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4月28日讯】张謇幻想实业救国而忽视政治变革，幻想清廷立宪而忽视革命选择，幻想政治形势而忽视自身立场，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而忽视复辟帝制，幻想以名求利而忽视壮大实力。他依附于强势集团，没有自立自强的勇气，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也无法推动政治转型。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商人在企业经营、商人参政上有一定成就，但不是成熟的企业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一、幻想实业救国，忽视政治变革
在政治专制下，张謇希望实业救国，这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来保障市场经济，实业救国是不可能的。他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这是短视。
第一，幻想实业救国。19世纪末，张謇等人希望以发展农、工、商、交通等实业来救国救民。张謇提出：“中国人数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 在士大夫”。的确，商人举办实业对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消费产品有一定作用，但所能帮助的人是有限的，认为实业能救国更是幼稚。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专 制，不解决此问题，不可能让民众生活更好。而且，商人在蛮横专制者面前是弱者，不但救不了国，反而自身难保。
作为商人，张謇“务实”，“做一分是一分”，缺乏全盘思考。在1898年义和团事件中，张謇是东南互保促成者之一，使东南免遭战火。清政府向其他国家宣战， 是错误的；而其他国家是应战，是正确的。而且，清政府弱，其他国家强，所以东南互保是务实好选择。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你不能无条件把“务实”推到其他领 域。由于清政府是专制政权，蛮不讲理，你不能把维持专制当做务实好选择，幻想清政府能很好地保护商人利益。清政府压榨普通民众，使国内市场凋敝，不利于商 业发展。而且，清政府也无法保护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正当权益。商业逻辑讲究一分钱一份货，但政治逻辑讲究全局与策略。
“务实”的张謇不喜欢“务虚”的孙中山。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张謇为实业部长。到任后，张謇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在当天日记里，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不知崖畔”，认为孙中山太过浪漫、不知分际。其实，孙中山虽未曾躬身实业，但也为革命孜孜追求，在困难中前进。先不论孙中山的行为是否正确，但起码他认识到了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在眼界上高于张謇。
第二，忽视政治变革。张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比如大生纺织公司从商部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特权。所以，他们认为从专制到民主的革命 代价太大，将破坏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损害商人利益。其实，革命在短期内会带来阵痛，会暂时冲击商人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民主政治会带来更稳定的社会秩 序、更发达的市场，也能保护商人财产，这些都有利于商人。
张謇忽视政治变革，就较少去累积政治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因此，张謇宁要帮助他人军队，也不会自己去组织民兵或军队。1911年11月，江浙联军攻下南京 后，张謇派人送去50头牛、1000瓶酒、600块银元、1000袋面粉和1000匹布。在这点上，张謇不如同时代的广东商人陈廉伯有胆识。当时，北洋军阀、滇桂军阀轮番据粤，军队滋扰，匪患猖獗。陈廉伯看到了政治、军事对经济、财产的重大影响，所以他联合其他商人来组织商团，以军事来保护利益，参与政 治。1919年3月，陈廉伯出任商团团长，主张“寓兵于商”，宣布商团四大宗旨：一、实力保卫地方；二、认定本团为独立性质，无论如何不为政潮所左右； 三、联络团军，亲爱感意；四、力谋扩张及进步。他在任内迅速发展商团实力，操练实弹射击、巷战等。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政争，商团维持治安，很得商民拥护。后来，陈廉伯的商团武装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但的确比张謇更有胆识。
张謇忽视政治变革，甚至反对政治变革。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曾经找到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希望派兵把革命镇压下去。张謇敌我不分，当然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1926年日记中，张謇说“时局又变，翻覆甚矣”。当时，社会依然动荡，市场依然凋敝，张謇的设想没实现。
幻想清廷立宪，忽视革命选择
当然，张謇也没有完全忽视政治变革，但只有清廷立宪一种选择，而忽视、排斥孙中山的革命。这是狭隘。
第一，幻想清廷立宪。1906年，郑孝胥与张謇等人在上海发起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是会长，张謇、汤寿潜是副会长，会员主要为江苏、浙江、福 建的商人，其中很多曾任过政府官职或具有官衔。预备立宪公会以“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公会印报刊，还开办法政讲习所以培育立宪人才，致力于商法的编纂颁行。
1910年，张謇等人连续三次在北京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清廷缩短九年筹备期，速开国会。清廷从最初婉拒，到后来制止，再到最后决定将“国会定限缩短三年”，为国会 大请愿运动画下句点。这引起了立宪派内部的分裂，张謇任议长的江苏咨议局为此致电咨政院，对国会提前成立表示祝贺，而如咨政院议员李素就说，“速开国会的 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显然，张謇的立场比较偏向清廷。
尽管张謇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特别是君主立宪抱有很大希望，但清政府并不理睬。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让立宪新政成为泡影，舆论失望。此时，张謇还决定赴京直谏摄政王，并请求批准他的中美合作投资计划。既然清政府已决定不再走君主立宪道路，张謇还一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就有点愚忠 了。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前途面前，张謇选择了个人情感，显得意气用事。
第二，忽视革命选择。其实，立宪、革命没有优劣之别，都是一种选择。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种手段，持开放性态度才是明智之举，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 死。如果选择革命，牺牲会更大一些，但更彻底一些；如果选择立宪，牺牲会小一些，还会保留君主，但君主权力受限制。就像现在的美国共和、英国君主立宪都是 民主制，没有谁优于谁的问题。
即使孙中山等革命派有缺陷，张謇也可以接触，对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主张提出异议，促使其改变纲领，探讨合作可能性。当双方合作，实力才能壮大，建立民主政 权，但他从来没这样做。的确，当时孙中山实力还不强大，但实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派可能会壮大强大，何况张謇也可以帮助孙中山壮大实力，但张謇也没这样 做。即使革命派实力不强，但清政府自身失误也可能导致革命。后来，清政府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制造社会对立，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张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勇气成为革命者，也抵制革命，而只认定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爆发证明这种策略或想法是失败的。
三、幻想政治形势，忽视自身立场
形势千变万化，个人也可以据形势调整立场，但调整不等于没有立场，不等于完全跟着形势走。张謇等人只是跟着形势走，而没有自身立场。这是无原则。
第一，幻想政治形势。张謇等人请求清政府君主立宪，寄托于他人，不可能引导形势，只能跟着形势走。所以，当武昌革命爆发，张謇等人反应就有些措手不及，比如革命会不会成功。在多变政治环境中，张謇等人没有预计、没有准备。
1911年5月，清廷宣布“皇族内阁”名单。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发。10月12日，张謇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 督张人骏派兵“援鄂”，镇压革命。10月16日，张謇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10月21日，张謇以江苏咨议局名义发出致内阁 电。可见，张謇还想挽救清王朝，痴心未改。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武装商团协助下，攻下道台衙门、县署及江南制造局。接着，苏州、杭州的立宪派宣布脱离 清政府。在此情况下，张謇转向共和。11月6日，他致电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趋于共和”，与革命派达成协议。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个月，张謇的立场跟着形势在不断变化：镇压革命到君主立宪再到支持革命。
第二，忽视自身立场。个人可以有手腕，但不能没有原则，不能成为变色龙。你应该认真学习，努力思考，权衡利弊，明确立场，再根据形势制定策略，准备各种方 案。如果当初张謇不那么反对革命，与革命派有所接触，就不会显得如此被动。在短时间内从镇压革命派到支持革命派，如此变化太过于迅速，显示政治上的不成 熟。如果说孙中山游走于南北军阀之间，那张骞也游走于清政府、袁世凯、孙中山之间。
而且，张謇曾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其实，张謇很热心仕途。1876年，张謇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处任军幕文书。1894年，张謇 成为状元，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民国成立后，张謇先后担任 过孙中山与袁世凯内阁的部长。可以说，张謇与官场有密切联系。如果前面还是父命难违，后面就是喜欢权力。商人从政是正常现象，不用遮遮掩掩。
讽刺的是，张謇自己立场可以变来变去，却不允许他人有灵活性。1912年2月，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想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孙中山 认为“合办”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的灵活之计，是必要让步和妥协，而张謇认为“合办”影响“政府利益”而反对。其实，汉冶萍是民国政府财产，所以总统有权决 定与外国政府合办。你不可能去外国政府借款，又不让外国政府得到一些利益。在当时财政短缺情况下，即使日本政府所得更多，也要灵活处理，而不能意气用事。 这是必要、恰当的，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
四、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忽视袁世凯复辟帝制
张謇寄希望于清政府立宪，结果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总统人选；又希望于袁世凯维护共和，结果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是错判。
第一， 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应试均未中，直至33岁才考取举人。在慈禧太后六十之 际，张謇撰写太后寿诞六十花甲轮流转返老还童千千岁、佛祖治国二圣临朝天地应大清江山万万年的贺联，被定为状元。而且，大生股份中有一半是清政府的官股。 所以，张謇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
袁世凯也出身于清政府营垒，还曾经与张謇在吴长庆帐下共事。再者，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而张謇是经营大生起家，彼此在政治理念上更接近，看重稳定、务实，对社会变革持抵制态度。张謇认为孙中山“不知崖畔”，因此只有拥有军权的实派力人物袁世凯才能稳定局面，实现自己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愿望。因此，张謇在南京 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任上真正关心的如何尽快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孙文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6日，张謇就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 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张謇在此后日记中写下：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所谓正难就是如何把权力如何从孙中山转移到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第二，忽视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与张謇早年有交集。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而张謇也在吴长庆帐下。张謇认为袁世凯年纪轻，应多读书。后来，张謇考察袁 世凯管理天津，对袁的评价是：“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狂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 也就是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行政事务却井井有条，是干事的料。因此，张謇对袁世凯寄于厚望，还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希望借助袁世凯 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其实，张謇混淆了具体改革举措与民主宪政理念的区别。也许，袁世凯在一些具体改革上可以做的有声有色，但始终是有守旧色彩的军人，可能变为军事专制，也有可 能复辟帝制，而张謇不愿承认或面对这一点。而且，在南北议和谈判上，袁世凯没有自己政治立场。只要能满足权力欲望、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变，从反对立宪 到支持立宪，从支持立宪到赞同共和。因此，张謇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上是危险的，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讲到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他与孙中山的关系。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张謇在南通追悼会上称：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虽然张謇这样说，但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不利 孙中山：起初，他反对孙中山革命；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借款；再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当总统。可说，张謇对自己、孙中山、袁世凯都缺乏清晰认识。
五、幻想以名求利，忽视壮大实力
在不成熟社会中，名气往往意味着背景，能在商业竞争中占据先机。所以，张謇以名求利，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张謇疏于企业经营，没有壮大实力，而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大生公司走向衰落。这是混淆。
第一，幻想以名求利。1895年，张謇以恩科状元的名气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的名义筹划在南通创设纱厂。1898年，纱厂动工兴建。1899年，纱 厂建成投产。在大生创业阶段，张謇办事踏实，所以能克服困难，创立纱厂。但在大生有所起色后，由于张謇的高知名度，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提供贷 款，大生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大生以45万两银子的资本成立，后来发展成总资本达3400万元的企业集团，其实是建立借贷基础上，给企业埋下隐患。
张謇尝到了高知名度带来的甜头，所以在南通做慈善一方面是为了建设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商业运作。只有企业具有高知名度，债权人才不会怀疑企业实力， 才能借新款还旧债。张謇自称：“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凡专门之校六：曰男初级师范学校；曰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附焉；曰甲乙种农业学 校；曰甲乙种商业学校；曰纺织染学校；曰医学校。……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总凡十有六所。”
时人见识“南通模式”后，说：“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 善事业之振兴。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从短期看，大生对社会有很多贡献；但从长期来看， 当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也无法对社会有长久贡献。
后来，当大生公司没落，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到1924年日本资金没来，美国银行借款也不成。日本与美国银行当然不会看张謇的名气，而看企业经营状况，考虑能不能收回贷款。
第二，忽视壮大实力。大生纱厂不但投注大量资金到慈善，而且在经营上“本小事大”、“急进务广”。比如，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计划，要把棉纺厂从两个扩 展到9个。再如，把企业集团办成封闭小社会。其实，多数企业缺乏竞争力，盈利困难。特别是，大生先后办起了40多个垦殖公司，而垦殖占据大量资金，且受海 潮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多数效果差。大生公司本来就建立在借债基础上，在短期内办如此多企业，更造成资金困难。
大生公司股本有一半是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长期以来，官股只拿分红，不参与厂务。后来，民国政府成立，依然没有参与企业经营。张謇也是大生股东，但所占 股份并不多。由于张骞是公司创办人，也具有高知名度，因此大权独揽，可以单独决定公司经营战略，可以任意抽调资金，股份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形同虚设。而 且，张謇花费很多精力在政治上，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熟悉，因此管理弊端丛生。由于张謇大权独揽，引起股东责难，张謇拔高股东红利率以换取支持。大生公司要 扩展企业，要办慈善，还要给股东高回报率，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在市场好时，大生公司还能维持；当市场变差，大生公司就会走向衰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忙于战争，这使大生公司有了广阔市场，带来了 “黄金时代”，赢利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使日本企业、银行摆脱困境。其后，日本纱厂在中国大量倾销，中国市场 棉贵纱贱。而当时张謇在政治上已失意，北洋政府不可能给张謇大规模援助，所以大生在竞争中失败。1925年，大生交由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经营。
张謇科举出身，对企业经营管理并不熟悉，任意扩张，还大权独揽，不是成熟企业家。虽然，他一时能从名气中获利，但长期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其实，其他晚清商人在企业经营中也有各种弊端。
六、结论
有 人认为，倘若张謇生活在政治昌明民主、经济开放自由、竞争公平有序的社会里，生活在“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社会里，会减少一些不太光彩或不得已 而为之的人生片段，会发挥聪明才智。笔者认为，晚清不良社会环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张謇等人才干的发挥，但其实晚清环境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糟。就政治变 革可能性来说，晚清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并不小。所以，对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失败，历史人物要负很大责任，而不能只是归结为外部环境。
还有人认为，张謇为近代杰出实业家以及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在社会转型中居功甚伟，无出其右。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的确，张謇对扭转对商人歧视、商人参政、企业经营有一定贡献，但在商业上不是成熟企业家，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幻想，没有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更无法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张謇等晚清商人本身实力不强，而且更缺乏自立自强的勇气，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势集团上。张骞具有很大局限性，不宜高估，更不应神话。
在创办大生时，张謇撰写《厂约》规定饮食，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这就是张謇一生的写照：小节出色，大节糊涂，也是很多晚清商人的素描。
——转自《议报》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