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4月20日讯】1945年8～10月的重庆谈判，乃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大契机、民主转型的最佳档口。重庆谈判表面上搞出《双十协定》，实质谈崩，重开内战，毛共夺国——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伟大毛时代”，前后至少六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二十亿国人非正常生存，包括今天习近平整出走回头路的“修宪”（搞终身制）、“改动中小学教材”（改变文革叙述），令寰内读书人一声潼关长叹！

有关当代国史重大关口的重庆谈判，大陆今天八十岁以下均被灌狼奶——只接触到中共版叙述，从资料到结论均被误导，正确判断当然只能建立于史实真相。

《双十协定》

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43天），重庆谈判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似乎射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曙光。但国共高层都知道，《协定》只能维持短暂和平，内战必定重开。因为，最重要的裁军未谈拢，中共未接受国府的“和平建国”，而是意在中原逐鹿，继续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双十协定》要点：

1、双方确认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中共承认国府领导地位，国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以对话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坚决避免内战。

2、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宪法。

3、国府解散特务机关，严禁司法机关以外部门有拘审处罚权，释放除汉奸以外所有政治犯。

4、中共缩编部队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

此时，国共都不愿承担“首启战衅”恶名，争扛“和平”大旗。《双十协定》虽打出“和平建国”横幅，但只是一份“和平”意向书，民主建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军队国家化、议席分配、政府组成……）均留给接下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尤其实质性的裁军，如此含糊，显存玄机。

此外，中共根据地问题上，国府坚持抗战前为中共占领的陕北保持不变，其他根据地一律收回（既然只是为了“抗日”）。但中共只愿交出南方13小块根据地（因很难保持），北方五大块根据地（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则寸土不让。

“彼岸”迷惑性

此时，由于中共尚在野，马列主义在中国尚为彼岸的“未来时”，朝野上下、左右士林都不清楚中共“坚决拿下中国”的决心，更不清楚尚未放出潘朵拉魔盒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英美知识界（如“中国通”费正清）也认为中共初心不坏，只是一批土地革命者，只想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西方汉学界仍将江西闹红译成“土地革命”。重庆谈判后期，北洋老吏、64岁的章士钊（1881～1973，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在毛泽东手心写一“走”字，政治倾向“一字了然”。

抗战时期，中共内修守战之具，外行扩张之策。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北对斯诺说：“无疑中国革命现在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通过抗日运动取得政权。”“假如抗日运动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独裁权几乎一定会被剥夺（丧失独裁式的控制）。”“抗日战争展开之日，乃是蒋介石开始覆亡之时。”克里姆林宫明确指示：利用抗战扩大部队，最终推翻国民党。1939年5月5日、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至少两次在党内明确方针：“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中共这一“抗战有利观”，甚至渗透这一时期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学士论文：“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但中共的统战与宣传一直做得很好，长期迷惑中外舆论。

关键的裁军

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重庆谈判”关键细节：国府额定全国军队50个师，中共要占19个师，国府最初给9个师，一直让步至15个师，只要求签约后立即缩编。周恩来同意，毛泽东不同意。主持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远比中共讲团结，更维护“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国桢（1903～1984）：

从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中央宣传部到政府控制的新闻界，都下令说不要发表有关共产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

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语重心长面谕：

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余人的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千余人的琼崖纵队亦未加围剿。而且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裁军。张发奎认为马歇尔明显偏袒中共——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主责在“共”

按《双十协定》，国府召集国民大会，1946年5月5日延期至11月12日，再推迟至15日，一直在等待中共出席。开幕后，55人主席团仍为中共留席九座。中共拒绝出席的理由：国务会议40席中得占14席（包括左翼党团），以便握有否决权（所有决议通过均需2/3票），国府同意给13席，认为只要你能争取党外一席，便可否决议案，中共坚不让步。

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提交的宪法草案“比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标志着委员长的思想进步了。”

马歇尔也说：

不幸的是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宜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可是宪法却已经把他们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进去了。

张发奎批评蒋介石败在战和不定——

不肯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然而又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就是他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们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而中共拒绝并进攻我们，我相信美国人会在军事上提供援助。结果是和谈破裂后，美国政府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并禁售剩余军火予我们，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因缺乏补给而影响士气，以致国军不战而退。

红士评赤国

重庆谈判未能避免内战，主责在“共”，次责在“国”——未能利用有利形势“艺术地”降伏中共，竟至败台，大陆赤沉。

2008年，前新华社副总编、1947年加入中共的穆广仁（1925～ ）：

19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既不知道史达林的暴政，也从未料到中共解放后一段时间实施的“左祸”。在我所接触到的那个同时代人当中，极少对他们当时的追求有所悔的……这就是我所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语深为感动的原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1946年加入中共、1957年右派、“六四”后开除党籍的许良英（1920～2013）：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但是，想不到我们后来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国家，我非常沮丧。

注释

1.（美）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179页。

2.（美）爱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北京）1973年，第70页。

3.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4.〈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1939-5-5）；〈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12-20）。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5.徐百柯：〈七十年前中国青年的理想与见识〉，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9-28。

6.《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0～194页。

7.《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8.《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6～330页。

9.（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2～163页。

10.《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9页。

11.穆广仁：〈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载《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29。

12.张敏：《穿墙的短波》（记录红色中国），溯源书社（香港）2012年，页192。

－－原载议报

责任编辑：萧明