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5月16日讯】

(代序)

前言

一，作者的写作动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
二，作者批判低级浅陋的“唯物论”和不分善恶的“辩证论”
三，作者批判反社会的伪“科学社会主义”和反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
四，作者批判“一分为二”，主张“一分为三”
五，作者批判“阶级，立场，斗争，革命和专政”的恶论
六，作者论“中华文化与人类理想社会形式的天然联系”
——兼评“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结语

正文：

前 言

我知道“李后主”这个名字，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从他的名字到他写的那些“江湖”故事，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虽然我也看得出来，作者是一个颇具知识和才气的年轻人。后来，在我迁居三藩市的两年里，我居然有幸见到了他，那时他在一家电台做编辑，我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做“惠虎宇”——一个不凡的姓名。相遇时他叫我辛老师，说在国内时就认真读过我那本“禁书”了，而且很“粉丝”。他对我很热情，也很尊重，人看上去既年轻，又很有几分书生气，恍惚之间，我对他的印象似已改变了不少。后来，他和我又巧遇过几次，还偶通电话，短信，才知道他原来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哲学教师——这一次我倒真是有些诧异了。他的文质彬彬的外表，似乎因“大学哲学教师”这个衔头，突然使我怀疑起自己早先对他文章的感觉是不是有些问题。中国人喜欢“文如其人”这句话，可是，我早先印象里的“李后主”和当时眼前的“惠虎宇”，便有些对不上号，我心里又有些迷惑，以至我已经很难将这个年轻人的完整形象“统一”到我心里来。

过了不久，我又从西边迁回了东边，没有再回到热闹的纽约，却在华盛顿的乡下安顿下来，只想埋头写书，不再开门待客。然而，似乎没有多久，就接到了惠先生寄给我的一部题目很奇异的书稿。他希望我能够看一看，并说他写这本书曾受到过我的一些启发，如果认为可以，希望我给他写篇序，我感到不太好拒绝他。但我虽然答应了，也只稍稍看了一下他这本书的简单介绍，特别是章节的标题，因觉得又有些“江湖气”，再加上太忙，台湾一位学者请我写的序还没有动笔，便将他的书稿搁了许久，准备他催我时，再为他“敷衍成篇”。可是，我又是一个认真的人，真要写，我还是要下功夫将作者的书读个“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以后才会写，这样才觉得自己对朋友尽了责任。这也是我绝不轻易为人写序或写评论的原因。如此拖了很久，在我已经深感歉意的时候，我决定认真地拜读它一遍。谁想这一“认真”，却让我马上对惠先生“另眼相看”起来。我没有料到，他这本书的内容居然是这样的坚实，竟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彩，随处可见哲学的“洞见”，而且在哲学理论上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为了自己民族的前途，而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犀利批判，还有批判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竟突然让我感慨起来：真是“不识后主真面目，而今方知惠虎宇”！

我承认，我不得不读了两遍，还做了些笔记。

我还必须承认，本人不是哲学专业出身，更不是一位哲学研究的行家，虽然五十年来，曾“四习哲学”，也只是凑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中西哲学知识而已。多年前，我为自学成才的中年哲学家黄鹤升先生的那本杰出的哲学专著写序时，就已经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而今，面对着这个过去我还看不上眼的“李后主”，和今日令我大为惊奇的“惠虎宇”，却要为他写序，我倒真地要“考察一下自己的资格”了。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下来，也只好勉为其难。谁让我一口就答应了他呢？

一，作者的写作动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作者在他要写一本书时，竟然是没有任何写作动机的。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英比说，“任何一部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其实也就是在说，“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存在着写作的现实动机”。换言之则是：“没有对现实的了解和看法，甚至是期望和追求，是很难动心去写作一部叙述历史的书的”。对此，似乎无需证明，因为人皆是之。且不说我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现实动机了，2003－2005年，我先后应邀在美加地区和英国三大名校作“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系列讲演，其意虽在“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的痛心历史，但是，其动机却是希望当代的中国年轻人“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这就是我的讲演动机和讲演行为的统一。当然，我做这样一个讲演，其内容和精神，主要是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来诉说和论证西方“没落之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可怕危害，而不是就马克思主义之反动哲学本身来予以批判。因此，严格地说，我的批判，仅是历史的，民族的，而不是哲学的。

其后，我虽然曾多次想到，要是哪一位专修哲学的方家能够在哲学上将马克思主义批判“到位”，那该有多好！但是我知道，即使是那些在中国的大学里曾学习、研究和执教哲学者，甚至是在中国学完了哲学专业的课程，再到欧美来继续学习或进修西方哲学史的“人才”，都是很难做到的，事实尽是如此。诚如我的老师，武汉大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安长春教授对我说的那样：“你完成了一件大事，而且完成得很好。这是我们这些学历史和教历史的人所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我们被陷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里是跳不出来的。”而惠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话，就更加地彻底和深切了。他说：“笔者当时是中国大陆高校的一名哲学教师，深知中共党文化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深最广的就是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所谓理论，这些理论从小学开始，就被有意识的拿到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灌输，一直要被灌输到博士阶段。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其立场、视角、观点都来自马列主义，早已偏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像。”

我想，这应该是惠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因为，惠先生还继续在书中说道：“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中共以暴力恐怖方式制造出马列主义一统江湖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马列主义的‘思想殖民地’；当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它所形成的所谓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全面取代了中华传统文化时，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国已经处于5000年来的第一次亡国状态；从民族属性上来看，被马列主义洗脑的中华儿女已经蜕变成为马列子孙。”

这是何等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它，被惠先生感受到了，思考到了，也勇敢地抓住了！因而他要写作这部哲学著作的根本动机，就是他感受到了“民族危机”对他这样一位中华儿女的深重压迫。没有这种深重的压迫感，也就不可能使他成为一个中共哲学教育的背叛者，更不可能使他成为一名敢于向中共革命和专政之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予以哲学“投枪”的勇士。依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当魔教创建的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信仰、道德、理性和常识进行全面摧毁时，正视它、面对它、认识它、破解它，也是我辈恢复理性、践行仁义、重建道德勇气的一条必经之路。”

好在年轻的惠先生不仅有着西方哲学的系统知识和扎实根基，而且深爱中华文化，深研中国古典哲学，这就为他写作这本书，构建了必须的“底盘”。

我多年的愿望应该可以实现了。

二，作者批判低级浅陋的“唯物论”和不分善恶的“辩证论”

诚如作者在本章中开篇所言：“……茫茫宇宙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注释1））是物质，还是精神？或者是精神和物质的“同一”？或者是物质和精神这“二元”？

显然，作者是一位“物质和精神”的“同一”论者，因为中华古代“天人合一”的一元文化给了他哲学思考的底气。所以，他在批判马列主义的“唯物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低级的，而且是浅陋的。

因为唯物论，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受物质支配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它之所以“低级”，是因为它不仅背离了西方哲学发展前两阶段，即“朴素的生命科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相继对于“宇宙本体论”由浅入深的二元式探讨，而且武断地写下了这样一个公式：“宇宙就是物质，物质就是宇宙”。将“世界统一于物质”，从而将宇宙和世界认定为：“……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仅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如此，马列主义的唯物论，既轻而易举地取消了对“宇宙本体”的应有探索和艰难探寻，又将西方哲学历久弥新的“认识论”，降低到了“只能对宇宙物质进行复写，摄影和反映”的低级标准。于是，“宇宙本体论”不见了，“天人关系”消失了，“灵肉关系”不存在了，认识论被简单化到了极端，科学的研究和论证都不需要了。人在宇宙的面前，其意识，精神，认识能力，甚至是想像力，均降低到了不能再低下的地步，直至荡然无存。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要嘲弄西方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却要“改变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被这一群“无知者”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作者说的好：“马列主义只能以自创的简单粗糙的认识论来代替历史上复杂的本体论探索……我也给马列主义划个流派吧，就叫‘兽类性转向’，意思是说马列主义把人类向高级生命（神）学习的正常历史规律全部否定掉，教导人类转而向禽兽学习，学习丛林法则，学习你死我活般的对立斗争，学习只注重物质需求的生理性生活，并且不满足于动物只会适应自然的低级属性，而要改造自然战天斗地。如此一来，马列主义相当于要毁灭人性与人类而创造一个新的物种——改造自然的‘高级野兽’，这不就是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定义吗！”作者的话是尖刻的，是否有“神”我们也不予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却证明了他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浅陋的话，准确而无误。更何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里，更是彻底地废弃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研究重心——“伦理学”——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理论。而不讲伦理，不要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逼迫人向兽类转化”的浅陋学术，又是什么？

作者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个极其低级浅陋的理论基础之后，就立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因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才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基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大厦”，均由此而来。但由于他的理论墙基“唯物论”已然如此的低级和浅陋，因此，即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全盘抄袭了“辩证法”，甚至篡改了辩证法的某些“要害”，那也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将会是何等地荒谬不经。

然而，凡熟悉黑格尔哲学的人，都不会不了解“绝对精神”，“对立统一”和“层次演化”等这样一些著名的哲学概念。“绝对精神”揭示了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对立统一”指出了宇宙间事物“既对立，统一，又互相转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层次演化”说明了事物在不同阶段所表现的暂时状态里，同样显示着它的“整体本质”……。但从未有过的是，作者正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这些理论特征出发，从欧洲经过十七、十八世界的“哲学自由化”，即“冲破神学，回归哲学”的思想历程着眼，前所未有地认识到，正是黑格尔才最后地将西方历史上的“二元”哲学，即“或偏重于精神，或偏重于物质”的二元思维发展、辩论、甚至是对立，推向了向宇宙思维“一元化”的发展，并且，特别使他激动的是，这个在西方姗姗来迟的“一元化”哲学景观，恰恰又是对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万物皆灵”和“人为万物之灵”等哲学观念的“同一”。作者的发现该是何等地令人赞赏。

我想说明的是，本人在对西方历史，文化史，特别是宗教史的研究中，也确切地认为，西方的哲学发展，虽然始于古希腊后期，但是，正是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起，特别是历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三大哲学巨臂”之后，西方的哲学，如同他的宗教文化发展一样，实际上走的都是一条漫长的歧途。在这条漫长的歧途上，宗教神学脱离了古希腊前期的本真阶段；古典哲学与古代宗教的关系，先则难解难分，混而合之，到了中古，则干脆让“哲学做了神学的俾女”；直到中世纪末，文艺复兴终于从西方中世纪文化发展的绝境中，为西方文化打开了一条活路；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更是在“反教会，不反基督”的艰难奋斗中，开启了宗教向古希腊前期质朴美好之宗教状态的回归和重新发展；而科学研究也终于结束了它那漫长的停滞状态，从此开始蒸蒸日上，屡获成功。至於哲学，不仅从神学里解放出来，而且如作者所言，也终于从两千年纠缠不已的“二元思维”中慢慢获得解脱，开始向着“物我为一”的“一元思维”走来。到了黑格尔，则不仅提出了完整高明的“一元思维”理论，将物质和精神同归于“一”，而且首次回到了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之“原点”，也是“正点”，再不是永恒的“二元世界”，而是要“合二而一”了。这不能不说是黑格尔的功绩。但是，年轻的中国学者惠虎宇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发现，倒是真地令人感慨不已。因为，在马列中国，独尊马列，妄指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委实是大有人在，近年来一些所谓的自由派们一意否定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之一切，却绝不否定共产党的闹剧，似乎正在愈闹愈欢。

话说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年轻的学者惠虎宇确实在黑格尔的身上获得了惊人的再认识，或者说，本书作者正是因为对“当今西方人眼里早已在走下坡路”的黑格尔哲学，有了新的发现和见解，他才有可能将全盘抄袭和篡改了黑格尔辩证法“要害”的马列主义，予以准确而深刻的批判：

第一“是在对立统一规律上把‘向对立面转化中的同一性原则’改造为‘向对立面斗争中的斗争性原则’，以此得出社会历史运动的动力为“阶级斗争”，并且“不分善恶”。

第二“是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上把‘事物向自己的最初状态回归的圆形逻辑’改造为‘事物向更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线形逻辑’，以此推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

第三，“将这种‘辩证法’标榜为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此成为中共邪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也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民从小到大所学习的‘辩证法’”，故而“绝对的斗争精神，疯狂的专政手段，持续的暴力迷信，和骄悍的无理强辩”，在整个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片恶风戾气，已经毒害人心，侵蚀社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三，作者批判“一分为二”，主张“一分为三”

1949年以后，中国人可谓人人皆知“一分为二”，个个“会用”“一分为二”。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说，马列和中共的“一分为二”是浅薄的，错误的，甚至是相当可笑的。而“一分为三”才是实在的和科学的。

作者认为，马列主义完全混淆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一分为二”这一“低级思维状态”的关系，将黑格尔认为“在对立统一状态中，比‘消极理性阶段’还要低等的‘知性思维’”，即对“感性和理性，精神和物质，运动和静止，抽象和具体”等等的“一分为二”，当作“对立统一”关系的全部，却完全没有看到，“从对立阶段向统一阶段”的整个转化过程和最后转变过程，以及这个转化、转变过程的终结，和由这个终结所带来的“统一”即“合二而一”这样一个最后的结果。一个缺少系统的哲学知识和丰富的哲学素养的人，当然是很难找出马列这样一个“大错特错”的。

值得赞赏的是，作者不仅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出发，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了马列主义的“一分为二”理论，检讨了他的所谓历史由来，还特别指出，中共在简单而又无知地模仿和移植马列这个“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论时，竟然使“一分为二”在马列中国变成了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并因这个代名词，不仅将他们自己的“理论战线”搅得荒诞不经，甚至完全使他们的辩证法成了“诡辩”和“善变”的“同意语”，闹得凡马列中国的“雅士草民”们都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个所谓的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立场，观点或方法”，来指导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切领域，闹出了太多的笑话，更酿就了无数的悲剧。甚至到了今天，还能够用它来为万恶的共产党涂脂抹粉——因为对中共也要“一分为二”呀！——虽然过去可是绝对没有人敢说要对中共“一分为二”的。中共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是中共也有很多的好处呀——这才叫“一分为二”嘛！作者的批判和讽刺是深刻的，也是令人伤感的。因为中共的“一分为二”，为他那个政权的苟延残喘，居然也起到了“救命稻草”的效应。

然而，令人饶有兴味是，作者不仅是一个“一分为二”的批判者，还是一个“一分为三”的宣导者。作者说：“因为思维必然是针对某一个确定物件的，而在思维中产生物件的过程，就是把时空 ‘一分为三’的过程，因此，‘一分为三’就是思维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学（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所以，“‘一分为三’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和开始”。在作者的学术体系中，‘一分为三’被认为是思维逻辑的第一原则，作者还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逻辑单位就是‘三’。（参阅作者原作）。

也许，缺少哲学基础的读者读到上述有关“一分为三”的哲学语言，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但是，只要继续读下去，特别是读到“年轻人争论民主”和“法官审判案子，特别是审判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时，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人们必须学会‘一分为三’确定讨论物件的思维方法，否则，人们的对话就会（因盲目地运用‘一分为二’而）产生混乱。因而，“只有先确定了物件（一分为三），才能在物件内部应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物件。通过‘一分为三’得到的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其内部包含着“一分为二”的正反两部分内容，‘一分为二’只是在每一个确定阶段（确定物件）中才能应用的逻辑规律。”

我还想介绍的是，因为无论是西方哲学史上“二元思维”的“一分为二”，还是马列主义，特别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所荒唐利用的“一分为二”，他们都是用简单和低级的逻辑发展眼光来评断事物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忽视了发展关系的。说到底，这只是逻辑观，而不是社会的价值观。而社会的价值观所需要的评判标准同样应该是“一分为三”，即：善的标准，恶的标准，是非的标准。这是中国古典文化里一个重要的，也是极为正确的特征。因为，唯有这三个标准，才能够衡量事物的好坏，社会的进退，人性的丑与美，是非的对于错。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哲学观念上，马列和中共都将之弃之如弊屣了。因为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是决不允许人民真正学会这样一种“一分为三”的。而只要人们学会从“善/恶/是非”这三个标准来评断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国家时，那么共产党最后的“天堂之国”——马列中国，也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所以，作者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乃是一宗不分善恶的辩证法，也就正确无误。对此，作者在书中都有十分地道和风趣的论证，读者们完全可以一读而尽享。

由于作者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入，所以，作者十分骄傲地认为，“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逻辑也是受到了《老子》和《易经》的影响，是吸取了中华文化思想精髓后的逻辑产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而“从一到二到三的过程，也就是从“太极”到“两仪”到“阴阳中三态”的宇宙万物的实际演化过程，当事物形成一个现实形态时，必然同时显现出“阴”、“阳”、“中”（阴阳合和）的三种表现形态。”在西方哲学史上，不论是否有人认为德国的黑格尔对中国简直就是一无所知，还是有人认为黑格尔确实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很深影响，但是，我们都可以说，本书作者的说法没有错。

在作者的眼光里，西方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阶段，才算是和中国古典哲学“合一”了。并且这个“合一”的“时间差”几达两千年上下。其中的原委，不过是西方的哲学发展与他的宗教发展一样，在那漫长的两千年里，走了一段不该走的歧途而已。作者是富有民族精神的，他与许多学西洋哲学的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薄古人爱今人，不薄洋人爱国人“——这虽是我二十岁时给自己写下的座右铭，但是，将这句话用在本书作者的身上，或许是更加恰当。

四，作者批判反社会的伪科学社会主义和反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书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曾开宗明义地说，“一个科学的理论，应该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前提真实；其二，推理正确；其三，结论可以在某种实践方式中被验证。”但是，“如果以考察科学体系的三个基本原则来考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发现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提虚假，推理错误，结论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实践方式得以验证。显而易见，它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理论，而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得以构建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但是“剩余价值”论早已为“生产系统创造价值的原理”（请读原书）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科学地彻底否定了。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逻辑推理之错——剩余价值的前提，历史主体概念界定的混乱，推理中的逻辑不一致，实在是将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绝难自我解决”的理论预言，和由“经济利益决定论”所导致的，“从原始公有到私有，再由私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全部变成了历史的笑话。何况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尽所能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究竟能否满足人的利益需要和精神追求；而人的利益需要和精神追求，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否就是到了尽头；更是完全无从考证。这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之“无限线性发展”的所谓辩证逻辑，抛倒了“有止境却无以证明”的反逻辑境地。

所以，作者才不仅批判地说道：“‘科学’社会主义前提虚假，原理错误，概念界定混乱，推理自相矛盾，结论无法验证，与科学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完全背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体系。”而且还否定地说道：“共产主义颠倒了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基本关系，标榜自己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实则为一套反社会的伪科学体系。因此，它的理论体系不能通过正常的理性管道来推广和普及，只能推过暴力手段强制洗脑来逼迫民众接受，所以，‘谎言’（欺骗）加‘暴力’才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表现形式。”

当然，马克思主义除掉发明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创制了一套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充满着绝对的“反动性和倒退性”。因为，当欧洲十九世纪正在朝着“民主政治兴起，自由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多元，和民族精神焕发”的方向发展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彻底地违背了时代的精神，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重新呼救正在迅速走向死亡的专制政治，鼓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残酷地叫喊“要消灭私有制”，企图彻底灭绝正在迅猛发展的自由经济；吼叫“要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企图用斗争和专政的方法来剥夺所谓敌对阶级的一切利益，“否定社会正在实行经济利益要均衡分配和公平分配的实践与方向”；嘶喊“要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企图以马列文化和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精神来消灭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传统”，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党能够对全人类实行思想统治和政治统治的罪恶目的。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唯物主义里，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和“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就是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大阶段”学说。这个学说，说到底，就是马克思要从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谓“不同阶段”的“必然对立关系”为出发点，即所谓的“两大阶级关系”，来划分人类发展的五大历史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诚如作者所分析批判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五大阶段”论里，既然奴隶社会是由“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关系”来界定的，那么封建社会就应该是“由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关系来界定”，但是，“奴隶制度是以阶级特征来标志的社会形态，可封建社会却是以国家管理方式来标志的社会形态”——它的形成原因，更非“君主和封主的对立关系”，而君主与封建主又完全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关系，而是国家管理方式的一种发展或选择，因而，“在同一个公式里搞出两套体系，两套标准”，岂不是过于地荒唐和滑稽了！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难怪作者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又有谁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呢！”

更何况，“奴隶制从其产生开始一直延续至近代，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存在过，它一直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内的各种复杂人身关系之中，直到近代民主革命成功后，在法律上保障每个人的平等与人权时，才被正式废除，美国也是在19世纪后半页以后才逐渐废除了奴隶制。”对此，我想多说两句的是，且不说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不也同样是直到1861年才因不得已而废除了农奴制度吗？至于制造了“专制复辟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竟在1949年的大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更加残酷的农奴制度，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才在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的岁月里，废除了“中共农奴制的政治形式——人民公社制度”，却仍然用“农村户籍制度”，先将中国十亿农民锁定在乡村，然后才允许他们做“盲流”，做“农民工”，做“超生游击队”，直到今天，竟又将他们和他们的“苦二代”叫做“低端人口”，任意压迫，剥削，欺凌和“驱赶”——最近发生在中共首都的驱赶300余万低端人口的暴行，便是今日中国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的血色铁证。

所以，作者才会在书中愤怒地谴责说：“中共——在篡政后任意杀戮中华儿女，杀戮抗日英雄，掠夺国民财产，毁灭华夏文明，使十几亿人失去自由做了现代奴隶。中共并以释放所谓的政治犯和外国民主政府讨价还价，逃避正义之声的谴责。中共还生产了大批御用学者，以马列主义思想洗脑国民，强行灌输历史‘五形态’之毒药，让人民误以为中共建立了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以掩盖中华亡国以及中华儿女全部被奴化的本相。”读斯言，谁又能够不承认“作者句句是事实”？

最后，用我多次在讲演中说过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本身就决定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一门反历史的“反动哲学和专制复辟理论”而已。因为，一切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革命”和建构的共产主义国家，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时代——欧洲十九世纪进步历史的全面反动和可怕反动，而且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历史上所有旧专制政治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个评价的正确。所以，今天来读惠先生在哲学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批判，也就会感到更加的“到位和彻底”。

五，作者批判“阶级、立场、斗争、革命和专政”等恶论

我在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导论》时，就已经写到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其中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扭曲为”对立面的绝对对抗“，而完全抛弃了更重要的“转化”及其过程，也就是向“统一”（调和）的发展。因而，“阶级划分和阶级对抗”，“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血腥政治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造反理论，便不仅“问世”，而且残酷地“行世”了。

不过，我只是简单地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批判而已。而惠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却是从纯哲学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危害最深的“阶级、立场、斗争、革命和专政”学说，予以了准确而又深刻的理性批判。他首先从西方正统的矛盾学说，特别是黑格尔辩证矛盾学说出发，否定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对立统一”哲学的抄袭或歧变，从而否定了马克思那一整套所谓“阶级对抗”的反动邪说。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由多矛盾体系来推动的”,因而也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来共同推动的”，而不是阶级，不是依靠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更不是依靠一个阶级推翻、专政和消灭另一个阶级来推动的。第三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式，究竟是斗争还是调和？他认为是“调和”。

所以惠先生才会认为，“人类社会是以基本的伦理关系而存在和维系的，以此为基础构建的道德礼法原则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阶级斗争，而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利益集团的利益（包含阶级利益）不是靠统治地位来维护的，而是靠多方认同的制度来保障的。”所以，“矛盾双方之间以对立的姿态存在，却以相互认同、相互妥协、相互承认的方式而运动变化，这种运动的实质就是接受对方，认同对方，所以也叫做向对立面转化——用中国文化的术语解释，就是老子所讲的‘反也者，道之动也’”。

依惠先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是“反向而行”。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界定的“阶级关系”范围内，“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划分两大对立的利益集团，这种对立性集中表现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一个集团占有了生产资料，另一个集团就不可能再染指，因此，这两个集团的对立关系是不可调和的，表现为阶级斗争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靠这两大对立集团的阶级斗争而实现的。这就是马列‘阶级分析法’的全部重要内容。”

于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就伴随着阶级的严酷划分，制造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并在严重的阶级对立中，又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然“为我所用”和必须“为我所用”的“立场论”，去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敌对阶级”的残酷无已的斗争。因为“划分了阶级，就等于划清了立场；而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就必须首先坚守划定的立场”。也就是要求他们所属于的“阶级”必须坚守自身的阶级立场，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立场，也就是“一切利益都必须属于共产党”的立场，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胡锦涛语）的流氓口号下，必须对他们的阶级敌人进行残酷甚至是血腥的的斗争，不仅要战胜他们的敌对阶级，消灭敌对阶级的肉体生命，改造敌对阶级的精神生命，剥夺敌对阶级的全部利益，还要永久地专政下去，无情地剥夺下去，直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整个世界”，已经全然地和“永不变更”的成为他们独家的世界，从而能够“红一代”“红二代”和“红三代”……地永远霸占下去。而这个由马克思主义所描绘和实践的全过程，均被称之为“革命”——即要革掉整个“旧”世界和霸占整个“新”世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本书作者正是对这样一根“阶级，立场，斗争，革命和专政”之反动而又血腥的理论链条，在哲学上做了极为合理而又充分的理性批判。如前所说，作者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制造了黑格尔“对立统一”理论的歧途，批判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阶级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学说，特别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党在哲学上蓄意混淆“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并以一党的“价值判断”破坏甚至取代“普遍人性原则”而建立的共产党“立场论”，揭穿了共产党及其政权“维护丑恶，横行天下，破坏传统和文化，糟蹋人心和社会，阻挡历史正常发展”的本相。可以说，作者对共党“立场论”的批判，实可谓鞭辟入里，句句命中要害，读来可以令人咬牙切齿，也可以令人捧腹作呕——却又深嵌着深刻的哲学分析，严密的理论探讨，与大陆人民的实际生活密不可分，更与中国的前途休戚相关。

同时，作者在对马列和共党这个理论链条的彻底和全面批判中，并没有忘记大陆人民要追求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社会的希望。如此他才会说，“人类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良性、中性、恶性三种状态，表现为和谐关系、共生关系及斗争关系”。所谓和谐关系，就是“天人合一或致中和的状态，以无为或中庸之道为处世原则”，这是中国人在1949年以前5千年文明发展历史上所追求所遵循的关系。而所谓共生关系，乃是追求“平衡状态与制约状态，以利益共用为矛盾运动的调节原则”，这是西方历史，特别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中所苦心追寻的“公平制约”关系。而所谓斗争关系，则是要在“冲突与对立状态中，以消灭对立面为其思想行为的指导原则”——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所一心要确立和维系的强盗逻辑。显然，作者言之有理。

但是，作者说得更为恺切的是：“西方文化传播中华时是正邪两支同时传入，正的一支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政治相结合，发展出三民主义，缔造了中华民国；邪的一支，与传统文化中的最坏的部分‘厚黑学’相结合，发动和发展了共产革命，毁灭了中华民国，制造了现有的马列魔教帝国”。而我们应该追求的则是，“自由的利益主体，平等的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意味着竞争的起点相同，最终体现出‘能者多得’的公平原则），相互尊重相互妥协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如果再加上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格约束和提高，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有德有利’社会关系。”

应该说，惠先生在对三种社会关系的论定和批判中，确实找到了未来中国社会理性发展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淡化阶级，消泯斗争，和解共生，建立一个“既有道德，又讲利益，更讲民主法制”的进步社会。而这个进步社会到来的前提，则是必须彻底铲除马列和中共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恶果，以结束“对抗”和“绝对对抗”，转向“调和和统一”，否则我们将很难达成普通民众久已怀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

我在这里仅仅想补充说明的是，由上述可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不要“调和”即“统一”的，是要“对抗”到底的。而我们在反对共产党的残暴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当然无法“和那个从不知道妥协和让步，只知道迷信暴力专政的共产党实行调和，实现统一，而是要被迫经过斗争，甚至是不得不经过武装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去逐步地实现“调和”。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原来一方的主要敌对力量已经被消解，甚至被消灭，也同样需要对其广大非主要力量的“和解”即调和，也就是建立“共同”的社会新秩序和“平等”的利益分配关系，并且要求整个社会“要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原敌对势力所应该占有的利益”。而不能再像共产党那样，以斗争，专政，消灭自己曾经的敌人和霸占敌人的一切为己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消解敌对的矛盾，避免继续发生“绝对对抗”和社会混乱，甚至混战，而求得新状态下的一种新平衡，即“对立统一”状态的继续呈现。回到现实来说，就是在对共产党不得已的对抗获得了成功之后，我们也只有遵循这样一个法则，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重建民主秩序，并迅速地获得真正的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

六，作者论“中华文化与人类理想社会形式的天然联系”

——兼评“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什么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形式”?

可以说，这是自从人类开始走向文明以来，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国家的贤哲们都曾探讨过的大问题。而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也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民或国民都曾怀抱过的渴望，自然也是东西方所有“向善”的“王者”们都曾经希望实践的治国理想。

然而，不幸的是，至今东西方还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实现了这样一个理想境界。虽然，同时代的各个国家正走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的正在试图走向这个境界，有的却还程途漫漫，有的竟走上了歧途，有的正在与这个“理想社会”背道而驰，一步步地将自己的人民推向无边的黑暗。人类发展的“永久性不平衡”现象，将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搁置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境界”和“历史阶段”，其根本原因，自然是与东西方甚至是许多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的历史，体系及状态有关。而就东西方文化体系而言，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在全球三种文化体系中，西方文化追求利益平衡和共用，马列主义追求利益垄断和独享，唯有中华文化追求超越利益层面的道义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换言之，就是西方已经走在民主和自由的正路上，但境界还有待提高；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高境界的社会追求，今天却堕落在西方马列文化的不堪境界之中而难能自拔。

这又是怎么回事？作者运用“社会系统论”的原理（注释2），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他说：“要是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结构，是在器物、制度以及精神三个层面上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提升和完善。……若要从人的道德来讲，人的道德属性（精神属性的高级部分）和社会的良性结构必然要达成高度协调的统一”。而“在社会系统中，由于人具有精神和意志（要素的性质），人可以决定社会系统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人和人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因此，在社会系统中，居内核的文化理念（思想形式和价值观）决定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基本制度决定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决定着生产系统的效力（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这个系统层次制约关系的基本原理，体现着天道（在人间表现为正的文化理念）对历史演化的支配和制约关系，在顺天和逆天的此消彼长中，人类社会演绎着治乱回圈的历史规律。所以，道法自然、敬天知命、少私寡欲、重德修身的“天人合一”状态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返本归真’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然而，根据惠虎宇的论述，西方哲学一向存在着的四大基本问题，又阻碍了理想社会形式的进一步提高。这四个问题，一是“有限和无限的问题：西方哲学使用无限思维，产生了‘二律背反’，使逻辑混乱不可收拾”。二是“一元和二元的问题，使用二元思维，产生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造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三是“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内求和外证的问题），由于不懂内证和外求的关系，所以产生了信仰（内证）和理性（西方的理性是外求的智慧）的对立”。四是“实证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由于不懂‘道器合一、道不离器’的学术原则，而产生了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的对立”。

而中华文化却因为“天人合一”的总体哲学观，自古以来不仅从不存在西方的四大问题，甚至早就解决了这样四个大问题。因为，“中华哲学的‘层次论’解决了‘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解决了‘一元和二元’的问题；‘知行合一、内证体悟’的‘认识论’，解决了‘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内证体悟的生命科学、道不离器的学术原则’则解决了实证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可见，中华哲学以圆融的境界完善了西方哲学所遗漏的部分，中华哲学正是西方哲学所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中华古典哲学却只是中华文化的启蒙之学，就不说：中华哲学以其“法无定法”为指导原则，昭示了对宇宙认识的不同层次和攀升；以包含着真正“主客一元、心物一体”的天然合一理论，揭示了人和宇宙是一种生命全息图式的对应关系。同时，不仅“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生命科学基本原理，使哲学在其领域里获得了最贴切的逻辑表达形式；还在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统一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在道德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中，使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应该指出的是，在西方哲学发展基础上因裂变和反噬而产生的马列哲学，竟然完全“扭曲了西方真正爱智慧的哲学传统，践踏了高级的东方哲学智慧，建立起一种全封闭式的和唯我独尊的反智慧学说体系，把人类最肤浅的经验认识（只依据感官与现世经验建立起的知识体系）作为绝对的真理来崇拜，从而封闭了人类思维向更高级领域拓展的任何可能性。”

由上述可知，究竟是哪一家的文化才可能通达“人类理想社会”呢？当然是中华文化，是从上古中国一直延伸到中华民国的中国文化，才与人类理想社会具有着本真的“天然联系”。虽然马列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入侵，占领，浸染和统治，暂时地破坏和颠覆了中华的文化，甚至用他们的“死亡文化”腐化着我们的社会，恶变了我们的人心，将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几乎推向了倒退的绝境，但是，我和作者都坚信，这在漫长而又悠远的中国历史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已。

然而，从外国来的共产党及其政权，这个永远骄纵成性，从来都不会知错认罪的党和政权，可不是这样看的。相反，中共向来就认为，是它，也只有它，才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了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它，才是中国大陆人民的“大救星”；是它，才为大陆人民建设了一个“新中国”。

现当代中国的历史，真地是这样的吗？

首先，马列和他们的中共，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伟大理想”?用他们自己的大话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的发展受这个客观规律制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品极大丰富、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差别，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美好社会，那时人们将遵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原则，过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生活，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今天，当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已经遭受够了他们的疯狂屠杀，彻底剥夺和无边的凌辱之后，还有谁会相信这个为马克思所制造出来的天大谎言呢？虽然如此，作者在他的书里仍然对这套所谓共产主义天堂的理论，做了十分凯切的理性批判。

其次，马列和他们的中共，究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其实，我们只要将共产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党”说清楚，道明白，就足以能够证明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大救星”了。

那么，共产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党？即使说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早已认识了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恶党，但是，作者对共产党的哲学批判，还是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第一，作者运用现代“非加和性”的系统原理（参阅注2），将共产党的组织和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对比，从而达到了“同一”的结论。因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一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绝对服从中央，不服从的要受惩罚”；二是“一旦加入，终身不能退出，若要退出就是背叛组织，要受到惩罚。”同样的是，几乎所有黑社会组织都是“一切成员绝对地服从老大，不服从的会受到惩罚；”同时，一旦加入，别想轻易退出江湖，自动退出会受到追杀。“真所谓”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其党性（该系统的结构特征）就是“黑社会性”，“其功能就是对社会上一切正常的生产、经营、劳动、教育、宗教信仰等等基本社会活动进行骚扰和破坏、勒索和控制。在党性的指挥下，个体党员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得首先履行党组织（系统）的功能，体现党组织的性质，党性永远高于共产党员的普遍人性”。所以，作者对此才特别说道：“共产党中‘有没有好人’根本无法动摇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不可以相提并论，试图以某些个体好党员来为共产党做辩护做宣传，就像试图以‘无毒的碳氮钾元素来为剧毒的氰化钾’做辩护、做宣传一样而显得的浅薄、无知、可笑！”（参阅注2）系统论的原理在这里确实成了批判共产党的最尖锐也是最贴切的理论，而作者对它的运用亦可谓“驾轻就熟”。诚如作者所言：“中国古代以儒家传统的伦理关系来构建国家系统，古代的西方以宗教神权来构建国家系统，现代西方以民主宪政来构建国家系统，惟有共产党以黑社会组织来构建其统治体系”。

第三，作者说，“共产党时常宣称自己是一个政党，是执政党，其实共产党和政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系统内，政党只是一个以组织参加竞选为活动目标的自由社会团体，竞选成功则作为执政党组建政府，执行宪法所赋予的政府功能；竞选失败，则作为在野党，履行宪法所赋予的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但是，绝不容许任何他党存在，也绝不允许人民自由选举的共产党，却“相当于把自身系统的结构模式放大到了全社会，把中央对党员的控制关系延伸到全社会各个领域（也就是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和每一个人），使自己的黑社会性质贯穿到了全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单元，也就是说使全社会都被黑社会化”，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全面的和“反社会的社会结构模式”。

第四，共产党之“反社会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就是他的整体黑社会组织“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则由共产党的教义……马列主义来决定，并由它指挥着这个黑社会系统的一切行动。可以说，黑社会组织结构是共产党的活性机体，而马列主义邪教教义则是共产党的中枢和大脑（灵魂？），组织上的黑社会性和理论指导上的邪教性，使共产党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了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和最大最邪恶的邪教集团”。换言之，就是共产党的一切行为取向，均有共产党的“思想意识结构”来决定，来操纵。所以，“马克思主义反哲学反智慧的理论认识路线及其反历史反传统的社会实践纲领”，才会将他们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统治推向反动、黑暗和血腥的极端。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如果要“从人性的显现状况分析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那么，68年来，中国人民无非都在做着共产党的“奴隶和人质”罢了！

再者，那就是“马列子孙”在中国的层层统治集团，究竟是为我们建设了一个“新中国”，还是制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恶政权”？对此，诚如作者所说，我们只需“回过头来看看共产党邪教集团统治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就可以真相大白。作者对此做了十分到位的总结：

第一，半个世纪来共产邪教集团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强迫人民“独尊马列”，毁灭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当今大多数的大陆人理解不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找不到自己的根，失去了民族自豪感与归宿感”。致使我们大陆人民不仅亡了自己的“民国”，而且亡了自身的“民族”。以至于“华夏大地上，礼崩乐坏，混乱不堪，法律的尊严被践踏，传统的道德资源被污染，社会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中华至善’的伦理体系被毁灭……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被破坏殆尽……整个国家系统全靠赤裸裸的流氓黑社会组织程式来运作，传承数千载的文明礼仪之邦竟然变成了冷血无情、虚伪狡诈的人骗人和人吃人的丛林社会”，已经“使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大多数人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不正常为正常，从根本上颠覆了宇宙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标记民族特性、维系民族传承的唯一要素。文化一旦改变了，这个民族也就改变了，文化一旦失传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中华民族传承了黄帝开创的古代道德文化，所以才称为炎黄子孙；同理，那些奉马列为祖宗，传承了马列所开创的阶级斗争文化（包含其一整套的哲学体系）的人，无论他血缘意义上的人种，政治意义上的国籍等非文化因素有多大的差异，在民族归属上都应属于马列族的族员。20世纪的一部中国历史主要就是华夏族与马列族、炎黄子孙与马列子孙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其间发生了两次惨烈绝伦的卫国战争”（见下文）。作者的批判，读起来该会感觉到“何等的痛快”，虽然，它不过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快感”而已。

第二，彻底地剥夺了人民的“民权”，由之而将人民的社会政治权力——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爱民族，爱人民”之等等的社会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于是人民既丧失了对国家的主权，也就必然地丧失了国民做“人”的绝大部分权利。于是，没有民权保障的人权状态只能是每况愈下。就像二十年来那些在海内外蓄意要用“人权取代民权”的诱导者们那样，其目的就是要将人民的维权运动，绝对限制在“维护人权”的范围之内，从而绝不容许造成“因维护民权而必须挑战中共专权“情形的发生，使丧尽了“民权”的大陆人民只能够“维护人权”，而绝不能够维护民权。结果便只能是“越维越糟糕，越维人权越少，越维就越让我们的大陆人民失去更多的人权”。众所周知的乌坎事件，长期以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侵犯人权和剥夺最低人权的万千事件，特别是眼下所发生的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暴行，就更是十足地证明了了种种“只维护人权，绝不维护民权”的方式和手段，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阴谋合作”而已。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的人格尊严被完全抹杀，人权被等同于吃喝拉撒的自然生存能力，人的社会生活被等同于‘活着’而已，人的生存状态被彻底降到了等同于动物或略高于动物的工具性阶段”。

第三，“在共产邪教统治下，一切的学校教育都以马列主义邪教教义为核心，全面抵制西方真正的哲学传统与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共只吸收技术，却抵制科学精神），不但使西方文化的真正智慧被扭曲，也毁灭了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高级思维模式，一切的性命修炼都被当作伪科学与迷信而一概否定，所有的修炼团体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残酷镇压，六十多年的反科学反智慧反宇宙的唯物论洗脑教育，使多数大陆人民……彻底迷失在物欲和情欲之中，看不到自己的本性”。“共产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开放了最低级别的生理和经济领域，更高级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开放的内容，在共产邪教统治下，中国人只能讲究吃饭穿衣、发展经济和积累物质财富，其生存状况始终无法超越工具性阶段。“就不说还有多少民众生活在衣食难足的困境之中。——作者对中共的“改革开放”，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中共专制改良”本质的评价，真是“一箭穿杨”，干脆彻底。

第四，“在共产邪教侵害下，大多数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和人质的生活状态之中，在几十年的‘杀、抓、放、再抓、再杀’的回圈程式运作中，生存下来的人普遍患了对剥夺绑架者感恩戴德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把自己本应有的正常生活理解为施暴者的恩赐，完全忘记了人之为人所应该有的基本权利和生活状态。”这，无疑是我们广大民众对自身思想觉醒能力和能量的“自我压迫”，特别是造成了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们“萎缩不起”的时代性悲剧性格，对于人民反抗暴政起到了“自捆自绑自困”的不良影响。

所以，作者才下结论书说：“共产党不是民族的救星，而是中华的灾星，共产党政权即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中国，更不是一个新中国，而是宇宙之间最邪恶的邪教集团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与占领，共产党是附着在中华民族有机体上的癌细胞和肿瘤，共产邪教不灭，中华民族永远没有光明，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真正站立起来，成为自由、大写而高贵的人！”

所以，作者也才会感慨万端地说，“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反天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教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凶残、最无人性的流氓黑社会组织，它对中华民族的入侵不但建立了史上最严密、最残酷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而且毁灭了传承5000年的中华古国，使十几亿华夏儿女沦为它手中可以被任意处置、毫无讨价还价权利的现代奴隶和被俘人质。因此，推翻共产党统治，才能解放全中国；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而“这个新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

还需要我来详细地介绍作者对“中共自称建设了新中国”的批判吗？不需要了!因为作者的上述批判，等于是明明白白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谓建设新中国，就是“阻碍了近代中国由君主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制度的正常历史进程”——而推动了这个进程的主体，就是作者所说的：“辛亥革命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最后，我还必须向读者推崇作者的“系统中国观”。因为作者正是运用他的“系统中国观”，才不仅将“马列中国”斥之为“由外来反动文化篡立的外来反动政权”，而且将由孙中山先生“科学的三民主义思想”开创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推崇为真正的新中国。作者从哲学的理性批判终于走向了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充分肯定。这个肯定的出发点，就是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高度评价。他说：“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正是结合了传统王道政治的精髓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可说是东西方文明的完美融合。它在权力来源上以现实的民意取代了传统文化中抽象的天意，更具有操作性与公正性，此为民权主义；国家治理上依然遵循传统的王道政治，宣导仁义与民本思想，此为民生主义；而追求国家独立，维护民族利益，延续民族血脉的思想化为民族主义。此三民主义‘被西方誉为与圣经，英国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并列的人类四大文明成果’，可见其巨大影响。三民主义它纵接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我民族世代所传的精髓之所系，是一脉相承的血统；而横连英法美之西方人权运动民主政治的英华，与时代相接轨，是真正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而在民族主义里提出了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历史任务，符合了当时中国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惟有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我中华建立民主宪政共和国的唯一指导原则！”作者是用他的“系统中国观”，也就是他对“中国历史之整体发展”的高度认识为基础，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结论。而这个科学的结论，对于我们今天志在“民主复国”的艰难奋斗，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此，我仅想补充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同样为我们今天决心‘驱除马列，恢复中华’留下了历史性的指导方向。这与作者在历史上将1945—1949的“国共内战”，看作是“中华民国的第二次反侵略民族战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为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认识和判断的正确。至于作者在书中对“系统中国观”的论述，依我之见，就像全书一样，委实是“值得认真一读”。

结 语

是该写结束语的时候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写。因为我原来只是要为这本书写一篇短短的序文，现在我却将这篇短短的序文写成了一篇长长的评论。不仅我自己没有想到，大约作者也绝不会想到，我会为他这篇“序”下如此大的功夫，甚至将“序”变成了“论”。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年轻人惠虎宇的这部《魔教哲学批判》写得实在是好。好在哪里？就在他用系统的知识和新颖的理论驳倒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种种荒谬性，不仅联系实际，而且弘扬中华，为现在已经开始的，未来将要大大发展的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彻底和全面清洗”，和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新回归和努力传扬，不但做出了表率，而且做出了难以磨灭的成就。这对于推动当前大陆人民对于中共残暴统治之现状的反抗，特别是对那些有志于“革命推翻共产党”的志士们，将无疑会起到“思想理论武装”的作用。对那些一辈子被别人灌输了马列，又一辈子向别人灌输过马列的中国知识界人士，更会起到警醒式的很大影响。尤其是为我们已在觉醒的几代中国人誓言不再做“马列子孙”，而要重新做回“中华儿女”的志气，奠定了哲学批判，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即“理性批判”的基石。

惠虎宇先生在我的心中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李后主”了，而是一位敢于“虎视”整个中华“马列哲学界”的年轻哲学家。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有更多更深的理论造诣，既要做成一位哲学的方家，更要做成一名人民自己的“革命思想家”。因为，他有这个素质，有这种才华，也有这个意志。我期待着他将有更加了不起的著述问世，到时候，我再来拜读，再来领教，再一次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为一位“内行”人写一篇短短的序，去推崇他的新成就。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年迈的我，或许是再也写不出这样的长篇大论来了。

祝惠先生继续成功！

注释1：文中的所有引文，均引自《魔教哲学批判》一书，并均为简体字版。

注释2：作者简介“系统论”：现代系统论起源于20世纪的西方，是由贝塔朗菲所创立的一种突破西方传统分析-还原方法论的新世界观，他具有整体思维的特征。在今天，系统论已经成为当世学者研究认识复杂物件时必须掌握和使用的基本科学方法。什么是系统？所谓系统就是由若干要素通过非加和性作用而组成的一个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有四大特点：①系统是由要素构成，即系统有其特定的组成成分；②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是通过非加和性作用而结合在一起的，即系统不是由组成部分简单的代数叠加（加和性）而形成的整体，正是非加和性作用使系统出现了要素所不具有的新功能，所以也有人简单地称系统的这种特性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③系统具有特定的结构，即由于非加和性而形成的、要素之间的特殊联系和相互作用；④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即系统由其特殊的结构、而显现出的特殊效用（结构决定功能）。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理解系统的这些特征：我们知道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的，氢和氧是组成水分子这个系统的要素，以要素的功能来看，氢是可以燃烧的，氧是可以助燃的，但是由这两种要素构成的水却既不可以燃烧也不能助然，反而是灭火的。在这里，系统展现了和其要素完全不同的功能特征，这说明，由于氢和氧的非加和性作用，形成了水分子的特殊结构，从而使水（系统）产生了氢和氧（要素）所不具备的新功能，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义，同时也表明了系统和要素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再来看一例，氰化钾（分子式KCN）是一种剧毒物品，但是组成氰化钾的成分碳氮钾三元素本身都是无毒的物质，无毒的物质为什么能组成有毒的物质呢？这也是由于在形成系统时，要素之间发生了特殊的相互作用，从而使系统具备了特殊的组织结构、展现出特殊的功能。那么，回到本章的开头，作为要素的共产党员在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共产党——时，党员和党员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作用？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又使系统形成了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最后使共产党这个巨型社会系统显现出什么样的功能特征？这正是我们基于系统科学方法要回答的问题。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有机系统，人是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在《伏魔十三式》第5式中，笔者曾经论述，依据道德品质的好坏，人从道德表现上可以划分为道德人、利益人、利益流氓（道德败坏的表现）三种类型；而社会系统从结构的优劣上可以划分为良性、中性、恶性三种状态。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