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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工商改造）手段
欺骗工人的“四马分肥”
公私合营后果
公私合营实质
公私合营（工商改造）手段
在共产党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开始全面实施在其党纲，并仅用7年的时间就消灭私营部门。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夹心化”——在原材料、资金和销售管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特别是企业现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人工厂的利润多少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
苏共夺权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中共吸取教训，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给中共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一分钱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国有苦说不出。对本国的民族企业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杀。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
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即绝大多数资本家为“待罪之人”。
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企业由企业家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后来国家对资本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一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绝种”——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日至11日）
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出乎预料。之所以公私合营进展如此之顺利，不是资本家心甘情愿，而是经过“五反”，资本家已领教共产党的手段，已经不敢说不字。
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夜之间这些财产收归国有。
因此，公私合营定息赎买可简单概括为：
1.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
2.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3.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4.再把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代替“四马分肥”分配原则。
5.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有制。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即先是不公不私，再是大公小私，最后是大公无私了，完成对资本家财产的掠夺。
在公私合营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激化为敌对势力。即：一个是剥削阶级，另一个是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公私合营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
共产党就是要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实质是归它们所有），但由于中共大部分是土包子，农耕当时没有多少技术性，故先搞土改，对地主则是夺其财，害其命，对资本家则是分步走，待熟悉工商运作后，夺其财，反抗及不满者则害其命，沉默者留一些路费，但其子女在就业，婚姻等方面同地主子女一样备受岐视。
欺骗工人的“四马分肥”
中共为了拉拢工人与资本家斗，如同土改时先分给农民土地后再收回的手法如同一辙，这就是“四马分肥”。
所谓“四马分肥”是指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各占四分之一左右，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即从私合营企业的收益分给工人一部分，表面上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以骗取工人对公私合营的支持，但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四马分肥”这骗人的中间产物也不复存在。
公私合营后果
当时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这一斫伤经济元气的举措，使得中国经济竞争处于劣势，最后经济到了“崩溃边沿”，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这一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
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系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
其次，对于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如精打细算，生产品质优良的名牌货，注意产供销资讯，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等，不仅没有看作“民族遗产“加以保留，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定了，以至中国至今没有驰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这种做法还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很不平衡，严重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广西由于在高潮中对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农村初级市场的小商小贩排挤过多，而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工作跟不上，造成小商小贩经营不下去而失业，农民要卖的东西卖不出，要买的东西买不到，严重阻塞了城乡物资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
最后，传承中断，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当局持有，失去家族传承。也有不少企业在国有化后, 产品品质越来越差,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被合并消失。另外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老字型大小，因国企经营不善、管理和销售模式陈旧、员工无积极性等各种原因，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转制前或转制中倒闭。
公私合营实质
1953年到 1956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所谓的赎买，公私合营私股的核定是由政府来进行的，核定的多少由政府说了算，资本家对自己的企业的价值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共说多少就是多少，同时，对于企业的无形财产，如商标、品牌、技术秘密等都忽略不计。
当时，全国的私人企业清产核资为24.2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实际上是掠夺政策，如果硬要说有买卖的成分在里面的话，那就是强买强卖。
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因所谓私藏枪械被枪毙，“荣和烧房”被没收，只补偿500元，说他的固定资产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这荣和产的酒一瓶就卖两块银元。以它的产量和那种规模，怎么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还以1.5万元拿走“成义烧房”；2.5万元拿走“恒兴烧房”，三家民企被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
在改造运动的高潮期，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锣鼓震天响，但民族资本家们的心却是在流血，当时有人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1966年9月30日，定息停止发放，中共当然不会真正甘心付息赎买，抢掠财产按计划分步走，文革的抄家的高潮为1966年8月底，9月，10月，实则要把这些付息的钱及资本家的家底都迫不急待地“抄走”。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