡，全县土改杀了数百“地富分子”。

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象。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一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5]

光在农村杀地主是不够的，中共要城乡并狂，才能杀人立威。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有意放宽对反革命罪的解释，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大杀几批“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对上海“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的计划不满意，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杀人太少，应多杀。”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在4月27日上海当局出动3.5万名军警、干部及工农、学生组成4445个行动小组，实行全市性大逮捕，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6月15日一天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自“双十指示”发出至1951年10月的一年间，“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决死刑2546名。”[6]

1951年4月30日，上海枪毙285人。镇反行刑现场，不能不提的是一桩灭门惨案。被处决者是父陈小毛、母张金庭及其子陈磊一家两代三口。三人被反缚双手，单独跪成一排从左到右，头顶上高插着特写“死刑标”，依次是：父 “特务、汉奸、恶霸”，妻“特务帮凶”，子 “特务、汉奸”。[7] 从抓捕到行刑，不过三天。《左传》记载：“赏以冬夏，刑以秋冬”，即秋后问斩，中共在阳春季节大开杀戒，而且是三口灭门，唯一的目的就是制造红色恐怖，大逆天道。

土改是按比例斗、杀，镇反是突破比例杀人

关于土改，毛有过一个说法是，中国农村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要杀100万，关100万，管制200万。有学者统计，土改实际杀了200万，美国学者则统计为450万人。除被杀之外，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粗略算，土改斗、杀人数在600万—900万之间。

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后缩小到3%，这个数字换算成人口数就是1000万左右，和上述的粗略数大致相仿。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指示一次次突破杀人的比例。

1950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镇反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8] 毛泽东后来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9]

毛泽东的直接鼓动，使得各地主动要求突破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千分之三的杀人指标。1951年5月初，两广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一个月即处决10,488人。中南地区5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五。

安徽省桐城县公安局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后全部退回不批。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便习惯性地认为地委批复同意，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有11个人完全无辜，应立即释放。

作家铁流描述了他年轻时亲身经历的镇反抓捕现场：“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着一副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10]

中共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的杀人，基本上是按照极权领导者的口谕或是秘密文件进行的。基本没有法治程序。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庭，群众的口号就是证词，乱打滥杀。镇反时期，党内文件就是最有权威的刑事立法，在镇反运动第一阶段的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间，中共中央对镇反就做了179次书面指示和批示。

抗日将领惨遭镇压

最令人痛心的是，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曾经的抗日中流砥柱，没有死在日本人的炮火中，投诚中共后，却在中共镇反运动中惨遭杀害。他们中包括辛亥革命元老何海清上将、宋鹤庚上将、夏之时上将、邓玉麟上将。

1950年3月，镇反运动压境湘西，47军做出杀一万人的预算，毛泽东肯定湘西的做法，并将其作为各地镇反的样板推广。各地接到指示，迅速升级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的屠杀。

1949年10月，中共湘西军区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对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及其他投诚人员实施“教育改造”。镇反运动来了，“和平军官训练班”投诚人员基本杀光，剩下的数千投诚国民党军人，按照中共内部既定的处置办法，送去了朝鲜战场充当炮灰。1978年，胡耀邦“平反”了“和平军官训练班”镇反运动中的被处置人员。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在下面只将共党自己公布的两套数字给你。第一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与1950年10月1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分子’为数达119万人；第二套数字，系从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等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在1951年2月与1952年2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383万人。”[11]

结语

世界上其它政党为了夺取政权而杀人，中共却是为了杀人而建政。不断变换杀人借口，强化红色恐怖，前三十年基本是运动式杀人，公开杀、大规模杀，蛊惑群众参与和围观，把恐怖融到被害者的血液里，把惨无人道树立成“政治正确”加以膜拜，使无法无天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世道人情的常态，为中共邪灵破坏传统文化与道德做足了血腥的准备。#

资料来源：

[1]凡歌：《建国初惩治造谣传谣：镇反运动肉体消灭》

[2]胡平：《镇反运动小议》，阿波罗网，2017年09月25日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编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问题文件选编》，1958年12月版

[5]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40章——土改运动

[6]山西《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

[7]《上海公安画报》，1951年第2期

[8]纪彭：《建国初大镇反：各地需完成杀人指标》

[9]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10]铁流：《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新世纪》

[11]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39章——镇反运动

责任编辑：李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